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和亲，必然并不是为政者突发奇想的政策，它受到帝王青睐实则是有历史根源的。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轻松抵御外来的入侵时，便会采取软化敌人的政策，一则以钱财诱惑对方，只要彼此和平相处，我方会奉上足够的金银珠宝供彼方享受；二则以和亲来表示尊敬、喜爱，我方嫁个公主、郡主给彼方，还把我方的发达技术教给彼方，彼方看在这些好处的薄面上，也应和和气气。一旦双方达成共识，还可以携起手来打败共同的敌人，将第三方拆吞入腹。
中国数千年更替十数王朝，皆居于风水宝地的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国家钦羡不已，都想到聚宝盆般的中原掳上一二。一旦中原王朝稍显弱势，例如汉代，采取和亲政策的目的便如上述所言一样，无非是求得周边的安稳。不过，和亲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自保手段，在唐朝，它还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彰显国威的策略。
唐朝初期通过与突厥的和亲，招揽突厥贵族进入皇族，帝王赐其高官和财富。
表面上看似突厥人受到优待，实际上是唐朝政府用“糖衣炮弹”来同化突厥，令其再无反抗之心。再者，有了突厥的支持，一些漠北、漠西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唐王朝也省去很多力气去应付外患。在当时，有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还主动到唐室诸求赐婚，愿做汉家的女婿，从中原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增强自身实力。
其实，总结和亲政策仍旧是一句话，攀亲双方无非是希望对方“为我所用”，一旦这种互相利用失去了平衡机制，某一方再无价值可言，和亲便再也成不了和平的手段，战争才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方法。不过，我们不能否定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它的确保护了人们免受战争和掠夺的苦难。
●顾命大臣表面风光却是玩命活
所谓顾命大臣，就是皇帝在临终之前，亲自挑选任命的辅佐还未能把持朝政的小皇子之臣子。这些人通常是那些德高望重、出类拔萃、忠心护主的命官。古代被挑选为顾命大臣的官员，领着先皇的遗命，代替小皇帝把持朝政，在朝廷之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不是皇帝，但同样一言九鼎，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废除幼主。不过，凡事有利自有弊，顾命大臣的无限风光背后往往也同样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以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为例。刘裕在临终前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辅佐少帝义符。刚开始的两年里，少帝年幼，几位顾命大臣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指导，可以代为治理朝政。可是随着少帝逐渐长大，几位顾命大臣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于是几人联合废了少帝义符，随后立宋武帝第三个儿子义隆为宋文帝。第二年，这几位顾命大臣奉表归政，文帝亲政。第三年，亲政后的文帝就先后诛杀了这几位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为什么要废掉先帝所立皇帝，去立一个新的皇帝？为什么被立的皇帝最终却又要把把自己扶正的顾命大臣赶尽杀绝？像南朝这样的例子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多层因由。
首先，顾命大臣本为先帝选出的忠心为国的大臣，多德高望重，为人耿直。由于古代封建思想的灌输，多数少帝在小的时候因为是太子的缘故，很少有人敢管教他们不得当的行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本性，小的时候他们不参政，这样的本性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但随着年龄逐渐变大，其性格中的劣势自然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顾命大臣这时候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就会废旧立新。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有些顾命大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后，当小皇子长大要亲政时不想让出手中大权，于是就设计陷害幼帝，再重新立一位年龄小的傀儡皇帝，使自己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可是为什么被顾命大臣们册立的新皇帝往往都会反过来杀掉他们呢？第一，新立的皇帝虽然很感谢顾命大臣给了他们当一朝天子的机会，但是，旧帝被废或是被杀的场面在新帝心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新帝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以同样手段对付自己，就先下手为强，杀了这些权臣，一来可以替曾经受制于顾命大臣的臣子出口气以笼络人心，二来可以杀鸡儆猴，树立威信，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之计。
