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间谍能改变战争的进程和走向，而政治间谍足以左右政治大局。大多数情况下，军事间谍和政治间谍相辅相成，共同左右大局变动，甚至企图改变世界格局。为此，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要时刻提高对外防范的意识，扼杀栖息在暗处的政治间谍。
中央情报局策动印尼政变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凸显全球性的特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也同样具有全球性。随着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浪潮一浪接一浪，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左派力量日益壮大，这一切都是华盛顿感到头痛的状况。在这期间，艾伦·杜勒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两项秘密行动计划，即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左翼政府的计划，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而在亚洲的越南行动却失败了。但是，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失败，并没能阻止它再次试图推翻另外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这次秘密行动计划定在1958年，地点是东南亚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
印尼总统苏加诺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于1949年结束了荷兰殖民主义者长达350 年的统治。印尼独立后对西方社会采取了坚定的自主态度。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雅加达成功召开，苏加诺总统访问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后，感受到了亚非民族解放的新气象。1957年2 月苏加诺突然宣布“西方议会制”不适合这个由各种大小岛屿组成的国家，转而主张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张，这一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在印尼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这一时期，印尼举行了大选，在大选中印尼共产党取得了1/4 席选票。据此。苏加诺总统提出，在内阁成员中共产党也应占1/4的席位。苏加诺的这些行为使美国人大为光火，中央情报局决定拔掉苏加诺这根钉子，计划采用“危地马拉政变”的形式，推翻苏加诺政权。1957年上半年，中央情报局向驻扎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反苏加诺的印尼叛军提供直接的援助。而且，为了配合这一军事行动，计划处远东五组副组长约瑟夫·伯克霍尔德参与了一桩丑化苏加诺形象的秘密行动，为推翻苏加诺的统治做准备。
多年后，约瑟夫·伯克霍尔德讲述了中央情报局颠覆苏加诺政权的秘密行动计划。约瑟夫·伯克霍尔德指出：中央情报局那几个月在苏加诺亲共倾向这个题目上做了许多文章……最后想出了一个主题：苏加诺甘愿受一个苏联女特务的驱使。言下之意，就是苏加诺之所以屈服于苏联的控制，是这个女特务影响的结果，或者是她软硬兼施的结果。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会提出“苏加诺甘愿受一个苏联女特务的驱使”这样的主题，主要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在20世纪的各国领袖人物中，印尼总统苏加诺算得上一位行为举止比较独特的人物。一般来说，作为一国之主的人物在私生活上都比较注意影响，力求在公众中树立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纵使有一些私生活比较糜烂的人物，也多在自己的寝官里放纵享乐，而不愿在公开场合显出放荡不羁的样子，特别是在外交活动中，他们更是行事谨慎。苏加诺则不然，据传他可以不分场合地寻芳猎艳，在国际上素有好色的传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利用苏加诺的生活丑闻搞掉他。但他们也知道，在印尼妇女的地位不高，苏加诺玩弄女性并不能在人们心目中激起反感。于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计划主题是：女人将印尼人民拥戴的领导人苏加诺战胜了。在印尼特殊的文化中，男人受到女性的欺骗，被女人占了上风，或在智力上被打败了，是人们所无法容忍和不可饶恕的。
中央情报局选定搞垮苏加诺的主题后，在世界上广造舆论，同时也在印尼国内散布这样的消息。中央情报局在关于苏加诺的桃色新闻上还加上了耸人听闻的政治阴谋，他们大肆宣传：苏加诺总统己堕入一名苏联金发女郎的情网之中，而这位金发女郎是苏联间谍，她诱使苏加诺屈服于苏联人的脚下，损害印尼的国家利益。他们希望如此一来，印尼人能够看到，这决非是一般的生活方式问题，而是完全的堕落，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中央情报局将这些流言蜚语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报章杂志上。但是，这些桃色新闻并没有在印尼国内引起什么反响，人民也并没有揭竿而起，进而推翻苏加诺总统。面对此种情况，中央情报局多少有些不甘心，于是决定加大宣传力度，一定要使印尼人民信以为真。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想出了一个下流的主意——搞一部苏加诺风流艳事的色情影片诋毁他。就这样，中央情报局拍摄了一部片名叫《良辰美景》的影片，还拍了一些静态照片，在远东广为印发。
