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雷米疗养院，深受幻觉与狂想之苦的梵高依然努力不懈。他自己说：“我越是理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的境界。”精神的分裂、理智的深刻达到了奇妙的统一，梵高将自己全部的人格注入作品中，出于无奈而成了狂人，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了存在的深刻。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虽生犹死的痛苦挣扎后，梵高37年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跪倒在麦地里，抬起头，仰面向着太阳，举起了左轮手枪，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一生之中有个时期，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像都是错误，而且对于所有的事物都不感兴趣。这就是所谓的万念俱灰，情思枯槁。我觉得这好像具有几分真理，你以为这分感情应该早日扬弃吗？我怀疑这也许是，叫我们深信在心中，而很快地等着好结果的一种憧憬心理。
——梵高
一个人很合群地夹杂在庸俗的人群中时，往往会觉得自己跟大家并无两样，但终于有一日，他会达到牢固的自我谛念的境地。他能很成功地培养自己的信念，那信念又会适当地支配他，使他能向更高更善的境地继续进步。
——梵高
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他是20世纪视觉艺术方面最有独创性、最全面、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一生画风多变，从忧郁的蓝色到多情的玫瑰色，再变回新古典主义，接着又变成超现实主义，他的每一次风格变化都引起画坛一片惊奇，他也都取得成功。他的作品对西方的艺术流派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881年10月25日，西班牙马拉加一位图画教师的妻子产下一个浑身青紫的男婴，助产士以为这是个死胎，便撂在桌子上忙着照料产妇去了。幸亏他的叔叔，当地有名的布拉斯科医生及时赶到，他经验丰富，判定婴儿并没死去，便立即着手抢救。过了好一阵子，婴儿才脱离窒息状态，“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开始呼吸人世间的气息。这个被宣判为死婴的孩子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毕加索。
毕加索来到世界上不久，便显露出他与绘画艺术的天然渊源。据说小毕加索学会的第一个音节就是“匹兹”，毕加索好像是在向母亲索要一支铅笔，以便用它涂涂画画，小毕加索的确很早就喜欢用笔在纸上画一些纠缠不清的螺旋形。毕加索常在父亲的画室找乐趣，一次他父亲嫌他太吵闹，给了他一张纸和一支笔，任由他胡乱涂画，可不一会，他竟完成了一幅“作品”，递给父亲，等待夸奖。他父亲看着纸上潦乱的线条，不知是何物，小毕加索居然发音含混地告诉父亲这是一块小甜饼。
自然，小时候对毕加索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父亲。他看到儿子对画画很有兴趣，就对他进行训练，先教他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接下来让毕加索学会吃苦，练习基本功。毕加索常常坐在父亲的画室，一边认真观察一边认真画画，画坏了从头再来。他的画在父亲的指导下和靠着自己的勤奋进步很大。
毕加索6岁那年，他被父亲送进马拉加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毕加索此时对绘画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同时他对普通教育的反感和抵制情绪也在与日俱增。他对学校安排的课程总是打不起精神去学，作业马马虎虎，能逃则逃，考试能躲则躲。他父亲对此忧心忡忡，生怕儿子的前途毁在这里，于是想方设法又把他转学到一家管理较严格的私立学校去，可他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改观。少年毕加索一进学校就垂头丧气，好像被关进了监狱。有一次，因为他把鸽子带进教室照着画被老师发现，挨了一通批评，他便赌气拒绝上学，后经他父亲反复向学校求情，最后总算对毕加索作出让步，允许他将鸽子放在书桌里面，默不作声地照着鸽子画，以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然而毕加索还是做不到不扰乱课堂秩序，有时他完成了一幅得意之作，便忍不住拿出来炫耀一番，作品会在同学手中传来传去。一次老师发现后，很不高兴，但等到他扫了一眼手中的作品，批评的话却堵在了喉咙中。老师也惊叹于毕加索的绘画技艺，他心想：“将这样一个小天才，关在课堂里学他不爱学的东西的确受罪，也是一种浪费。”而毕加索的父亲，此时却一直担心他的孩子将来会是一个文盲。
后来，毕加索终于考进拉科鲁尼阿的达古阿达工艺学校，就读于人物绘画班。在这儿的4年里，毕加索开始接触正规的美术教育，并尝试了一些严肃的创作。在拉科鲁尼阿的日子里，他别出心裁地创办了一种画报式的书信，以此同自己的亲朋好友联系，因为他的真情实感只愿也只能诉诸画笔。在画报中，他报道了当地的面貌和趣事，比如报道当地的恶劣气候时，他画了一男一女挤在一起，雨伞和裙子在风雨中飞舞。文字说明是：“狂风大作，把拉科鲁尼阿吹到九霄云外。”他还在画报的封底正儿八经地登一些广告，诸如“求购纯种鸽子”之类。
