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袍”不都是“黄袍”
黄袍往往被看作古代帝王服色的象征，黄色也是皇帝专用的颜色，皇帝下的诏书称“黄敕”，宫内一切装饰和外出乘坐的车辇也是“黄辇”“黄屋”。
后周禁卫军总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众将士以黄袍加其身，拥立为帝，其实此刻的黄袍仅仅是绣龙锦缎黄袍而已，并非官方的皇袍，但事实上，黄袍俨然已经成为皇权的象征，披上它的一刻，就要有称王的觉悟。那么，是不是自古以来黄袍就是皇帝专用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古代，帝王所着服饰都是有特殊标记的，有一套正规的服饰制度来加以规范，连衣裳佩饰也有规定，一串珠玉、一个图纹、一种颜色，以及丝线长度和衣料等，都有相应的标准。标准的专用帝王服饰出现于周代。
据《周易》记载：“天玄（天青色，非黑色）地黄（土地色）。”周天子在祭天的时候所着服装为玄衣纁裳，玄为黑，纁是指兼有赤黄色，玄衣是黑色的上衣，纁裳是赤黄色的下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其国君的袍服无法统一。《韩非子》当中有记载日：“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指出齐国齐桓公好穿紫色华服。至于其他国家不甚统一，没有固定颜色标准。汉代时期，玄色为皇服更胜，哪里轮到黄袍占据天下。
事实上，帝王着黄袍的规度始于唐朝，在唐朝以前，君王要穿什么颜色的袍服，多是皇廷自家决定，规定不严。黄色更是通用颜色，并没有尊贵的含义。只是唐高祖以赤黄袍巾带为常服之后，有人提出赤黄色近似太阳的颜色，“天无二日”，日是帝王尊位的象征。
至此，赤黄色（赭黄）为帝王所专用，黄袍也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百官以及百姓不允许穿黄色衣服，并以品级定袍衫的颜色，即所谓“品色服”。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于黄色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绝不能穿黄色服装。
●太监并非宦官
“太监”“宦官”是我们熟悉的字眼，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阴暗产物。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太监就等同于宦官，二者都属于受阉后的男人。《辞源》把“太监”解释为“在宫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紧随其后又有“自此，太监遂成为宦官的专称”一句，这里显然也把太监同宦官认作是一回事，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宦官等于太监。
把太监和宦官等同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解。
从《明史·郑和传》“郑和……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握太监”的记载看，太监显然与宦官、阉人不是一个概念。郑和12岁受阉割，侍燕王朱棣，因“靖难”有功，成祖时被提拔为太监，“太监”显然是超于宦官之上的一类。如果太监即是宦官的话，又何须“累握”呢？
太监与宦官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时间上，“宦官”一词至少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宦官制度起源比太监早，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当时的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
其次，战国时期的“宦官”并非都是阉人，而后来的太监则必须是阉人。早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直到明代，宦官才和太监联系起来，那时的太监一定是宦官，而宦官不一定是太监。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显然，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在明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普通宦官。由于太监是宦官的顶头上司，因此，如果一个普通宦官能被别人称为“太监”无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正如现在的一些人喜欢被别人称作“领导”一样。慢慢地，太监就成了对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一个称谓。
到了清朝，二者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侍奉皇帝和皇族的宦官都被冠以太监之称，宦官制度也被取消了。