所以，千百年来的顾命大臣虽然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是背地里要承担的风险更多，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一句“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就贴切地概括了顾命大臣的命运，是悲协还是风光，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宦官干政”，难道是历史使命
太监，又叫宦官，内臣，是封建社会一种悲哀的现象，一种残忍的代表。我们现在很多人提及太监，或是在电视里看到太监，很少有正面的形象，要么不男不女、阴阳怪气，要么胆小怕事、左右逢源，还有的就是阴险狡诈、作恶多端。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些成大事却受过宫刑的人，司马迁、郑和、蔡伦这些人对后世的贡献都是无可替代的。
回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太监的数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明代这个太监数量的鼎盛时期，也只有不到十万而已，但是这些宦官们的能量却是不容忽视的。纵观历史，从汉代开始的十常侍，到清朝末年老佛爷手下的安公公、小李子，唯有宋代没有太监乱政，其余大多数的朝代都出现过太监干政、祸国的事件。这些都是碰巧发生的吗？还是其中有什么玄机可寻？
先说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局面。纵观整个宋朝社会，没有能完全掌有大权的文官或者武官。宋代的以文率武的政策，致使武官几乎不握兵权，而文官多为士大夫出身，以忠君报国为己任，因此野心者少之又少。再者，文官的朝政意见一旦相左，很快会形成各自的集团，互相争斗，由此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各自为政同时又相互制约，所以皇帝不用费心去培养一个亲信或者说是一个专用的奴才去替自己处理分化文臣武将事情，这导致了宦官与朝政不相接触，所以也就减免宦官乱政的机会。
那么其他朝代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太监乱政的局面，是不是其政府结构与宋代截然相反呢？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将，各个官员手中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所有的官员虽然都服务于一个君主，但官员们在利益面前几乎都会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所谓山高皇帝远，皇上虽然高高在上，但并不是每一个官员他都可以看得见，久而久之就会有人做出反举。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皇上总会把大权叫给自家的亲属或是身边的亲信，这是重用宦官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使得宦官、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那就是有些事情皇帝可以交给自己相信的大臣们去做，有些事情则不然，例如暗杀不服从自己的大臣，或者去监视朝廷里某个要臣，这些没有办法做在明面上的事情就要靠皇帝身边的亲信去做。宦官为皇帝做过越多此类的事情，皇帝自会越重用他，久而久之，当宦官不想在受控于人，想要独揽大权的时候，就会出现干政的局面。
另外，太监因为没有子女，所以皇帝通常不会考虑他们想篡权为子孙后代打下江山的可能，所以才对他们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平日里宦官经常讨好帝王，说些贴心的话，又照顾帝王的起居，自然容易得到帝王的信赖，继而有机可乘，干扰朝政。
所以说，史上的宦官干政，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发生，是有着一个内部规律可循的社会现象，是封建社会腐朽政治的产物。
●为何帝王常玩“狡兔死，走狗烹”的游戏
自古帝王欲坐稳王位，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不得已为之，必然会除权臣或功臣而后快。因此，许多读史的人均对帝王“卸磨杀驴”的做法表示万分鄙视，或者人们便以“功高盖主”的理由心笑权臣的不识时务。尽管许多帝王明知道因做尽“狡兔死，走狗烹”的事请会遭受千古的唾骂，却依然喜好为之，究竟为何呢？其实可以总结出三点因由。
其一，臣子功高盖主，帝王胆战心惊。这一点用来解释刘邦对付韩信，便是再好不过。刘邦立国前后，张良、萧何、韩信毋庸置疑是最有功劳的人，若论智谋，张良、萧何自然无人可及，不过若论军功韩信当遥遥领先。大汉建立伊始，刘邦便封韩信为楚王，踢其县邑，任其手握重兵。如果韩信聪明一点，出行时不去搞太大的排场，平时作风不要太招摇，也不会被有心人在刘邦面前说坏话，招来刘邦的猜忌。于是刘邦假借出行巡狩的机会，暗中将陪同的韩信俘虏，将后者软禁起来。俏若此时韩信能安守本分当个淮阴侯，说不定可得善终。可韩信毕竟是韩信，自然无法如张良那般聪明地隐退，终于还是耐不住寂宾，联合巨鹿郡郡守陈豨造反，被吕后识破阴谋，诱而击杀。
回过头来再看，还是淮阴侯的谋士蒯通临死前对“主子”的评价最中肯：“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勾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有机会作为时不作为，该安守本分时不本分，韩信死就死在了自己的愚蠢上，无怪乎刘邦会轻松将他烹煮了。
上演“走狗烹”游戏的第二个原因，便是功臣盲目自大，皇帝不得不弃之。因这类原因不得好下场的臣子有很多，唐代的尉迟敬德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他遇上了宽宏大量的君主李世民，才不至于落得悲惨的结局。尉迟敬德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衷心追随，几次救了后者的性命，在玄武门之变时，尉迟敬德也是最支持李世民的人。所以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以军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的理由，封右一府统军，有封地和军权。
