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几乎所有的人在说话和写作时都会不自觉地引用本民族历史、传说、文学或宗教中的人物或事件，即所谓“用典”修辞。因而中英文习语中也常有典故在起作用。运用典故不仅可润饰语言，使之丰富多彩，生动清晰，而且使人们更易于沟通思想，汉语中的“我们也不妨阿Q一回”和“她是薛宝钗式的人物”这样的话语含义十分明显，无需多加解释，原因就在于人们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特点耳熟能详。
英语中也有大量的口头流传和文字记载下来的典故，反映了操这种语言的人民所拥有的丰富文化遗产在其语用中的有效发挥。许多英语典故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来自英国文学宝库，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讲英语的人差不多每天都在引用出自莎士比亚作品的典故，但往往却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尽管莎士比亚的戏剧写于300多年以前，但是他的剧本中的许多台词流传至今。有些话已经成了日常英语口语的一部分。例如：forgive and forget（不念旧恶，不记仇）、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结果好就一切都好）、all is not gold that glitters（发亮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好看的东西不一定都有用）等等，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洞察力、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他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天赋在英语方面和全世界讲英语的民族的思想上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二、从深层文化角度审视中西方熟语的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语言能反映相似或相异的文化，而作为语言精华的习语，更能典型地反映出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异同。习语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固定表达，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习语，在某种程度上说，习语是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因此习语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鉴于习语的民族文化特色，英汉习语中完全对等的习语很少。一方面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属于文化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所有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语言文化中得到反映。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造成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差异。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有机整体论的观点。中国哲学中最主要的两大系统儒家和道家都把论证“天人合一”的理论作为他们的目标，并用这种关系去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对立统一，顺应自然的特征。汉语成语、习语、谚语中出现了许多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例子。如“乐极生悲”，指欢乐到了极点，将转而发生悲伤之事；“否极泰来”，则描写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所以中国人信奉谚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失败乃成功之母”等。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人，……西方文化更看重怎样创造物。因此中国文化更在践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重在追求物理。”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伦文化。西方文化则是重物轻人，唯物文化。
在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社会关系、社会礼仪和社会风俗等方面，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主张谦虚谨慎、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西方人平等意识较强、家庭结构简单，由父母以及未成年子女组成核心家庭，而中国人等级观念较强，家庭结构较复杂，传统的所谓幸福家庭多为几代同堂等。
在西方文化中，尊重“自我”（self）感受，以本我为中心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英文里就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词汇，如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ultivation（自我修养）、self-image（自我形象）等等。故此西方社会盛行的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强调个人自由、不受外在约束。而中华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普遍倡导“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主张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即使是当代“先利民，再利己”的话语也是随处可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人们会对双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掌握这两种语言。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由于大英帝国是个岛国，它地处海滨，由近海的各岛屿组成，形成了最早的求变、好动、好奇的外倾性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注重思辨理性，认为思辨理性的东西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强调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注重空间的扩展与向外征服，形成了征服自然，驱使天地的文化观。英文谚语中：steal a march on.先发制人；stand on one"s feet.自立、自主；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千百年来以农业为主，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与农耕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五谷丰登，瓜熟蒂落，良莠不齐，揠苗助长，春华秋实，根深蒂固，沧海桑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葫芦画瓢等等。
