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曾提及，宋元以来，传统的丝绸之路由于受到来自草原丝绸之路的冲击，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已有所下降。但无论是传统丝路，还是草原丝路，宋元以来，都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以及人类航海事业和造船水平的不断提高，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并最终代替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伴随陆上丝路的衰落，敦煌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也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起自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交通路线，此外，由中国港口出发，横渡黄海或东海到达朝鲜和日本的航路，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线。在东西方交往中，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古老的通道，但和陆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它最终形成的时间要比陆路晚，而其真正繁荣时期则在唐宋以后。而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国际形势而言，唐宋以来，东西方都在发展对外海上交通，极力加强从海上和中国发生关系。远东的日本和朝鲜，从唐代开始即和中国关系密切，到了宋代时期彼此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宋元以来，南海地区已出现了一些较大国家，如宋代的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部占碑一带）和阁婆（一名莆家龙，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北岸一带）。宋人记载说，“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阁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今印度西南奎隆）诸国，无不由其境而人中国者”①。所有印度洋沿岸国家商人和贸易使团航海到中国，都要在三佛齐停留，是海上丝路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中途停泊地和重要的货物转运站。元初南亚的重要国家马八儿（印度科罗曼德海岸）和俱兰（即前之故临），史称南亚的“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②，是当时印度洋上的大国，形成了东西交通的重要据点，并和中国关系密切。正由于和这些岛国间加强往来，必需经过海上交通，从而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迅速发展。此外，印度以西的波斯和大食，也都积极发展海上交通，大力加强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联系。尤其是大食（阿拉伯）兴起后，吞并波斯，进一步控制了印度以西的海上霸权，无疑对唐宋以来的海外贸易产生了影响。大食兴起后，不断加强其对外海上交通，尤其是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起，大食和中国的海上交往更加频繁。早在阿拔斯
①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三佛齐》。
②《元史》卷21 0《外夷三》。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年～775年）时，就曾废弃旧都大马士革而以巴格达为新都，这个位于两河流域上的巴格达，正是一个天然的航运中心，具有通航于远东、欧洲和非洲的巨大优越条件。因而巴格达新都的建立，标志着大食已将对外交往的中心由陆路转移到了海路。因此，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不能不说和大食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北宋中期，因西夏政权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朝规定以后大食到宋朝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并下令西部边境的州军，凡从陆路到宋朝的西亚商人概不放入。①大食诸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贸易的就更多了。元代，由于印度洋航路的开辟，西亚、北非、东非以及地中海地区，都通过海路到达中国，从而开辟了波斯湾、阿拉伯海以及红海通往中国的各条航道，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uta）就是14世纪40年代从海路到达中国的。
第二，海上丝路的兴盛，与其在中国对外交通中地位的变化有关。自汉至唐，陆路丝绸之路始终在中西经贸中占据着主渠道的位置，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却有许多局限性，除了沿途有高山、沙漠阻隔，路途艰险外，它还受到中国北方不时发生的战乱影响，也因西域各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经常受阻与中断。唐中期以后，吐蕃占据河陇，唐中央同西域的陆上通道被隔绝。宋代，由于西夏占据河西，西域各国的朝贡使和商人被迫改走青海或由草原路进入中原。陆上丝绸之路这种经常受阻的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周同印度、阿拉伯各国的交通发生由陆路到海路的变化。事实上，自汉至唐五代，海上丝路一直在缓慢发展，西南亚和南亚的商人从南海航路到中国贸易，路程虽然比陆上丝路远，但却没有陆上丝路因政局的变化而常常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22。中断的情况；自汉至唐，经过七八个世纪的航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南亚、南亚等国家，都积累了在这条航线上航行的丰富经验，所使用的海船也不断改善，海上航行已变得不那么艰险了。比起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及崇山峻岭、雪山冰川来，艰险程度已大大缩小。就中国而言，由于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大运河的开凿，内地的丝绸、瓷器等出口物资都可以方便地集中到东南沿海的口岸。而在运输瓷器方面，海路显然比陆路要安全可靠得多。这些因素使得海上丝路在中外商人的眼中比陆上丝路更具吸引力。故而，唐中叶以后，随着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再度受阻，海上丝路逐渐取代了陆上丝路的位置，成为中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主渠道，至宋元时期达到鼎盛。