●“三教九流”并无贬义
“……有卖狗皮膏药的，有卖跌打药的，摆地摊的，算命的，等等，纯粹是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自由市场。”这是从某篇文章中截取的一段话，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老百姓对“三教九流”的看法。
提到“三教九流”，人们都联想到旧社会闯荡江湖，从事一些不是很正当的行业的人。其实，这是受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把一个中性词误解成了贬义词。
实际上，“三教九流”是对人的地位和职业的划分标准，最早始于商周时期。
其中，“三教”指的是儒教、佛教、道教。“三教”排列顺序的先后，始于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北史·周高祖纪》：“帝（武帝宇文邕）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九流”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其实书中收录了诸子189家，但最重要的还数这九家。后来，“九流”被用来代表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在“九流”中，又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国家在不断地改朝换代，各行业、阶层的地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是说，除了三教没争议外，九流的标准一直在发生改变，如以下两个不同时代的版本：
版本一：
“上九流”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是：举子、医生、相命、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是：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娟。
版本二：
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老六宰相，七进八举九解兀。
中九流：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皮影），五流弹唱六流卜（卜卦），七僧八道九棋琴。
下九流：一流高台（唱戏）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剃头），五流池子（北方的澡堂子）六搓背，七修八配（给家畜配种）九娟妓。
这种变更的情况就如同“演员”和“教师”这两个职业一样，在旧社会，“演员”被人称“戏子”，“教师”则更有“臭老九”之称；如今，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提高了，变成时下的热门行业。
了解了“三教九流”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明白它只是一个对人群的划分标准，没有什么贬义。
●狗从不曾咬过吕洞宾
在做了好事后不仅没有得到对方表扬，还被对方责怪时，很多人都喜欢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有点怪对方像狗一样不知道我是好心的意思。但是，其实“狗咬吕洞宾”原本是“苟杳吕洞宾”，与狗无关。
传说吕洞宾在成仙前原是个读书人，因为参加两次考试都未中举，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愿意读书，就依靠祖辈留下的家产，会客访友，游山玩水，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当时，吕洞宾有个同乡好友叫苟杳，家境十分贫寒。吕洞宾很同情他，与他结为金兰，并请他到家中居住，希望他能刻苦读书，以后有个出头之日。
后来，有位姓林的朋友来吕洞宾家里做客，见苟杳一表人才、读书用功，便想把妹妹许配给苟杳。
吕洞宾怕耽误了苟杳的前程，连忙推托，但苟杳得知后便动心了，就跟吕洞宾表示同意这门亲事。
没想到吕洞宾却说：“林家小姐貌美贤惠，贤弟同意我也不好阻拦，但是成亲之后，得让新娘子先陪我睡三宿。”苟杳听后很不能接受，但是思前想后，还是咬牙答应了。
苟杳成亲这天，吕洞宾喜气洋洋，而苟杳却无脸面见人，干脆躲到一边去了。
晚上，新娘子头盖红纱，倚床而坐。吕洞宾进了洞房，也不说话，只管坐到桌前灯下，埋头读书。林小姐等到半夜，丈夫还是不上床，只好自己和衣睡下。天明醒来，丈夫早已不见，一连三夜都是这样。
苟杳好不容易挨过了三天，刚进洞房，就见娘子正伤心落泪，连忙上前赔礼。林小姐只管低头哭着说：“郎君，为何三夜竟不上床同眠，只对灯读书，天黑而来，天明而去？”
这一问，让苟杳目瞪口呆，半天，他才醒悟过来，仰天大笑，原来是哥哥怕我贪欢，忘了读书，用此法来激励我。哥哥用心，可谓太狠心啊！
几年后，苟杳金榜题名，与吕洞宾一家洒泪而别，赴任去了。
一晃八年过去了，这年夏天，吕洞宾家不慎失大火，所有家产都化成灰烬。
吕洞宾只好用残留的破瓦烂砖搭了一间茅草屋，和妻小在里面躲风避雨，日子十分艰难，于是决定去找苟杳帮忙。
