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令其大张旗鼓地变法，后来变法失利，政府开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期间，元丰二年，苏轼被贬谪，不料突然遭遇诬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那么，“乌台诗案”到底是因何而起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他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发泄对新法的不满，于是苏轼就被扣上了诽谤朝廷的罪名。实际上，天下不满新法的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但对新进者却不然。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新进们开始有预谋地整治苏轼，御史李定、何正臣、舒宜等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苏轼罗织罪名。这就是乌台诗案的始末。
我们知道，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然而，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阻碍重重，使得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所谓杀一儆百，苏轼刚好做了出头的椽子，立在了风口浪尖上。北宋中期新旧两党明争暗斗，苏轼观点是站在旧党一方，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属“敌对”状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所以苏轼遭到政治打击也是迟早的事情。再加上苏轼本人乃一代大文豪，豪放不羁，行文间常见讥讽与尖锐的言辞，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乘机陷害。
当然，苏轼未被判重罪，与正直人士的仗义相救紧密相关。宰相吴充上书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称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如果没有他们的及时相救，这样一位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只能淹没在政治斗争的黑暗漩涡里，岂不哀哉。
苏轼在御史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零十二天，司马光、苏辙等三十人也受到株连，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乌台诗案后，苏轼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到黄州的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黄州的生活，令苏轼文如泉涌，写下了无数的好文章留给后世。
●秦桧为何执掌权柄20年
秦桧乃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之一，因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而遗臭万年。但是其得势期间，却享尽荣耀，从1131年起开始执掌南宋朝廷的权柄，到1155年在权势巅峰中死去，历时二十余年。除了中间有几年罢相外，基本上都是位居要职，既得到皇帝赵构的宠幸，又对南宋朝廷的兴亡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为何皇帝对他如此宠信？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政治格局。公元1130年秋天，流亡海上回到越州（浙江绍兴）不久的南宋小朝廷再度进入紧张状态。亡宋之心不死的金人在这年九月策划并扶持一个新的傀儡政权——伪齐皇帝刘豫之后，又一次发动秋季攻势。面对来犯之敌，南宋朝廷内无御敌良策，外乏统一指挥。西线富平兵败，川陕告急；东线楚州失守，守臣赵立力战身亡，两淮吃紧。惶惶不可终日的宋高宗，于十一月间接见了自称“杀监己者”逃离金营、冒死归朝的前御史中丞秦桧，宋高宗大喜过望，情不自禁地大赞其“朴忠过人”，力排众议，委以重任。由此秦桧开始了执掌南宋朝廷权柄的风光岁月。
宋史在评论秦桧时说：“秦桧两居相位者，几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灭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他们诬陷打击忠良，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
此人在权力中心如鱼得水二十载，必有过人之处。
首先，从其为官个性看，秦桧深谙专制社会的生存法则，即阴险狡诈，不急不躁。比如，在皇上要决策求和时，一再给皇帝思考的时间，并没有急于付诸实施，而是充分尊重皇帝的想法；同时在与朝臣的辩论中，显示出良好的心理素质，从不力辩、争得面红耳赤，这样想必连皇帝也觉得此人风度涵养都到位。专制社会不是正需要这样阉人式的官员吗？
其次，他有着极其厉害的政治手段。如背后拨弄是非、造谣离间、出卖同他共事的大臣。言语不多，却能一语害人。李光曾与秦桧争论，发言稍微触犯了秦桧，秦桧就不说话了。等李光说完，秦桧慢慢地说：“李光没有做大臣的礼法。”赵构听后，对李光十分生气。所以史书上指出秦桧凡陷害忠良，一般是用这种权术。
再次，他一意孤行，排除异己，必欲置反对者于死地而后快。他还屡兴大狱，株连无辜，迫害与他稍有微异的人。岳飞被害时，株连坐牢者六人；审讯岳飞的大理寺丞认为岳飞无罪的，均遭贬黜；上书为岳飞喊冤的，被捕杀于狱中。赵鼎被贬谪后，他的门生弟子、僚属都被虚构罪名加以陷害。
当然，秦桧在巩固权力上也有一套，就是要做强做大、鼓噪造势，使得小人们成群结队、争相投靠，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离、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假、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之徒，都是闲官小官，都被提拔重用。这些人因此都视他如再生父母，对其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秦桧就这样结成了一个紧密的战略同盟，在官场上呼风唤雨、残害忠良、排除异己、腐蚀朝政。相反，岳飞、韩世忠等人在战场上厮杀了半生，却落了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果。真是君子蒙冤，小人得志，幸亏历史自有定论。秦桧活着的时候，何等的风光无限。秦桧死后七年，岳飞被平反昭雪。后人将秦桧等四名谋害岳飞的主谋用白铁铸像，永跪岳飞面前，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岳母刺“尽忠报国”是伪历史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这些都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小故事，有很深的教育意义。不禁让人觉得，凡是一心为国的大英雄，都必然有一位深明大义、知书达理的母亲。那么，岳飞的后背上是否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呢？如果有，真的是岳母亲手刺上去的吗？
很多史书都对岳飞背后的刺字有记载。首先来看《鄂国金佗粹编》中第九卷《遗事》中的一段文字：“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小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于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而在《宋史》第三百八十卷《何铸传》中描写岳飞被审问的时候提到的：“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深入肤理”这四个字说明尽忠报国四个字已在岳飞背后多年，结合上面一段古人留下的文章，岳飞的母亲要求他为国家效力，其间托人转告，勿念家中老小，并未提及刺字一事。转而到了岳飞被审问，背上的尽忠报国就已经“深入肤理”，刺字的时间上首先出现了疑问。