第三，海上丝路的兴盛，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重心东移的形势有关。唐以前，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地区，即是后来经济渐趋落后的河陇地区，唐前期经济也十分繁荣，史称“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①。但是，南方经济自魏晋以来就不断发展，“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地区饱受战乱之苦，黄河流域经济遭到破坏，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淮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如唐宪宗时即提出：“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②可见“安史之乱”后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唐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到了宋代，江南经济更为发展，南宋时期，更出现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③的局面。而宋元时期社会经济许多部门的发展，都对海上丝路
①《资治通鉴》卷216。
②《全唐文》卷63“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文”。
③《宋史》卷337《范祖禹传》。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就农业而言，北宋时，江南稻田一般每亩产米二至三石，南宋时，太湖一带的水稻亩产达六七石之多，元朝也大抵如此。茶树、桑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比以前更加普遍，元代，江淮以南几乎到处都有茶园。农业的发展对海外贸易有重要影响，粮食、茶叶成为宋元时期的出口物资，而桑树的普遍种植，则同丝绸纺织业息息相关。手工业中，丝绸、陶瓷业的发展对海上丝路影响最大。南宋时，江南的丝织业跃居全国首位。江浙生产的丝织品，无论其产量，还是花色品种以及制作技术，都为全国之冠，深受东西方各国喜爱。宋元时期，制瓷技术达到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成熟时期。北宋时期，制瓷业除定窑（今河北曲阳）、汝窑（今河南临汝）、官窑（今河南开封）、哥窑（浙江龙泉）、钧窑（今河南禹县）等5大名窑外，还有江西的景德镇。南宋时，江南制瓷业迅猛发展，一举成为全国制瓷业最发达的地区，在靠近海外贸易港口的浙江处州、江西景德镇、福建等地发展尤为突出，这就为瓷器的大宗出口开了方便之门。
经济重心的南移，引起了政治重心的变化。唐以前，虽然有些王朝曾在南方建都，但大部分王朝都建都于北方，特别是关中的长安，正因如此，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重心所在。西北地区在全国边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北地区的安危，直接关系着中原王朝的存亡，因而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以保证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陆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关系十分密切。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逐渐东移，由洛阳、开封最终到北京，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成为边防的重点，西北地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也随之下降，中原王朝对西北的重视程度自然要次之，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也较之唐以前大为逊色，这必然要对丝绸之路产生影响。
第四，海上丝路的兴盛，与海外贸易的收入在中原王朝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有关。唐以前，统治者把海外贸易视为获取珍奇宝玩的渠道，海外贸易的收入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并不占什么位置。到了唐代，在广州设市舶司，由中央政府派官员专门负责征税事宜，市舶收入开始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五代时期，国家分裂，但中外海上贸易仍然是东南沿海割据政权的重要财政支柱，北宋中期的宋神宗就曾指出：“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亦由笼海商得法也。”①宋元以来，海外贸易成为政府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北宋初年，政府获得的舶货，“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仁宗皇韦占年间“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②。到宋徽宗统治时期，市舶岁人达120万左右。南宋时，市舶收入迅速上升。仅泉州市舶司在建炎四年（1130年）就“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③，按南宋初“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余万缗”④计算，这一年泉州市舶司所获乳香就达100万缗以上。按北宋熙宁九年收入54万余，支出23万多，收支相抵，净利占总收人数五分之三计算，建炎四年泉州一司的市舶净利钱应在60万缗左右。加上广州及两浙市舶收入，应在100万以上。南宋初年，中央财政收入不满1（100万缗⑤，市舶收人竟占南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如此巨大的市舶收入，对支持南宋财政，帮助南宋渡过危机，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元代市舶收入及所收舶货在财政方面的应用情况，没有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五》。
②《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③《宋史》卷186《食货志·香》。
④《宋史》卷404．《张运传》。