中央情报局在搞垮苏加诺政权行动中生怕色情的力度不够大，还要再加上一点军火。于是，中央情报局同时和苏门答腊的印度尼西亚反叛军官们加强联系。中央情报局不仅给这些叛军提供武器，而且还提供驾驶B-26型轰炸机的飞行员——就像在危地马拉所做的那样——以支持这些反叛者的行动。1958年2月，苏加诺出访日本期间，这些军官们宣布他们自己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然而，苏加诺在危机中所表现的能力远比想象中强。苏加诺命令自己的部队投入战斗以后不到5个月，反叛军官的政府就垮了台。1958年5 月18日，中央情报局B-26型轰炸机的驾驶员艾伦·波普在误炸了一座教学楼，造成许多民众死亡以后，被苏加诺军队击落并俘虏。中央情报局作出决定，撤出战斗。4个月后，在罗伯特·肯尼迪抛出个人请求的情况下，苏加诺释放了波普，这标志着中央情报局这次秘密行动以失败告终。
事情发生后，美国官方始终否认中央情报局曾参与1958年在印尼发生的军事叛乱和策划颠覆苏加诺政权的秘密活动，但是印尼人清楚地知道，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的叛军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苏加诺并不想和美国人闹翻，于是他决定让此事不了了之。因为苏加诺明白，一旦和美国闹翻，印尼将失去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
世界局势瞬息万变，1965年印尼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九三○事件” 才真正遂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心愿。1965年9 月，据说以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为首的“将领委员会”正密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9月30日，一批年轻军官起事反对这一政变，杀害了包括陆军参谋长在内的6名将军。苏哈托遂于1965年10月1日以印尼共产党发生“政变”为名，动用全国陆军力量，会同极端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1966年，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通过了在印尼禁止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25号决定书。
一晃30多年过去了。2000年，印尼时任总统瓦希德，自3月初以来一再表示：建议人民协商会议废除其1966年通过的在印尼禁止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25号决定书是有充分理由的。为此，瓦希德在5月26日向人民协商会议作出全面解释。瓦希德坚持正义、崇尚民主、尊重事实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称赞，此项建议更可谓气魄非凡。因为在过去的34年里，谁敢谈论这个问题谁就会大祸临头，轻者被关押，重者会引来杀身之祸。此项建议一出，不仅立即在印尼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而且还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二战”期间活跃在中国的克格勃间谍
克格勃的情报人员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活跃着一批克格勃间谍，其中不乏理查德·佐尔格这样世界知名的大间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联情报机构和内务部不仅向欧洲国家以及其他法西斯轴心国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同时也往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派出了许多情报工作者。这些情报人员分别以志愿者、战地服务人员等身份进入中国，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苏联情报机关从情报人员之中选拔出了一些具有某些方面特长的工作人员，以形形色色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为苏联设在中国的情报中心和国内的情报机构搜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残杀，苏联派遣到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日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由于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等因素，斯大林长期关注远东，更关注中国。这一时期，苏联的间谍网也在渗入中国。
潜入中国的间谍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便是理查德·佐尔格。在1930到1932年期间，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他所建立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成为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
理查德·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理查德·佐尔格精通英语、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理查德·佐尔格在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所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理查德·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