其次，就刺字这件事而言，岳飞之母虽深明大义，但毕竟只是一名村妇，中国自古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要说刻字，可能连字都不识。对于刺字这门手艺，也不是谁都可以的，这一点从《水浒传》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水浒传》第八回中说道林冲要被在脸上刺字发配充军的时候，有这样的文字“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到杨志被判刑的时候也提及“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可见，刺字这件事的确不是谁都会的。
那么岳飞背上“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呢？
明朝末年，冯梦龙所撰写的《精忠旗》一书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书中第二折“岳侯涅背”就告诉了我们岳飞背上的字到底是谁刻上去的。后人摘录出这样的文字：生说：“张宪，你拿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说：“怕老爷疼痛。”生大怒介，说：“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说：“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末说：“刻完了。”生说：“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与生穿衣，末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说：“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这里的“生”指的就是岳飞，而末指的就是张宪，也就是说，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并不是他的母亲刻上去的，而是张宪刻的。刻这四个字的目的也不是像后人流传的那样，是岳母为了时刻提醒岳飞要尽忠报国，而是岳飞要给背主忘君的人敲一个警钟。
而岳母刺字的传说则是直到康熙五十三年《如是观传奇》的问世才出现的。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字的情节，说岳母刺字是为了提醒岳飞要时刻记得助君主击退胡酋。并且这是已将先前的“尽忠报国”讹传为“精忠报国”。
此后清朝与岳飞相关的各个版本的书籍都会以此为鉴，添加岳母刺字这一桥段，场面描写也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激昂悲壮。自此，岳母刺字的故事就这么被大家误传开来。
●成吉思汗为何万里召见丘处机
王重阳于1167年创立全真教，定下的教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弟子丘处机，生于1148年，金代山东栖霞人，字通密，号长春子，后赠号长春真人，与丹阳子马钰及其妻子清静散人孙不二、长真子谭处瑞、广宁子郝大通、玉阳子王处一、长生子刘处玄合称全真七子。丘处机作为王重阳第一位弟子，他因虔诚、机敏、好学而深得王重阳器重，在王病逝后更是继承全真大业。但此后六年一直隐居磻溪穴，外出必戴蓑笠，所以世人又称呼他为“蓑笠先生”。而后，他又赶赴宝鸡龙门山隐居潜修七年，创建全真龙门派。丘处机一直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修道教应出家，断绝一切尘缘，他认为清心寡欲是成仙之本，著有《鸣道集》、《摄生消息论》、《磻溪集》、《大丹直指》等书。
丘处机原本只是一名全真教的道士，即便后来接任掌门人一职，也是一名修行之人，怎么会跟成吉思汗扯到一起呢？
首先是因为时局动荡，金人进驻中原之后，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水深火热，这个时候人们往往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来支撑。全真教就在此时应景地创建了，人民把它看作是黑暗之中的唯一光明，都很拥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统治者都明白，他们需要一个能帮助他们安抚民心的人，而在这一时期，丘处机的声望是很高的，成吉思汗自然也就知道了丘处机这个人。
当时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他规划着统一大业应该如何实施的时候，自然希望手下的贤能之士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助他打天下。在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后，成吉思汗十分想请他出任国师，为自己安邦治国。于是先后两次派遣使者传召丘处机，谁知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对他根本是避而不见。但成吉思汗始终不曾放弃，又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心之诚不亚于当年三顾茅庐的刘备。丘处机最终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于公元1220年西行拜见成吉思汗。其实对于丘处机来说，做出这个决定缘于成吉思汗的诚意是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试图通过这次西行游说成吉思汗“放下屠刀”，早日回军。
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此次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还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建立全真教的组织。他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更是身体力行地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舍给当地的穷人。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而当成吉思汗看到丘处机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样子后，更是认定此人是助自己一统天下的贵人，对待丘处机自然是犒赏大增。
这便是成吉思汗不远万里、三次诚心召见丘处机的原因。
●为什么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
忽必烈的蒙古大军当初不仅进驻中原，更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军事扩张。据史料记载，蒙古大汗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和风州经略使忻都，带战船九百艘、士兵一万五千名，远征日本。大元朝部队在这场战争的初始阶段战绩辉煌。但却以失败告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的谜题。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的书中写到“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如果按照井上靖所述，是恶劣的天气使得大元军队在战役中失败了，那么史实真的是这样吗？
根据史料记载，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大元军队逼得日本方面节节退败，最后退到了大宰府附近。但蒙古军队夜间仍然留守在军舰上。直到公元1274年10月21日，这天夜里元军依旧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军舰上，却忽然起了台风。试想，生长在蒙古这个中原国家，连见到京城的人工湖都以为是书上说的海的士兵，哪有应对台风的方法。加之对当时所处环境、地形的不熟悉，台风一起，军舰上便一片混乱，有的甚至因为相互之间的碰撞而舰毁人亡。再加上台风形成的海浪对船体的撞击，不少军舰被海浪打沉，所以元军只好撤退。第二天清早，日军不见元军进攻，便派出侦察人员去探元军情况，才知道元军已撤退。日本对于台风使得元军撤退这一事件很重视，并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一词一直陪伴了他们近700年。
第一次正面交锋过后，双方都可谓已经知己知彼，大元朝的弓箭让日本人开了眼界，日本人的战刀也让蒙军长了见识。待忽必烈重整旗鼓之后，又于公元1281年5月第二次进攻日本。这一次出海的舰队阵容更是无比强大，其中将士十四万名，四千多艘战舰和九千海船。忽必烈看似是抱着铲平日本的信念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