⑤王应麟《玉海》卷186《祖宗岁赋》。像宋代那样详细见于文献记载，但也有线索可寻。据《元史·世祖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市舶司收入黄金3400两，而大德二年（1298年）的“岁人之数”，金为19（190两，银60000两，钞360锭。①至元二十六年市舶收入的黄金，就是大德二年岁收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足见市舶收入在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正由于宋元王朝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巨大的财政收益，所以宋元两朝都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从而激活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第五，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宋元以来输出和输入的商品有关。从唐代开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除了丝绸外，瓷器成为大宗。到了宋代，瓷器生产更为发达，产品已远销到东西方几十个地区和国家。由于瓷器成为中国输出品的大宗，从运输而言，船舶运输不仅运载量大，且比较平稳，瓷器不易损坏，由于有这些优点，商人自然就会选择海上交通，因此有人也将海上丝绸之路称为“瓷器之路”，足见海上丝路的发展与瓷器的输出关系很大。
唐宋以来，香药在中国输入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香药不仅包括范围很广，而且用途也很广泛，香药被用作药物、化妆、熏衣、制炬等，尽管当时香药价格昂贵，但每年都有大量进口，因而香药成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物品。就香药产地而言，东南亚国家及印度次大陆、大食诸国，历来被认为是香药及各种名贵宝物的产地，这必然使香药输人大量由海路到达中国。
第六，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宋元以来造船工艺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有关。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重大发展的时期，综合应用许多科技成果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都有显著进步。东南沿海许多地方都有官府的造船工场，所造海船不仅数量多，
①参阅《元史》卷19《成宗纪》。而且质量好。这一时期，造船工艺的进步，突出表现在海船载重量的增加和海船良好的抗沉性能，宋神宗时，已制造出载重600吨左右的大船，反映出中国的造船工艺已处于世界前列。
中国的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海岸气象规律和天文航海技术的掌握及指南针的应用上。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家已较好地掌握了海上季风的活动规律，并利用它为航海服务。这一时期，有经验的航海家已掌握了利用北极星高度判断地理纬度的“牵星术”。而指南针用于航海，出现了航海罗盘，则更是宋元时期航海技术方面的一项重要突破，也是中国对世界航海事业的一项伟大贡献。此外，这一时期海员掌握的深水探测技术也更加熟练了，测深技术的广泛应用，已使航船不致“浅搁”或“倾覆”。海上航行时，还利用信鸽作为通讯工具。
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宋元时期的中国能够造出更多的可以在大海中乘风破浪航行的海船，还使得航海更加安全，航向更加准确，保证中国海船可以按计划驶向所要到达的国家，航程也大大缩短。这是海上丝路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的时代条件。①
由以上分析可知，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关系很大，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敦煌，伴随着丝路的衰落，逐渐沉寂，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到了明代，经由河西走廊的陆路通道虽然仍然是连接西域与中原的主要交通干线，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且这一时期的交通干线已不再经过敦煌，而是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这又使在这条干线之南的敦煌失去了陆路中西交通中转站的地位，
①参阅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第33页一47页，第77页～81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第310页—31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样敦煌的进一步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敦煌的兴衰不完全是由丝绸之路的兴衰决定的，因为丝路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原王朝对西域和敦煌的控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从元代以来，敦煌作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其战略地位已开始下降。明初，为了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的继续东进，大将冯胜在肃州以西70里处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的山谷地带修筑了嘉峪关，并派兵驻守。在嘉峪关至哈密间，设“关西七卫”，即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哈密七卫，作为明王朝的西陲“屏藩”，敦煌境内设有沙州、罕东二卫，以后，嘉峪关逐步变为明朝的西部边关。明王朝设置七卫的目的，是给这些部族的酋长以一定的官爵封号，为这些部族提供一些水利、农耕设备，使它们在西部与明王朝保持正常的关系，以保证西域往来和入藏往来的使臣商队等安全通过，并使明政府可以将国防防御力量专门用以对付北部蒙古势力；明政府设关西七卫的另一目的，在于使七卫犬牙相制，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对付明王朝。关西七卫的设置，曾经对明朝的西北边防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明王朝决策的失误，加上七卫之间相互攻杀，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结果七卫被吐鲁番和蒙古亦不刺各个击破，各族人民多迁入嘉峪关内，居住在肃州、甘州之地，于是，嘉峪关以西包括敦煌在内的广大地区被弃置在防线之外，敦煌的得失，对河西地区已没有多大影响了。而有明一代，敦煌长期为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这就改变了自汉代以来确立的以农业为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大片土地沦为牧场，从而使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倒退。
清代，敦煌由于移民屯垦等措施的实行，经济曾再度复苏，但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