“富二代”现象
台湾人气偶像何润东与内地新晋小天后景甜共同主演的时尚爱情喜剧大片《我的美女老板》已在全国上映。片中何润东与景甜上演了一出女追男的好戏，俊男靓女的养眼组合吊足了观众的口味，剧照中曝光的豪车豪宅以及女主角Emma的身份更是引发了关于“富二代”的不少争议。
其实早在数年以前，“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汇就开始在网络上蹿红。杭州骇人听闻的富家子飙车事件，使“富二代”再次粉墨登场，走入公众视线。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不少代表和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时髦的公共话语。
罗雪挥、潘丽曾在《新闻周刊》上指出：“一个靠继承财富，自然拥有资产的新‘富二代’阶层开始随着民企一、二代交班而逐渐形成。”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中国最早的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已经开始向子女们移交财富，“富二代”开始登上新中国的历史舞台。
纵观古今中外，“富二代”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的阶层，而何以当代中国的“富二代”们如此与众不同，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现象？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的市场经济行为文化、教育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
当代中国的“富二代”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后代。他们大多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继承数目可观的家产。父辈的努力将他们推上金字塔尖，成为没有经历过打拼的“社会精英”和“强势群体”。但他们往往不思进取、生活奢侈、骄纵妄为，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年有着巨大的影响。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富二代”现象还不是很突出，因为他们还没有长大。而近些年，在人们享受改革开放30周年成果的同时，“富二代”现象也越来越突出，使公众不得不产生焦虑。这些新中国第一批依靠合法继承取得巨额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青年人，由于身处特殊的时代，天然地成为了当代中国的独特现象。这种现象在家族企业最为集中的温州尤为普遍。
据统计，温州如今的民营企业家已超过15万人，40至50岁之间的占一半，50岁以上的超过了15%。40岁以上的如果按人均两个子女计算，那么温州一地15岁以上的“富二代”数量已达16万人左右，再过5~10年，这批人就将面临是否“子承父业”的重大抉择。
浙江大学教授、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2003年曾在浙江八个县市做过一个调研，312家企业中，2/3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这些企业2002年的销售收入都在500万以上。如果按照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那么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的新中国“富二代”将数不胜数。
眼下的这批中国“富人”，财富大多尚不及三代。陈凌介绍，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建国后对过去的工商企业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都是完全崭新的，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
同样，新“富二代”虽然有可能承继巨额的财富，但是仍然缺乏由富而贵的历史积淀，皆是从草根向富裕过渡的先锋军。他们承受了父辈在事业上更多的期望，所以对他们的教育被父辈列为头等大事。
“中国的富豪们目前在忙三件事，一是发展企业，二是与政府打交道，三是教育孩子。即使是很年轻的老板，也把培养孩子提上了议事日程，而80%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介绍说。他与众多的富豪们打过交道，结果发现大部分人把子女送到了国外，而且是最好的大学，比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有趣的是，文化素养高一些的往往把孩子送到英国，而相对文化较低的富豪父母则清一色把孩子送到了美国。
陆建华说，“富二代”脚下是金子做的垫脚石。这使得他们天然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这是一个马太效应，即越有资源的人，越可以利用资源为自己、为孩子创造机会。以让孩子受教育为例，99%的“富二代”进了最好的学校，而中产阶层二代不超过50%，大量的温饱阶层的孩子通过努力后达到的比例可能只有5%。这种资源的承继使得“富二代”在知识、技能方面远远领先，又客观上增强了他们的竞争力。无论是文化程度、眼界还是跟政府打交道的熟练程度，“富二代”都要比父辈优秀得多，他们的优势在于：再也不用从最底层开始。
“富二代”阶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陆建华认为，这意味着，在中国，不通过自我奋斗就成为有产者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财富的合法继承也将受到法律保护。而在生活方式上，蜜糖里泡大的“富二代”很容易就接受了奢侈品消费，而非温饱型的等级，这将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中产阶层消费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
陆建华的分析显然较为乐观。然而“富二代”毕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一称呼的背面尚有“穷二代”等参照物，即使“富二代”是否接班这样一个问题，也恐非仅限于家族内的事情，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像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富二代”们如何走出父辈所谓财富原罪的阴影？如何学习和认识中国式的政经关系的微妙哲学？如何来全面提高自己的技能、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么严肃和沉重。
眼下，社会上屡屡传出的“富二代”在公路上飙车伤人、生活穷奢极侈甚至“打包”变卖企业等负面新闻，使得“富二代”几乎与“纨绔子弟”画上了等号，社会上将“富二代”称为“扶不起的阿斗”的大有人在。“富二代”组织“接力中国青年菁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刚表示，计划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网上就迎来一片讨伐声，网友们不允许他们“换马甲”。社会对“富二代”的成见之深可见一斑。然而设法消弭积淀已深的负面影响、荡平社会鸿沟，不仅是“富二代”群体，也是整个社会当前要思谋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帮助这群人成长，一方面引导他们回报社会，这才是大家要做的“正事”。
办公室设在上海苏州河畔一栋别致小楼里的“接力中国”，一年多来吸引了100多位成员，加入的不单是企业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轻创业家。“这两股力量将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未来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长陈豪说。他希望这个组织里能走出像马云、郭广昌、柳传志、王石等这样的大企业家。