吕洞宾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苟杳府上。苟杳对吕洞宾家遭大火的事非常同情，并热情招待他，可就是不提帮忙的事情，住了一个多月，一分钱也没有给吕洞宾。吕洞宾以为他忘恩负义，一气之下走了。
回到家里，吕洞宾发现家里已经盖了新房，很是奇怪。刚要迈进家门，突见大门两旁贴着白纸，知道家中死了人，大吃一惊，慌忙走进屋内，见屋内放着一口棺材，妻子披麻戴孝，正在号啕大哭。吕洞宾愣了半天，才轻轻叫了一声娘子。
妻子回头一看，惊恐万状，颤颤抖抖地叫道：“你，你是人还是鬼？”
吕洞宾更觉诧异，问：“娘子，何出此言？我好好地回来了，如何是鬼呢？”
娘子端详了好久，才认出真是吕洞宾说：“吓死我了！”
原来，吕洞宾走后不久，就有一帮人来帮他盖房子，盖完房子就走了。前天中午，又有一大帮人抬着一口棺材进来了，他们说吕洞宾在苟杳家病死了。
吕洞宾一听，便知道是苟杳玩的把戏。他很生气，操起一把大斧把棺材劈成两半，却见里面全是金银珠宝，上面还有一封信，写道：“苟杳不是负心郎，路送金银家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
吕洞宾看完信如梦初醒，他苦笑了一声：“贤弟，你这一帮，可帮得我好苦啊！”
从此，吕苟两家倍加亲热，这就是俗话常说的“苟杳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后来，因为“苟杳”和“狗咬”同音，传来传去便成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
●“衣冠禽兽”是夸人
提起“衣冠禽兽”一词，想必很难有人对这四个字产生好感，通常这个成语都是用来指道德败坏的人，说某些人徒有人的外表，穿着人的衣服，却干着禽兽不如的坏事。
其实，在最初，这个成语原意并非如此。“衣冠禽兽”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在当时，“衣冠”作为权力的象征，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在官服上绣以飞“禽”走“兽”，来显示文武官员的等级。等级制度在官服上就体现出来了。据明、清两史的《舆服志》记载，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而且等级森严，不得逾越。“衣冠”上的“禽兽”与文武官员的品级一一对应。具体规定是：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
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
只有官员才能穿上描禽画兽的官服，享受一定的待遇，自然与平民百姓不同，所以，“衣冠禽兽”是一个褒义词，带有老百姓的羡慕眼光。
其作为贬义词，最早是出现在明末陈汝元所写的《金莲记》一书中。因为在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官场腐败，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民不聊生，将穿着官服的人视为匪盔瘟神。于是，“衣冠禽兽”一语开始具有了贬义，老百姓将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称为“衣冠禽兽”。
●“鸳鸯”非夫妻
人们对鸳鸯并不陌生，它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夫妻和睦相处，爱情永恒的美好象征。传说中认为鸳鸯一旦结为配偶，便游则并肩、飞则比翼、睡则交颈，即使一方不幸死亡，另一方也不再觅新的配偶，而是孤独凄凉地度过余生。
于是，鸳鸯常被诗人写人诗中，从而留下“鸳鸯相对浴红衣，短掉弄长笛”、“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等无数动人的佳句。
其实，“鸳鸯”最初并非喻指夫妻，而是用来比喻兄弟之间的友好、亲密。
《文选》中有一篇《苏子卿诗四首》，其中第一首有诗云：“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辰（指天空中的两个星名）。”而从“骨肉缘枝叶”、“况为连理树”等诗句来看，这显然是一首兄弟之间的赠别诗。
另外，晋朝的郑丰有《答陆士龙》诗四首，其中第一首《鸳鸯》的序文中说：“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扬辉上京。”很明显，这里的鸳鸯是比喻陆机、陆云兄弟二人。三国时代魏国人嵇康曾经写过《赠兄秀才入军》的诗，也是用鸳鸯来比喻兄弟和睦相处、友好无比的。而再上溯到《诗经·小雅》其中“鸳鸯于飞”的句子，也不是比喻夫妻的。
那么，从何时起，鸳鸯才成为美丽忠贞爱情的化身呢？
据考证，以鸳鸯比作夫妻，最早出自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一诗，诗中有“愿做鸳鸯不羡仙”一句，赞夫妻之间美好的爱情，当时的文人觉得十分形象有趣，便纷纷效仿。
渐渐地，鸳鸯便成为夫妻的代名词。
然而，鸳鸯真的是情笃楷模，一生不离不弃的“爱情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