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语言结构一旦进入特定的语境，其原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语境是帮助语句完成意义表达的重要因素。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言的结构的转换以及随之所形成的修辞效果也就难以预料。以汉语中的数词为例，作为语法单位，它们的含义是特定的，只表示具体的数目，但是作为特定语境下的言语单位，则可能原语义弱化，转换为其他语义。如“三思而后行”、“三令五申”、“再三再四”、“三番五次”、“三头六臂”、“三心二意”“一问三不知”、“七嘴八舌”等，其中的数字词意已经转化为“多”的信息，而“三三两两”、“三言两语”等已经转化为“少”的信息；“十全十美”“八面玲珑”等当中的数目语义已经转化为“足、全”的信息。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将句法结构与修辞意义绝对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有些语句本来是一种积极的修辞，后来成为词汇中的固定语法结构，比如歇后语，多数都是借比喻和夸张修辞手段来表情达意的。如：
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兔子尾巴——长不了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芝麻开花——节节高
半天云中伸巴掌——高手
蚂蚁戴眼镜——自觉脸面不小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常在汉语所独有的量词使用上做文章，因为恰当的量词运用可使抽象事物具体化，使描写语言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水浒传》第五十二回中这样描绘高廉手下那三百体己军士：
头披乱发，脑后撒一把烟云；身挂葫芦，背上藏千条火焰。黄抹额齐分八卦，豹皮早尽按四方。
采用“一把”来修饰“烟云”并形容人的头发，确实是极富想象力的神来妙笔。他将人物飘逸英武的气质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另如《水浒传》第八十五回中的一段描绘：
兀颜统军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前去布下阵势，把这些蛮子，一鼓儿平收。”
句中“宿”、“曜”除表明词的数量之外，还带有明显的描述意味，“宿”有经验丰富之意，“曜”有光明、明亮、照耀之意。
以上两例说明，作为汉语词法的组成成分之一的量词在选用上是大有讲究的，有时他的功用不仅仅是表达事物或人物的量，还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来使用，从而使作品产生不错的修辞效果。台湾著名学者余光中先生在他的散文《沙田山居》中写道：
一炉晚霞，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或青烟，壮哉崦嵫的神话，太阳的葬礼……
作者别出心裁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绮丽而富于神秘色彩的画面，其间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借用自名词的“一炉”的使用。它暗含了比喻的意味，于是“黄铜烧成赤金，又化作紫灰或青烟”的燃烧就有了根由和结果，而晚霞的光辉也愈加绚烂而神奇。可以说正是作者一反常态地用“一炉”来修饰“晚霞”，才点染出整篇散文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浑然天成的诗化意象。
汉语语法上讲句子大都是富有弹性的，表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进行扩展或者缩减，同一种意思，常常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如：
你看那毛竹做的扁担，多么坚韧，多么结实，再重的担子也挑得起。
——袁鹰《井冈翠竹》
从意义上说，这句完全可以改为“你看那毛竹做的扁担，多么坚韧，结实，再重的担子也挑得起”，但从语气上说就变了。可见作者是有意识将“坚韧、结实”两个形容词分开来，加上副词“多么”形成两个独立的短语形式，从而加强了语气，产生了比较好的修辞效果。
语法不是呆板的、乏味的教条，更不是束缚我们手脚的语言枷锁，它应当是人们追求语言丰富性与创造性的坚实基础。修辞不是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华丽，格式上的花样翻新，而应成为语言灵活性与表现力的典范。在研究中，将语法与修辞联系起来，会使我们的思路更宽阔，在表达中兼顾语法和积极修辞，会使我们的语言更漂亮。
的确有的作家从未学过“语法”，仍然写出了一些作品，有些还挺有名气，于是有人进而主张“鸟在枝头上叫，不要问它在叫什么，只要叫的悦耳动听就行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作家们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的语言规律来进行创作，否则作品不会成功。而语言学家的职责也正是在于找寻语言规律，制订语言规范，就像“任何国家都要有法律来支撑”，语言若没有相应的语法规范来支撑，那也是很难想象的。有些人甚至说“要颠覆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不是暗杀几个领导人，或炸毁几座建筑物，而是把这个国家的文字、语法搞乱”。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更多地了解一些语法知识，尽可能完善我们的表达。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其语法体系非常独特而缜密，就拿最具汉语特色的量词之独特使用来说吧，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所采用的修辞手段相关联。“我给你一把刀”和“我给你一刀。”仅仅一个量词“把”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区分开来。电视台播出的某奶粉广告词“宝宝优秀，妈妈成就”简简单单的几个词的组合，却包含了两种意义：第一，优秀的宝宝是妈妈的成就。第二，宝宝的优秀是其妈妈所成就的。这是语法的功能所在，更是修辞的力量使然。
有许许多多的片言只语，或许只是不经意的寥寥几笔，但蕴藏其中的情感和人生理念，已胜过了长篇的说教，铺陈，折射出了原本的生活底色。它们是如此美丽，值得我们将它珍存心底，而且用一生的时光去品味揣摩。