随着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地区的广泛活动，他的行动开始被国民党特工秘密监视，理查德·佐尔格也有所察觉，于是返回莫斯科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在中国战场上，与理查德·佐尔格比肩的另一位优秀情报人员是崔可夫。1938年夏，斯大林亲自批准苏联军事使团前来中国，其中21名高级军官中就有崔可夫。崔可夫在1929年还参与了远东之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第三次来华。临行前，斯大林同崔可夫进行了“绝密”谈话。斯大林说：“你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此番前来是担任苏联驻华军事使团团长，并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带给国民政府的援助清单是：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５型汽车及其相应的装备与配件。
苏联军事顾问遍及国民党的各个战区，自然容易把握蒋介石的军事态势。崔可夫可以出席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崔可夫广泛地接触各国驻华武官，大量搜集世界军事情报，并迅速报告给苏联政府，诸如国民党的兵力仅相当于日军在中国兵力的二分之一，蒋介石还想与苏联促进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特别是在斯大林暗中生疑且疑虑与日俱增之时，苏联政府急令崔可夫从速密报有关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倾向性情报。这是涉及苏联战略方向的一大要务，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行即将访问苏联。
为应急，苏联派来的专机在中国兰州待命。崔可夫在应急情况下，凭着他的特殊身份，终于把国民党政府获得的有关日本“南进”的日文文件弄到手，迅速复制，火速送往兰州待飞的苏联专机，同时还有崔可夫有关日本“南进”大于“北进”可能性的情报。随后世人看到了《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面世。历史表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已感觉日本意在“南进”，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使苏联全力地在一个方向上反击进犯之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力量。
国与国之间的别种较量——谍战
间谍战几乎遍布在军事、政治、商业，甚至乞讨等各个领域。当间谍的较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时候，间谍战便发展成一场名副其实的国与国的较量。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是多元的，不仅是谍战武器设备的较量，还是间谍头脑技能的较量，甚至是国与国之间战略、策略的较量。
冷战时期，美苏为获取对方的战略情报和军事机密展开过惊心动魄的较量。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苏联克格勃将对方间谍捉了又放，在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间是家常便饭。对于活跃于本土的对方间谍，两国都心照不宣，有时故意视而不见，一般情况下可以相安无事。如果双方发生对立或交恶，间谍们就要遭殃了。一旦“人赃俱获”，间谍非死即囚；最幸运的是那些具有外交豁免权的“外交官”，最终能落个不受欢迎、驱逐出境的结局。当然，通常双方会有来有往、冤冤相报，指名道姓并义正词严地告白于天下，开展针锋相对的间谍战。这实际是一种以间谍为工具的国际政治恶斗。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曾与美国有过一段“蜜月期”。甚至美国与苏联的冷战间谍聚首美国得克萨斯州进行交流，相互给昔日的对手提出建议，以改进各自的间谍技能。双方甚至还互相自曝秘密家底，以取信对方。
但是不久后，美俄之间的“抓间谍游戏”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仅从1994年以来，美国就捕获并重判过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反间情报官员埃姆斯、中央情报局人员尼科尔森、退休军事情报分析员布恩、海军密码破译员丹尼尔·金、陆军上校乔治·特罗菲莫夫、联邦调查局人员厄尔，直至联邦调查局“超级鼹鼠”汉森。这些人都是由于为俄罗斯窃取情报而被捕。1999年12月，美国还将一名俄外交官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对美间谍也不手软。1997年11月以来，曾先后抓获美国技术人员布利斯、美国大使馆一名二等秘书、美国退休情报官波普、一名立陶宛籍俄国人和俄核专家伊戈尔等一批为美国搜集情报的美国人和俄国人。1999年7月，俄罗斯也相应驱逐了美国的外交官。
从美俄双方披露的间谍案案情来看，近年来双方针对对方的情报活动不但人员规模已恢复到冷战时代的水平，而且情报活动的手段日益先进，力度日益加大。美国政府披露曾不惜耗资数亿美元在俄驻美使馆地下挖掘电子窃听隧道，维护使用至今。俄罗斯则在美国务院的机密会议室安装了窃听器，水平也不相上下。在从事针对对方的间谍活动方面，美俄两家可说是半斤八两。
可令世人不解的是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一度出现过蜜月期，差不多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为什么双方的间谍活动却是有增无减呢？
实际上，美俄两国间谍活动和抓间谍战的升级反映出两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未能建立真正的互信。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执意实行北约东扩，甚至一直扩到原是苏联一部分的波罗的海三国。事实上，俄罗斯加强对美国情报活动的指示早在普京上任之前，就由叶利钦下达了。这反映出俄罗斯也一直没有把美国当成真正的朋友，而是潜在的敌人。
东南沿海上空的“眼睛”
在一个对外开放国家的环境里，显然存在着许多漏洞，便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派出间谍人员前往工作。但是，西方对中国进行渗透，似乎有些难度。美国凭借其全球电子窃听系统收集关于中国的情报，也不是不可能。美国情报历史学家杰弗瑞·里切尔森说：“美国可用于窃听中国通讯的手段很多，范围包括从潜艇之类的海底平台到地面上的各种天线系统，直到运行于太空中2.4万英里高的卫星。大体上说，这是个耗资数以10亿美元计的大项目，而中国就是其主要目标。”
