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徽章，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要给司中官员以贿赂。如此一来二去，大量的贪官污吏在“市易司”中产生了，百姓还是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是祸国殃民。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陈述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种种变法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理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围在了变法的舆论范围内，忽略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好意居多，但却有不周全的地方。司马光大为反对作为好朋友的他，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迁腐，这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最后变成“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佑（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元佑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司马光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落得千古骂名，然其政治生涯却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他最后也下台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法，恰似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朱元璋为什么制造胡惟庸案
明王朝建立伊始，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治理，终于走上正轨，但太祖朱元璋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的多疑令他无法尽信江山能够稳守，唯恐有谋臣造反，只有皇权完整地独立，控制整个国家生杀之事，才能保证明王朝的千秋万代。于是，因此而成为牺牲品的明朝将相不在少数，其中宰相胡惟庸算是最大的牺牲品。
朱元璋为何大张旗鼓地制造胡惟庸案，至今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触摸到它的真相，很多事情都是后人的分析与猜测。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勾结，意在弑君，结果事情败露。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这被认为是天赐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不管是哪种材料，都是疑点重重，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胡惟庸谋反一事，在皇帝那里就是事实，这是十恶不赦之大罪，死是死定了，没想到他的死，却使许多人受到株连。开始是他的家人，被诛了三族，连同同谋及告发者一并斩首。随后朱元璋借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3万余人，朝野震动。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相权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而政府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明太祖朱元璋，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没有永远的，从明朝中后期的事情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祖宗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的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因为宰相虽然没有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难以保证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总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得最为妥当，这是因为他气量恢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汉高祖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杀开国功臣。其实两者也有区别，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和他出生入死，与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国之后如果让他们恪守君臣之礼，或永不起异心，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的。因此，为了给以后的子孙扫清道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大开杀戒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他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这话说得倒也在理，朱标无可反驳。
但是朱元璋的屠戮如此耸人听闻，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无论如何，经过胡蓝案，宰相一职取消了，开国功臣也被屠戮殆尽。从此皇帝身兼君主与宰相，行使着皇权和相权，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责为一体，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不过，明王朝或许是不幸的，自朱元璋死后，其子孙“圣贤、豪杰”者少，“盗贼”性者多，从而造就了大明一朝十几位个性鲜明的皇帝，在是非、人伦颠倒中，左右了明王朝200多年命途。只可怜最后一位欲做大事、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成了王朝的牺牲品。
●北京如何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
若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君王选都城位置一般遵循四个原则：地大、山大、湾大、“明堂”大，其实也就是地缘辽阔，有山水可依，又不显窄小的地方。古人说龙脉集结之处适宜建都，其实正遵循这个原则。所谓龙脉，即“山龙”和“水龙”。山为阴，水为阳，阴阳交汇符合三才（天、地、人）协调生活的规律，有龙脉的地方建都，自然再好不过。金代帝王一眼瞧中了北京（燕京），正是有此原因起了作用。所以元人也舍不得这风水宝地，燕京就这样作为元大都存在了百余年。
公元1368年，朱元璋创立大明王朝，定都金陵（南京）。可惜金陵偏安江南，朱元璋大概是想到定都南方的王朝多是短命，所以总是有块心病。他一度选取了大梁（开封）、风阳等地作为迁都的位置，但都搁置了。后来又想到进入关中（长安）宝地，可惜未等实现，太子懿文不幸夭折，年事已高的朱元璋痛心疾首，再无力谋划迁都的事情，不久便一命呜呼。
大明王朝当然并不会因为朱元璋没有迁都而短命。只不过将都城改迁至北方的是曾经的燕王朱棣而已。朱元璋一生共有二十六子，包括太子懿文在内，数第四子朱棣最为能干。朱元璋还在世时，将东北、西北分为九地给了九个儿子，其中北平（燕京）正是朱棣的封地，故而朱棣被称为燕王。
懿文太子未死之前，朱棣纵有野心，但也不敢夺嫡，毕竟有朱元璋坐镇，容不得他乱来。懿文太子、太祖朱元璋相继过世之后，斯文儒雅的建文帝朱允炆一上位，朱棣在下属的怂恿之下，野心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遂挥军南下，一举“靖难之役”，稳稳当当地坐上了皇位，一代明君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产生。