文人们永远不该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浪漫语言的土壤是想象”。而想象的空间常常无法估量的巨大，所以有人说灵活的语言常常会戏弄语法。事实是，当人们为语言所表现的内容感染打动时，语法早已经悄然隐退了。
但是，只要语言存在，语言的使用还在继续的话，语法及其引发的修辞问题就不会停止。记得有一个相声段子，讲一个人去饭馆吃饭，人很多，需等待服务员一个个叫，一会儿，服务员出来问：“谁的肝儿？”点了炒肝儿的顾客只好回答说：“我的肝儿。”过一会儿，服务员又出来问：“谁的肉？”又有顾客回答：“我的肉。”说完后自己觉得尴尬、别扭，旁边的人也不由得窃笑起来。的确，有时对句式成分的省略要考虑多种因素，否则就会对修辞效果产生不小影响。
其实，跨地域跨国界的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是造成“反语法”的表达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有时，人们的表达是一种有意识地“反语法”，并借以形成一种新奇、别致的修辞。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欧化句式和泛化了的被动句式其实都是很好的证明。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汉语句式和欧化句式的表达：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前一句在动词前加上了较多的描绘性状语成分作为修饰，为典型的欧化句式；而后面的句子则是一般的汉语句式。另如：“作为既是鲁大海的母亲又是周萍的生母的她，看到周萍他们一伙施行淫威，她恨。”由于人称代词前加了较长的修饰成分，也属于典型的欧化句式。
但是，欧化句式也需要进行锤炼，因为不同的语言间往往存在音律上的冲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曾列举了这样的例子：
当然这不是说不要想象，而且极需要想象给作品以生动的色彩。但是想象不是幻想而是有事实，或经验作根据。表现可能的事实，这依然对现象忠实，或者更忠实些。我们不求抓住片段的死的事实，而求表现真理，因为真理的生命和常存，那作品也就永远是活的……
春来了，花草的生命充分表现在那嫩绿的枝叶和迷乱的红云般花枝，人的青春也有那可爱的玉般肢体和那苹果似的双颊呈现……
朱光潜先生认为：“第一段像是生吞活剥的翻译，思路不清，上下不衔接”，所以语句显得“生硬而笨重”；“第二例则模仿西文堆砌形容词”，句子冗长啰嗦，“念起来真是佶屈聱牙”。所以用外文语句构词法来使用中文，用得不当，就像用外国话腔调说中国话一样滑稽可笑。
前些年十分轰动的米兰·昆德拉所著，拗口而且并不通顺的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便是一种典型的欧化句式，但正是由于其区别于一般的汉语句式，读起来显得洋气而高深，颇具哲学味道。随后这类句式流行了起来，它们丰富着人们的表达方式，为人们有意无意地卖弄与调侃作出了贡献。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所著《痛并快乐着》的书名也是一样，因其表达新颖别致，所以一时间竟让许多人争相效仿。笔者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的不同栏目中，听到过人们“忙并充实着”“苦并快乐着”的用法，可见，“x并y着”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了的一种表达格式，拥有了某种独特的修辞意义。
我们知道，标点符号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它不仅能够确定意思，而且还能对文体本身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表达。唐代杜牧的《清明》原是一首七绝：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但是经过标点的改动，人们会发现它竟然变成了一篇“超短散文”：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如果再加修改，则又变成了长短句：
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原意义内容加上背景、地点、人物的注释又神奇般地变成了剧本：
（时间）清明时节。
（背景）雨纷纷。
（地点）路上
（幕启）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由此看来，采用什么样的语法结构来表达，关键在于切合题旨，符合语言环境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修辞行为的成功。
总之，语法和修辞既是相通的，又是有区别的。如前所述，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律，讲的是语言的结构形式；因此语法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本身规律的一部分，是研究如何造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因为，只有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才具有可理解的性质，才有可能被用作表达思想的基本语言单位。修辞不同于语法，它是关于语言使用的规律，是和语言的使用目的及使用场合密切相关的。因此，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如何在具体交际场合中取得最好的效果，即如何根据不同对象和场合的需要把话说好，把文章写好，以便更好地达到交际的目的。但是，修辞和语法又密切相关，可以说，修辞知识是语法知识的延伸，前者是建筑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因为语法告诉我们，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合乎语法的表达方式，而修辞则告诉我们如何恰当地选用语法形式，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语法结构形式的选用，首先关系到使用领域（即语体）的问题。比如在学术论文中，不可用适合于口头的表达方式；在法律文书中，不可用形象性的文学语言；对上级或长辈讲话，用语不可太随便；跟朋友谈心，用语又不可太庄重。从这个角度看，语法教学必须结合修辞，语法书的编写不能局限于词法和句法，而必须超越句法的范围。
王希杰先生曾指出：“反常是修辞的重要特征。”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好语法与修辞之间的关系，我们便能基于语法同时超越语法，从色彩纷呈的艺术语言中拓宽思路，获得更多的审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