社会物质、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人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感受、体验现实生活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础。东西方人对动、植物的爱好也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又直接导致成语、谚语、习语的不同。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古代是汉民族的图腾物，是神的化身。古时候皇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民间有赛龙舟、舞龙狮等活动。因此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如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行虎步，望子成龙，龙争虎斗，车水马龙，群龙无首，虎踞龙盘等等。
但西方人则认为龙是邪恶凶残有鳞的怪兽。公元700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关于“奥武尔夫”事迹的叙事诗中，主人公奥武尔夫打败妖怪格化代尔后，与恶龙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同归于尽。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应译为four tigers而不能译为four dragons的原因。
西方人特别喜欢宠物，而狗与猫是西方人在有关动物的成语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如：cat and dog life（经常吵闹的生活）；dress like a dog"s dinner（穿着极其讲究）；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爱我就爱我的狗）。
中国人也喜欢狗，但狗在汉语成语中却往往是贬义的，如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尾续貂、狗急跳墙、狗拿耗子、狐朋狗友、人模狗样等。不同的生存环境使人们对动、植物的喜好有所不同。如“海燕”在汉语言文学中，多被描述或比喻为搏击长空，在狂风恶浪中奋勇拼搏的形象。而在西方人眼里，海燕却预示着灾难、暴力纠纷。在牛津词典中解释为a person whose coming causes unrest（造成不安的人）。猫头鹰在中国俗称“夜猫子”，它意味着灾难、死亡，有俗语为证：“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而西方人却把它看作智慧的象征。汉文化中对松、竹、梅的评价特别高，称它们为“岁寒三友”，汉语熟语中自然也有许多关于它们的成语。例如青梅竹马、雨后春笋、松鹤延年、胸有成竹、梅妻鹤子、踏雪寻梅等。而西方大多数人喜欢玫瑰花，在历史上有著名的“红白玫瑰之战”（the Wars of the Roses）；凡事顺利是roses all the way；如果说一切并非尽如人意也用rose，如be not all roses。相爱的恋人表达爱情，通常献上一束红玫瑰等。
不同的民族对色彩的喜好是不同的，这些喜好对成语、谚语、习语产生了许多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明黄色是中华民族的代表颜色。它象征神圣、皇权、尊严、庄严。古时候只有皇亲国戚才能穿明黄色的衣服，于是成语也就有“黄袍加身”、“黄金时代”、“黄粱一梦”等。而在西方文化中紫色是尊严、权力的象征。皇帝登上宝座是raised to the purple，生于王室是born in the purple。红色也是汉民族喜欢的颜色，新娘结婚时都喜欢穿红色，节庆日挂红灯，党旗、国旗也是红色，成语有红装素裹、红颜知己、红光满面、大红大紫等。而西方文化中视红色为不祥之兆，如果看到红色，那就意味着有危险。如red for danger交通红色代表禁行，如果路上插着红旗表示前方路面有危险或此路不通。还有：waving a red flag（惹人生气的事）；see the red light（知道危险或灾难降临）；the red（赤字，亏空）；red tape（繁文缛节，官僚习气）；turn red in the gills（现出怒容）。黑色在英汉文化中差不多，可产生同样的联想，它与恐怖、邪恶、不祥有关，在英语中还可引申为阴郁的，怒气冲冲的，充满仇恨的。例如：give somebody a black look（恶狠狠地瞪某人一眼）；be in a black wood（情绪低落）；a black mark（令人不满意之处）。在汉语中有黑白分明，混淆黑白，漆黑一团，黑云压城城欲摧，白道黑道等包含特定意义的固定词语。
汉民族认为“狼”是凶残、阴险、可恨的动物，所以汉语中涉及“狼”的熟语都是贬义的，如狼心狗肺、狼狈为奸、引狼入室、狼子野心、豺狼虎豹等等。西方各民族也认为狼是凶残的动物，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特定语言环境中褒义的表达。巴西女作家安丽·达·达莫拉斯的剧作《伊索》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描写：
狼遇到了戴着锁链的喂得挺好的狗；狼问狗：“谁把你喂的这样好？”狗回答道“我的主人——猎人。”狼喊道：“但愿神使我永远不遭受这种命运！与其带锁链，我宁肯挨饿。”赵仲邑：《蜗庐漫笔》，花城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在这部作品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作者将“狼”比喻成了酷爱自由者的化身，是绝对正义的形象。无独有偶，俄语当中也常用“狼”来比喻公正和有才能的人。
另外，汉语常用“三、五、九”等来指代数量多，如“九牛二虎之力”“三番五次”等，但是确切的数字又常常是虚指的，其意义含有不确定性。如“七上八下”“三长两短”等。汉民族还习惯用“二八”或“十八”来指妙龄少女，什么“芳龄二八”、“姑娘十八一枝花”等，在英语中却没有类似的表达，因为英语中的数字根本不具有虚指功能。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表示颜色的词，我们很容易看出两个民族思维方法上的差异，比如汉语中的“红茶”。英文却用black tea表示，为什么红茶在英语中变成了“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着眼于茶水的颜色，而英美人着眼于茶叶的颜色。可以说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是造成英汉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使东西方习语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向和含义上，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汉语就有大量习语与佛教或道教有关，例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立地成佛，现身说法，顶礼膜拜，借花献佛，五体投地，临时抱佛脚等。在英国由于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在英语词汇中得以充分体现，如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家徒四壁）等；基督教的神论观念经典《圣经》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句子和短语经过长时间的流传，逐步形成习语，例如：Cain（隐喻谋杀、叛乱、内讧）、fall on the stony ground（没有效果）、beat the air（指徒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