1895年，毕加索考进了巴塞罗那的美术学院。为了他更好地学习，全家也迁到这里。毕加索轻松地从初级班跳到高级班，但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师无论如何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他又“旧病复发”开始逃学。他并不是在逃避他不会也不想会的那些东西，而是此时他已把别人远远抛在后面了。美术学院的校长在看了毕加索的几幅作品后，终于理解了这个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经常缺课的原因。1896年，毕加索完成了三幅作品《第一次圣餐》《唱诗班的男孩》《科学与仁慈》，其中《科学与仁慈》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好评，并在马拉加全省美展上捧得了金像奖。在一片鲜花与掌声里，毕加索离开了巴塞罗纳，在那位救了自己一命的名医叔叔的资助下，他来到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顺利地考上了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但一进学校，他又感到失望了。毕加索永远对学校教育感到失望，他受不了那里的空洞、教条和死气沉沉，又开始旷课了。除了去学校的画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课程，天天泡在马德里最著名的美拉多美术馆，或者就到户外写生。
那位对侄子的前途寄于厚望，一心希望侄子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的医生叔叔听说毕加索逃学的事以后，便中断了对毕加索的接济。这样一来，毕加索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之中，他买颜料的钱没有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更不幸的是，饥寒交迫中他患上了猩红热病，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他卷起行李，回到了巴塞罗纳的父母身边。
此时，思想正统的父亲看不惯毕加索的行为也开始冷落他，但母亲鼓励和支持他，他又重新燃起了对艺术追求的信心。为了感激母亲，他把自己创作的作品的署名改为母亲的姓——毕加索。
19岁的毕加索十分向往当时世界艺术的中心——巴黎，再加上他与家庭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他感到心灰意懒。他决定到巴黎去闯世界，动身之前，他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他在人像的眉毛上连写三遍“老子天下第一”，便登上了北去的旅程。
1900~1904年，在巴黎的毕加索接触了各种艺术流派，在艺术上汲取到许多营养，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艰辛，但他并没被困难所吓倒，在艺术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他画出了一系列以蓝色为基调的绘画作品，比如《卡沙格马斯的葬礼》《蓝宝》等，由于这段时期毕加索穷困潦倒，生活不如意，使得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充斥着代表着忧郁、苍茫的蓝色，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他的“蓝色时期”。也正是这一段时间，他积蓄了抵抗困难的勇气和激情，开始了他不知疲倦的创作。这位穷困潦倒的画家，在当时除了他的才能外，几乎是一无所有。
1904年后，毕加索在他称为“洗衣舫”的巴黎马特尔山的斜坡上的拉维格南街13号连续住了五年。毕加索在这里经历了他的“玫瑰色时期”，并开创了举世闻名的立体主义绘画。“洗衣舫”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可是，在这里毕加索第一次堕入情网，穷困潦倒的生活从此充满阳光，一幅题为《沉思》的作品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幅水彩画中，一位青年男子正坐在床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一位熟睡的体态丰满的女子。毕加索的潜台词似乎是：无论多么贫穷，只要有了爱情，生活就会变得富足。
他的《演员》和《坐着的裸女》是玫瑰色时期的代表作。好在后来终于有人主动来买他的画，他的生活才终于得以改观。
随着毕加索名气的与日俱增，他渐渐富裕起来了，早期那种哀怨的小人物形象也从画面上消失了。毕加索进入竭尽全力研究绘画形式的新时期。他开创的“立体主义”绘画，在西方美术史上虽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由于画家注重的只是绘画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一时期，真正优秀的作品并不多。不过，作为一个终生追求进步的艺术家，在这一时期还是有着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例如著名的《亚威农少女》。