明成祖朱棣的一生功绩繁多，无论是组织修撰《永乐大典》，还是派郑和下西洋彰显国威，似乎都不及他迁都北京对后世的影响大。自明成祖迁都北京，明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全面转移，清朝继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继之，数百年京都龙脉旺盛，不曾衰竭。
那么，成祖为何毅然决然地选择迁都北京，而不选择关中长安宝地呢？其实若依地利而言，长安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易守难攻龙脉汇集之处，若论底蕴，北京自然比不过长安千年古都的优势。成祖究竟因为什么笃定北京，难道仅仅因为这里是自己的封地吗？
其实，成祖之所以敲定北京，元人功不可没。元王朝确立北京为元大都之后，一直致力于城防建设，燕王的朱棣初来乍到时，北京已经不是往昔的燕云边城，而是彻彻底底的繁华都市。再者，北京依地利之险，有抵抗外族的天然优势。以往的王朝多数将国都建立在北方，正是方便抵御异族侵扰，稳守国土安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北京为燕王势力最稳固的地方，虽然洛阳、关中不失为迁都的好选择，但都不及北京的优势多。
另外，成祖定都北京，也是出于方便打压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南方士族这个目的。成祖虽然已经坐稳帝位，但仍背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包袱。当年“靖难一役”，为了铲除朱允炆的势力，成祖曾痛下杀手，令南方士族对他又恨又怕。如果他继续在南京执政，很可能遭到暗算，不如迁都北京，让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又可以将南方士族打压于南方一隅，不得动弹。
很显然，无论从地理方面还是人性方面，成祖的考虑都是正确而周全的。再说，南京的皇宫虽建在拥有“帝王之气”的燕雀湖之地，但因为地质松软的原因，在朱元璋晚年时，宫殿已有塌陷凹凸，呈现宫城前昂后洼。依阴阳风水学者的说法，此乃绝后和亡国的征兆。南京皇城的美中不足叫朱元璋到死也不能释怀。虽然成祖朱棣不信这套，可是南京总归不是他立身的好地方，索性干脆迁都北京。
就这样，北京成为明王朝的政治中心，伴着中国的风风雨雨走过，城防依然巍峨屹立，雄姿不减当年。
●朱棣为什么要派遣郑和七下西洋
明朝时期，“马六甲”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现在则属于马来西亚。这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拥有一条著名的海道——马六甲海峡，是连通东方与西方的海上要塞。如今的马六甲，仍能看到郑和当年下西洋的痕迹，那里有郑和当年宝船的复制品，有悬挂着无数中文招牌的店面，有各种各样的玉器、字画和木雕工艺品在出售，还有长长的中国街，以及祠堂这在中国已经很难觅其踪影的古老习俗。据说，这里居住的华人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来的一些船员，他们在此开枝散叶，一代代的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却能用纯正的汉语说自己是中国人。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事迹。明成祖下令远航此举，更是在后世被人所称颂。不过，我们考察当时明史中对航海政策的描述，就知道明代海禁甚严。那么明成祖为何要派遣郑和七次到西洋巡游呢？有人考证说，成祖此举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所以有人推测他应是南下或者流亡海外。由于建文帝不但得到中土百姓的爱戴，更得中国周边国家的认可，为正统之中国皇帝。因此朱棣登基以后，生怕民间说他乃乱臣贼子，所以他势必要找到建文帝，令后者给予自己以名正言顺的皇帝资格，以便朱棣统治中土江山，同时与周边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因为如果单纯是为了寻找退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没有必要吩咐郑和带着大量中土的特产和财物四处赠予东南亚、南亚国家。仔细考察明成祖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的动机在于笼络这些周边国，一方面令其了解到中国的国王已经易主；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外交事业，与已经与明朝政府丧失联系的海外诸国重新建交。不过，建交目的只是其一，成祖真正想制造的效果是“万国顺服”的国际形势。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百艘战舰舰队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这番阵仗，不是成祖真的想要侵略周边各国，而是威慑式的外交战略，以彰显大明国威，令万国对明室不敢小觑。如果有意倾向明室者可以年年朝贡，无意者则不敢对明室轻举妄动，其中以锡兰国为典型。
郑和第三次航行时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结果他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
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外交策略，郑和七番航行确确实实达到了彰显国威，宣传中土先进科学、经济、文化成果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加强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还间接促成了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额外的收获，则使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大为开阔。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搓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上面记载了所经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命人绘制的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蜚声中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理价值，虽然其中不乏错误之处，但却对今人了解古代亚非国家地理情况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成祖大概也未想到自己的创举竟能影响海外数百年之久。
●为什么说历史与张居正开了个“错位”玩笑
人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时势更造就一代人的悲凉和反思。万历初年的辉煌只是明朝史上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照耀了王朝短暂的强大，大地转而重新陷入了黑暗。旧时宰相张居正力挽狂澜于既倒，心系社稷而图新，为孱弱的国家动脉注入新鲜的血液，只可惜大厦将倾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短暂中兴后的倒行逆施使得王朝病入膏育，而张居正的后世及其家人却惨遭祸及。
有人说，是历史与张居正开了个“错位”玩笑，这种评价倒是中肯。倘若张居正早生几百年，再碰上明主，相信华夏在他的改革之下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的是，历史总与那些励精图治者玩着不应时的游戏。
《明史》当中记载的张居正是这样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为，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此翩翩才子，却生活在了千疮百孔的明朝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