1949年以来，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上空一直受到别国的空中侦察，尤其是美国，自从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成立以来，刺探我国的情报一直是其首要任务之一。
要了解美国对华谍报活动的能力，就必须知道50年前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达成的一项《英美(UKUSA)协议》，其内容为合作、协调美英及另外3个国家的间谍活动。此协议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的间谍活动联系在一起。这5国的科技专门技术和地区分布，使它们建立起一个已发展成超级间谍机器的间谍站网络，由冷战时期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间谍飞机凭借其高性能总是肆无忌惮搜集外国情报，一年在全球飞行逾千架次，每次都能“满载而归”。美间谍飞机多在高空沿外国边境地区作业， 都是高性能、高技术的飞机，例如：U-2的升限是21300多米，SR-71的升限是26000米，TR-1是27430米，EP-3可在万多米高空搜集情报，侦听地面和海底讯息。间谍飞机执行任务时，每秒都准备紧急应变，摆脱险境。
美国间谍飞机中侵犯中国领空的EP-3，属于美国海军侦察机。EP-3谍机主要在南海“高空作业”，主要执行两大任务，一是搜集中国沿海的无线电和雷达频率等信号情报，二是跟踪中国海军舰艇，搜集同样的信号情报。美军强调EP-3专门搜集雷达电波、无线电信号和军事通讯密码，实际上是精于搜集导弹基地情报。此外美国的主要谍机还包括谍机之王U-2，分为A、C、D、R4型，可在两万米高度拍摄地面目标，供清楚判读横向范围达150公里，能连续拍摄8小时，胶卷长达3560米。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在一次审阅U-2所拍摄的照片时，无意中发现家乡大宅，蒋母王采玉的墓地亦清楚可见，当时美国谍机的技术水平由此可见。美国主要电子侦察机除了EP-3，还有BC-135等机型，另有先进隐形谍机。
我国的南海上空是中美高空间谍战场，美国向台湾提供间谍飞机和训练，由台飞行员搜集情报，进行高空拍摄。1962年，美国当局造出了一种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飞得高、速度慢，与我机速度差很大。我国飞机发现这种飞机后，容易冲前，瞄准时间短，不易击中目标。它被美国吹嘘为“世界第一流的侦察机”，中国“没有这样的飞机对付它”。仗着这种空中优势，它一次又一次地侵犯我领空，肆无忌惮地骚扰破坏，窃取军事情报。
1964年11月15日上午11时53分，美国一架由Ｃ－130母机投放的无人驾驶侦察机从海南岛文昌大摇大摆地侵入雷州半岛上空，高度17600米，时速780千米。11时58分，我国空军第1师中队长徐开通奉命驾驶歼六飞机起飞拦截，在地面指挥所引导下，徐开通压准无人机航迹。在高度1．66万米，距敌4．9公里的时候，徐开通采取半动力升限的方法，沉着迫近敌机。由于我机达不到敌机高度，徐开通咬紧牙关，奋力将操纵杆压到底，加足油门，飞机“轰”的一声，喘息着跃起，向敌机机腹直刺过去。当飞机跃到1．75万米高空，大约在距敌机230米的距离上，徐开通抓住有利瞬间，扣动火炮按钮。一阵猛射之后，敌机机腹被击中，冒着黑烟直落万丈深渊。此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这一次成功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效打击了美国的空中侦察力度。
1968年后，美台停止U-2合作计划，美军和中情局依靠卫星与其他谍机对中国大陆进行侦察，解放军战机常在南海上空驱赶企图犯境之美国谍机。美台高空侦察合作，早已换了角色。中美建交后，改由美军出马，把搜集所得中国大陆情报与台湾军方分享。
1996年3月台海演习期间，美国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大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独立”号战斗群的“邦克山”号巡洋舰，以其相控阵雷达窥窃中国东风-15弹道导弹飞行数据；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黑骑士”中队两架“雄猫”战斗机蹿入中国领空，意图挑衅及侦察，被芜湖起飞的空一军歼击第三师两架苏-27战机及时拦截。这是数十年来中国首次以性能优于对方的战机捍卫领空，也是“雄猫”战机服役以来初尝败绩，无线电中的救命之声反映出美军的震惊与无奈。
1999年5月9日，即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第二天，美军飞机又入侵中国领空示威、挑衅和侦察，海航部队特级飞行员再度驾机紧急升空，将其驱离中国领空。
2001年4月1日是美军在“二战”登陆冲绳五十六周年纪念日，当天一架美国海军EP-3电子侦察机由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赴南海执行侦察任务，机上一位军官还向人提及“今天是胜利日”。美军谍机向西南飞行约1000公里，激活所有电子侦察装置，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再飞行大约600公里，行藏败露。中美战机在高空进行了惊心动魄的较量，双方飞机发生擦撞，解放军两架歼八战机使美军谍机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时间为上午9时33分。解放军有一战机坠毁，飞行员失踪。
我国在美国间谍飞机事件中态度强硬，经过多次交涉，美国最终让步，就该事件表达遗憾，承认间谍飞机曾侵犯中国领空。我国基于人道主义等原因，准许24名美机员返国。
美间谍飞机就是靠高技术横行。美国利用其高技术对我国东南沿海窃取情报活动也从未停止过。美对华侦察，是一种永不休止的隐秘战争。
附：本章内容主要参考：
1．孙建民主编，《世界大间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2．王军校、钱源主编，《国际超级间谍档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3．阿文编著，《生死谍战：世界著名间谍案纪实》，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