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冯建军回忆着养母的恩情说：“我养母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人，善良极了。我什么人都可以不记，但我不能忘记我养母。他妈的，这个世界上，好人都命不济。”他对我感叹道：“太没意思了。可惜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懂，以至于我养母的骨灰都肯定做了肥料。我好后悔的。”
冯建军在这对夫妻都把爱情转嫁到他身上的家庭里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
1968年夏，这个和睦的家庭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卷到旋涡里去了。这个家庭是可以被很好地卷进去的，因为江笑月曾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
冯清明在H机械厂并不是个起眼的人物，虽然他上过朝鲜战场，立过功，但他没有多少文化，转业后不过是安排在厂设备股当了个不起眼的副股长。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两年，他和江笑月似乎很太平，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也没有参加任何派性斗争，厂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大会或宣誓大会，他都躲得远远的。他本来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但他身为厂设备股副股长，这就在劫难逃了。当厂里大大小小的官位被造反派“掠夺”后，设备股副股长的职位也就有人打起主意来了，它被一些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所觊觎。忽然有一天，食堂门口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说冯清明的立场不坚定，敌我不分，把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占为己有，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是隐藏在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等等。这自然让冯清明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
这张大字报当时在机械厂引起的反响就是，原来忠厚老实的冯清明是同国民党军官太太睡觉，里通外国，难怪难怪。于是大家都觉得冯副股长睡得都不干净了。跟着而来的第二张大字报便是直指江笑月，当然是极为醒目地贴在食堂门口的宣传栏上。说她是烂破鞋，是国民党特务隐藏下来的女特务等等。就是这张大字报夺去了冯建军养母的生命。
“江笑月，跟我们走，到厂部去交代问题！”一天中午，厂里的一帮自己认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走进冯建军家，虎着脸说。
江笑月一脸蜡白，“我我可可不可可以不不不去？”她紧张得结结巴巴着说。
“笑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快点！”来人吼了句。
江笑月这一去就再没回这个家了。
江笑月被造反派关在H机械厂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那是栋东西向的房子，整天遭受太阳的暴晒，只有几天工夫她就憔悴了许多，一下就老了十岁。一天，养父让冯建军去送点干净衣服给养母，养父把他从玩游戏的孩子中喊过去，交代他说：“军军，要是造反派不准你进去看，你就不要勉强，听见吗？”
“听见了。”冯建军说。
冯建军拎着一袋衣服，大步走进了厂部办公大楼，走到了关养母的房间门口。造反派果然就不让他进去，“你不能进去。”造反派中的一人绷着脸说，“你养母正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审查。你回去吧。”
冯建军没有走，直到他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打开关他养母的房门，养母走过来拿衣服，他看了养母一眼，才走开。这是冯建军见到活着的养母最后一眼，这一眼成了他脑海里的定格，许多年后，当他向我提及他养母时，脸上就很阴暗。“一张脸跟泥巴一个颜色，头发稀乱的。”他对我回忆着说，“眼睛都没有光了。我一辈子都记得。”
造反派要江笑月交代她是如何同台湾特务联系的，国民党中校团长究竟潜伏在哪里，经常给她发什么指令，冯清明是不是她的同党等等。冯清明表面上虽是一棵大树，但他开始消瘦了。他睡不着，时常在床上辗转反侧，整天睁着两只疲倦的眼睛望着周围的人，一脸怨艾的形容，吃起饭来也不香。终于他禁受不住精神的折磨，于某一天中午出事了。那天冯清明从食堂里端着饭菜走回来，搁在竹铺上便叫冯建军吃饭。那个中午很燠热，是一副要出事的样子。天上突然下起了太阳雨，就是说又出太阳又下雨，而且雨还下得不小。
“下雨了，冯伯伯下雨了。”隔壁的一小女孩跑过来告诉他们说。
这个小女孩姓彭，当时读小学一年级，七岁。她的一声“下雨了”，造成了冯清明的灾难。冯清明一听见小女孩说“下雨了”忙放下碗走出门去收衣服。衣服都是穿在竹竿上晒着的。冯清明迷惑地看了眼又是出太阳又是下雨的天空，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把衣服收进来。于是他端起竹竿的一头，将竹竿从绳套上取出来，斜举着往屋里走去。人还离屋几米远，竹竿就先进了门，待他走近门旁时，竹竿的尖端却杵瞎了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的一只眼睛。咔吱一响，毛主席像的左眼睛被竹竿戳烂了。这一幕被站在门口的小女孩瞅见了。那年月，哪个小孩不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现在的青少年当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读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孩却看到了严重性！一转身便跑回了自己的家。
这个小姑娘名叫彭嫦娥，我从小就认识她，那个时候在机械厂宿舍里，她是个长得挺逗人喜爱的小女孩。顺便说一句，当时这个小女孩的父亲是长沙H机械厂的保卫股股长，属于厂里的中层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