1937年4月26日，拥有7000多居民的西班牙巴斯达克省文化中心格尔尼卡遭受到佛朗哥指使的德国法西斯空军的突然袭击。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中，小镇被夷为平地，有2800余人惨遭无辜杀害。毕加索在巴黎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决定以这个事件为题材，创作大型壁画。6周后，毕加索完成了这幅他最著名的油画作品《格尔尼卡》，全画由黑、白、灰三色画成，画中的妇女、小孩、战士的尸体、着火的房屋和被矛刺穿的马（象征人民）等，无一处不是对法西斯罪行的血的控诉。
1944年，巴黎解放后，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这一政治信仰鼓舞下，他积极参加和平运动。《和平鸽》就是他应巴黎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的要求所作的一幅石版画。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期间，他又画了《朝鲜的屠杀》，以此来揭露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并进行强烈的控诉。
毕加索一生中画法和风格几经变化。也许是对人世无常的敏感与早熟，加上家境不佳，毕加索早期的作品风格充满了早熟的忧郁，早期画近似表现派的主题。在求学期间，毕加索努力地研习学院派的技巧和传统的主题，而产生了象《第一次圣餐》这样以宗教题材为描绘对象的作品。德加的柔和的色调，与罗特列克所追逐的上流社会的题材，也是毕加索早年学习的对象。在《嘉列特磨坊》《喝苦艾酒的女人》等画作中，总看到用罗特列克手法经营着浮动的声光魅影，暧昧地流动着款款哀伤。
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对于作品，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全世界前10名最高拍卖价的画作里面，毕加索的作品就占据4幅。
1973年4月8日，毕加索因患肺气肿逝世，终年93岁。据统计，他一生创作的作品总数在8万件左右。
无论我在失意或是高兴的当儿，我总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安排一切。一位画家爱好金发女郎，由于他们和一盘水果不相协调，硬不把她们画进他的图画，那该多别扭啊！我只把我所爱的东西画进我的图画。
——毕加索
以往，绘画是按累进的方式逐步来完成的，每天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因之，一幅画是一个加法的总和。至于我，一幅作品如同个减法的得数。我完成一幅画，接着就把它毁坏掉。但是归根到底，什么也没有损失，犹如我抹掉的一部分红色，它将在另一个部位重新出现。
——毕加索
后印象派画家高更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也与塞尚、梵高同为美术史上著名的“后期印象派”代表画家。他的绘画，初期受印象派影响，不久即放弃印象派画法，走向反印象派之路，追求东方绘画的线条、明丽色彩的装饰性。他到法国西北部突出大西洋的半岛——布尔塔纽，与贝纳、塞柳司尔等先知派画家一起作画，成为这个“综合主义”绘画团体的中心人物。
高更1848年生于巴黎。他的父亲克罗维斯是报社记者；母亲阿琳则是家庭主妇；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曾是著名的女性革命家、航海家、作家；祖父安德烈是一位版画家，具有西班牙血统；外曾祖父是秘鲁人。人们有时便以这种遗传性以及西班牙和秘鲁血统的混合来解释高更的性格——一个狂热于恋爱，为了理想而甘愿牺牲自己并且强使人接受的，温柔而无聊、天真而狡黠，犹豫而坚定的艺术家和诈骗犯。
在青年时期，高更当过海员，做过交易所的经纪人，闲暇时，他从事绘画和收藏。1883年，他为了把全副精力投入绘画，辞去了工作，随后即陷入了贫困。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反而更渴望逼寻强烈而单纯的艺术。
他最初研究的是农民的艺术，但农民的艺术并不能真正地吸引他。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欧洲。作为一个成员生活在南太平洋的土著人中间，自寻出路。他从那里带回欧洲的一些看起来非常粗野，非常原始作品，甚至他从前的一些朋友都感到迷惑不解，而那些作品恰恰是高更所需要的。大家都称他为“野蛮人”，他对这种称呼倍感自豪，他的色彩的用法以及他素描的画法也都是“野蛮的”，我们也许不大能体会这种心情，但是高更的作品中的这一特点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是高更奏出了19世纪的艺术新声。
高更在1881年的“独立派”画家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幅完全独创一格的画《裸体习作》。一位评论家在评论这次展览会的文章里写道：“这幅画显示着一个当代画家无可争辩的气质。在当代所有画过裸体的画家中间，还没有一个能够如此有力地表现生活的栩栩如生……这整个身体，这耷拉在腿股部的略微隆起的腹部，多么真实。”
1888年《布列塔尼的猪倌》这幅画里用的是勾黑边的色彩平涂，这些平涂面是彼此对立的，为的是不依靠中间调子而表现出空间感。有些色彩画得不能反映现实：林子是紫色、橙黄和红色，山是紫褐色，石头是粉蓝色，房子是白色和蓝色，猪是黄色，放猪的孩子穿的是蓝色和紫色的衣服。他称这种风格为“综合法”。确实，这里一片片颜色是像景泰蓝那样平面分布的。这是走向平铺形象而不要像塞尚那样表现空间与体积的相互关系，避免写实的刻画而集中注意力于艺术对象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