接班人之忧
成语有云“未雨绸缪”，俗话也说“防患于未然”，2008年7月，一份出自温州人事局课题组的《温州市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调研报告》称：“未来10年是温州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交接班的高峰——民营企业家队伍隐含着断层的危机。”一个月后，一项“秘密行动”开始实施——政府牵头为“富二代”接班实施培训计划。
温州市人事局下属的温州市继续教育学院史无前例地启动了一个培训项目，名称为“温州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虽然名为“后备人才”，培训对象实则是当地的“富二代”群体。
即将举办的培训每期8天课程、每人费用为1.28万元，温州人事局同时决定每人补贴8800元，学员仅需出一个“零头”。但“研修班”的消息放出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门可罗雀。
无奈之下，温州人事局向温州各行业协会请求“支援”——希望协会推荐、介绍会员企业的相关人员前来报名。最终响应的有10家协会。
温州人叶恺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老爸叶会昌是温州金属行业协会会长，叶会昌此前曾对儿子提过让他接班，可儿子并不感兴趣。无计可施的叶会昌正好找到了一个游说的通道，于是马上替叶恺报了名，交了4000块学费，送他去“洗脑”。
叶恺就像一位“驰援者”，他的到来对温州市人事局而言犹如雪中送炭。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8天的课程之后，他对接班萌生出了浓厚的兴趣。
温州市人事局启动“富二代”培训是受了“富少教头”茅理翔的启发和帮助的。当时，该局局长在宁波的一次会议期间到由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创办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参观，双方气味相投、一拍即合，由后者作为培训内容输出方到温州推进“富二代”项目。
位于宁波慈溪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学校，由著名企业家、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于2006年创办。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茅理翔为在有生之年将这所学院打造成中国家族企业的“黄埔军校”而倾尽其力。
自茅理翔之后，各地针对“富二代”的培训班层出不穷，开办层次也越来越高。就在最近的2010年7月16日，有300名“富二代”和部分家长赶到北京，参加由全国工商联宣传教育部和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主办、北京华商管理科学研究院承办的一个专门培训“富二代”的论坛。据悉，这300名“富二代”来自全国的各个省份，年龄多数在22到29岁之间，其中多数为男孩，家庭所属企业资产均在千万到数亿之间。主办方介绍，论坛共有三天学习时间，主讲人包括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江英等等。
各类培训班均侧重于训练企业家二代能够顺利传承和接班的技能，真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接班是“一学就会”的吗？事情远非这样简单。
首先，这些所谓的“富二代”是否有心接班尚成问题。
一项“浙江商人培养继承人的方式”的调查显示，37%的“富二代”希望自己创立一番事业，45%的认为目前自己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不愿接受父辈的事业。茅理翔也认为，中国家族企业未来的交接班是一个难题，是第一大危机，可能比金融危机还厉害，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未来5到10年，中国第一代民企的创业人，将面临着集体交接班的考验。在全球统计数据中，只有不到30%的家族企业能够成功交接给第二代。处理不好，预计70%的企业将会被淘汰，这是很可怕的。
其次，是否有能力或者能够顺利交接班也是一大问题。毕竟像万向集团鲁伟鼎、横店集团徐永安、方太集团茅忠群、苏泊尔集团苏显泽等二代精英只是极少数。茅理翔、茅忠群父子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家族企业交接班的典范。这段成功经历，茅理翔是这样总结的：“我们的交接班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下进行的，它有三个特点：第一，茅忠群是在我产生危机的情况下来接班的。第二，就是我们的交接班和创业是共同进行的，我们是在共同创业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来完成交接班的。第三，就是我们在交接班的过程当中，实质上是完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变革。”“首先是品牌。1996年1月18日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决心成为中国厨房电器第一品牌。这个意见是我儿子提出来的。第二是营销。因为第一次创业时，董事长、总经理、供销科长、推销员都是我一个人，到方太做品牌，全国各地有46个分公司，56个办事处销售员、促销员、服务员，从推销向营销的变革。第三就是管理，就是从传统的家族制转变为现代的家族制。在方太，我们变成了现代家族制，也就是说总经理是我儿子担任，儿子下面所有的干部全部是非家族制的职业经理人。”也就是说，成功的交接班一定是在企业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完成的，只有二代真正融入到创业、创造的环节中，不断与时俱进，才有能力肩负起父辈交给的重任，带领企业走得更远、更顺利。
最近，浙江省民营企业协会对企业家做过一项调查：只有14.5%的受访者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有38%的企业主愿意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企业；另有近一半的人表示“还没想好”。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在探索另一种接班模式，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模式，即不再要求由子女担负起企业的全部。他们的选择是，通过分家将财富进行转移，子女创办新的企业。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子女和父亲在产业选择、管理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别的情况。毕竟年轻一代在作创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新机会、新条件，因此不再继续上一代从事的产业应该说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有一种就是，企业做大了，引进较多外面的资金，引入新的股东，由纯粹的家庭企业变为股份制公司。接班人有可能只是持股，不一定直接经营，但他们会继续担任企业的董事长。这是一种家族所有和家族监督、外部经理人经营企业的模式。更为积极的是，将企业股权不断稀释，企业很大一部分变为社会资源，由社会来共同管理，子女虽然仅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因为企业获得良性发展，不断得到壮大，家族的利益仍能获得相当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