尉迟敬德一介武人，性格耿直，颇有些蛮横。因成了大功臣，所以一时间不可一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别人碍于李世民的原因不敢得罪他，但李世民着在眼里，心中有数。杀尉迟敬德的事情，李世民自认做不到，他也不想如刘邦对付韩信那样，这并不是明主的行为，于是故意在尉迟敬德面前讲了韩信的故事。尉迟敬德又不是蠢人，当然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暗暗冒了冷汗，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去追求黄老之道，以避开朝廷的锋芒。
从某一方面来说，尉迟敬德比韩信聪明，而李世民比刘邦英明，所以避免了血溅朝廷事件的发生。但是，此等好事并没有给后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反而“走狗烹”的事件发生的更多，犹以明代初年为甚。如果说韩信“死有余辜”，尉迟敬德“自找麻烦”，那么如明朝胡惟庸、刘基这类的名臣，死得可是太冤枉了。当无辜臣子遇上凶残多疑的帝王，第三类“走狗烹”游戏就会堂而皇之地上演。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甚至是所有帝王当中最多疑、最好杀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几乎所有助他建立大明国根基的臣子都被他尽数除去，少数因为英年早逝避免了冤死。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熟谙进退的刘基，也被朱元璋冷遇，最后病死榻上。
千百年来，帝王无情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多少臣子未能参透伴君如伴虎的规律，只好沦为刀下亡魂。在帝王眼里，天下之大，率土之滨，皆是王土，任你有再高的功绩，都不能忘了这规矩。范蠡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出“高鸟尽，良弓截。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此番良言，早应该点醒时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是存活之道。一旦不能与帝王相与，功成身退正是最好的选择。历中国漫漫史海，或许真正懂得权衡之道的人，应该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班臣子石守信等人，乖乖交出兵权，无论何时何地都悄然无声，才能过个富足的余生。
●“秦晋之好”不过是阴谋乱伦的政治笑话
在过去的小说当中，时常会出现“秦晋之好”一词来形容两户人家几代结亲，亲上加亲。看上去“秦晋之好”倍显亲密，其实不过是政治婚姻的幌子。前文已经提到，政治婚姻是建立在“互为所用”的基础上，所以其中很难排除阴谋的成分。而“秦晋之好”这一典故的来源，更是充满了龌龊的算计。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间的相互嫁娶已成惯例。秦穆公刚刚登基为王，有脾睨天下的野心。当时晋国占据中原宝地，乃大国之一，所以穆公向献公求亲，娶了献公与齐姜的女儿伯姬。
晋献公老来昏庸，被美色所困，为了讨好自己的年轻妃子，所以要立最小的儿子卓子为王，继承自己的位置，竟然杀了太子申生。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见状心寒，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所以均逃往别国避难。而夷吾直接投奔了姐姐伯姬，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庇护。
晋献公死后，夷吾联合里克、邳郑等臣子将九岁新君卓子摔死在宫中，派人通知重耳回国，但重耳忌讳夷吾的狠毒手段，拒绝了回国的邀请。不过，夷吾想要回国称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只好请求秦穆公出兵助自己返国继位，事成之后送穆公秦河西五个城池。穆公为了得到地盘，便命大将公孙枝率三百兵车，送夷吾回晋国成为晋惠公。
哪知道晋惠公不守信用，当上君王便毁了之前许诺秦穆公的五城，秦穆公恼羞成怒，决定与晋国断绝往来。不久，晋国突然遭逢早灾，顺粒无收，难民四起，晋惠公没办法，只好厚脸皮再次找秦穆公这个姐夫帮忙。秦穆公考虑到晋国对自己还有用处，便借粮给了晋国。不料第二年秦国大早，晋惠公不但不帮忙，反过来讽刺秦国。
秦穆公一看晋惠公简直欺人太甚，遂令闻名遐迩的宰相百里奚攻打晋国，将督战的晋惠公俘虏过来。伯姬见自己的弟弟被俘虏，生怕秦穆公杀了他，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终于令秦穆公改变初衷，迫晋惠公割地求烧。晋惠公灰头土脸地将土地封上，还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做人质，这才使两国的关系修好。
公子圉在秦穆公眼里，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利用的夷吾，于是穆公便将自己的女儿怀赢嫁给了公子圉，让外甥成了自己的女婿。几年之后，晋惠公病了，公子圉怕父亲将国君的位置传给别人，扔下怀赢逃回晋国，果然坐上了皇位。没想到公子圉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竟然定下国策，与秦国老死不相往来，妻子也不要了。秦穆公一看这个女婿是个不义之徒，决定要帮重耳重夺晋国国君的皇位，遂把怀赢再次嫁给了重耳。论关系，重耳本是秦穆公的大舅子，但如今又成了秦穆公的女婿，怀赢一女嫁二夫，从前夫的妻子变成了前夫的叔母，这其中的关系可谓乱套。
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赶走了公子圉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但谁也料不到，秦穆公扶持三代晋国国君，都遭到了背叛。晋文公拒绝与秦国往来之后，发愤图强，竟一举称舫，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秦穆公直到晋文公死后才借机打败中原霸主的晋国，终修得正果，称霸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