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军被关了两天，当他被放出来回到家里时，他哭了，哭得很伤心，整个儿趴在床上哭，哭自己终于自由了，哭死去的养母，哭还关在牢里的养父，哭自己孤苦伶仃一个人。我被派出所抓起过，我从此身上有污点了。他边哭边很懊悔地想。他出来的第二天，仍没去读书，而是在湘江边上徘徊了一天，这里走走，那里看看。那天下午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刘建国，刘建国老远就喊他：“你怎么几天都没去上学？”
“我不想读书了。”冯建军说。
“不读书了？”刘建国羡慕地瞪着他，“我真的羡慕你，不想读书就可以不读书，我要是不去读书，我爸爸会把我打醉去。”
两人说话中，刘建国告诉他，张小英于昨天参军走了，全班同学除了他缺席外，为张小英参军开了个欢送会。“她现在是解放军了，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刘建国羡慕道，“我真羡慕她，一下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杨老师说我什么吗？”冯建军关心的不再是张小英，而是自己。
“没说什么。”刘建国说，“杨老师还问我，冯建军怎么没来上课。”
冯建军又读书了，因为派出所的民警并没把他的事反映到学校里去，而张小英也没有向老师反映。冯建军再读书时，心里空空的，因为班上缺了一个张小英。没有张小英，调皮的同学也不那么调皮了；没有张小英那双动人的月牙眼监视，学校里搞劳动也没几个男同学用心卖力了。次年，这个班便在毫无生气中以开卷考试的形式毕业了。
那时候读高中不像现在要考，只要你想读书，直接升入高中。冯建军原不想读书了，但暑假期间，他在家里呆着没点意思，而刘建国和李跃进又被父母逼着读高中，冯建军也就打算读读高中看看。开学的第一天，一报到，三个人又被分
在一个班，于是就很高兴。“又可以在一起玩，”冯建军说，“我们要在班上当点角色看看。”
冯建军所指的角色不是班干部，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才能当班干部。冯建军所指的角色就是在班上讲点狠，让班干部怕他们，至少不管他们。那年暑假，冯建军跟几个在社会上混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都是住在李跃进屋门口的，都没有读书，不是在街上推板车就是在土方队挑土，靠自己的劳动力养活自己。“读书有什么味？”他们散布言论说，“读到最后还不是下农村！前途前途一把锄头，远看远看一根扁担，卵味。”
冯建军、刘建国和李跃进及另外一些男同学当然不愿意受班干部的管，他们在班上结成了一块板，事事跟班干部和老师唱反调。“今天下午搞劳动，请同学自备铲子和锄头。”班主任交代说。可是下午就没有几个人带锄头和铲子，空手来。
“你怎么不带锄头？”老师气愤地问李跃进。
“他家里没锄头。”冯建军替李跃进回答老师。
“你屋里也没锄头？”老师反过来直视着冯建军说。
“他屋里没锄头。”刘建国替冯建军回答。
“铲子呢？”老师盯一眼刘建国，又望着冯建军，“没锄头，不晓得带铲子？”
“我屋里没有铲子。”冯建军回答。
“你屋里也没有铲子？”老师转过头，把视线落到刘建国脸上。
“没有。”刘建国懒懒地说，“我屋里连锤子都没有，要用锤子都是找隔壁借。”
“我就不相信你屋里连锤子都没有！”老师气愤道。
这个高中政治老师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农村青年，个子不高，皮肤很黑，说一口让长沙人瞧不起的乡下话，讲课也是用半长沙话半乡下话讲课，让同学们课后笑得半死，因此都有一百个理由反抗他的指令，尽管他是他们的班主任。另外，这个乡下来的老师曾经犯过一个错误，那就是偷看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洗澡。那时候一般单位都没有澡堂，夏天里，大凡洗澡，男人一般都是站在水龙头下洗，穿着一条裤衩，拿肥皂和手到裆下去掏摸。女人则不行，因为上面还有两个松软且隆起的乳房需要隐藏和照料。女人一般都是提着一桶水走进厕所里去洗。厕所里，将男女厕所分开的那堵墙的上方有个不大的花格子的通风口，使两边的臭气畅通。这位从乡下来的青年，因找不到爱人却又思念女人，于是就爬到那个通风口去看，却被那个女老师发现了，并告到了校长那里。冯建军他们读初中时就知道这件事，是某老师在义愤中点名点姓说的，他们当然不愿意让偷看女人洗澡的老师——且是个说一口乡下话的老师管。
冯建军读高中没有读完，准确地说他只读了一年，而这一年他们读书的乐趣就是跟这个老师过不去。这个老师说西，他们必说东，这个老师说东他们就说西。冯建军之所以没有把高中读完，是在次年学工中，冯建军与工人阶级硬骨头打了一架，一扳手把硬骨头的脑壳打开了，血顺着脸蛋往下流，流到肩膀上又流到裤头上，最后流到了地上，把冯建军吓得逃跑到岳阳市躲了一个星期。
事情很简单，学校安排他们这个班来到了他养父养母工作过的这家机械厂学工，他走进这家工厂感觉就一点也不好。他被安排到面对办公楼的一个车间里，跟一个只比他大两岁的，他从小就认识的青工学用钢锯锯钢管。把一根根钢管锯成一样长的，然后把钢管搬到另一个地方。这个车间的这个窗口，面对的正是江笑月跳楼身亡的地方。他很清楚地记得养母躺在地上的姿势，一只光脚垂在阴沟里，另一只穿着鞋子的脚横在阴沟上，脑浆溢了一地。他还记得那个晚上，他很害怕地守在办公楼的大厅里，看着淅淅沥沥的雨夜。他清晰地看见一个十岁的男孩瞪着一具盖着花床单的尸体，没有人同情而可怜巴巴的模样。他还着见那孩子
趴在尸体旁迷迷糊糊睡着了，早上却被一个成年男人用皮鞋踢脑壳踢醒了。而这个睁着两只惺忪的害怕的眼睛，望着尸体和穿皮鞋的男人的孩子正是现在的他。七年过去了，七年前的事情他还记得如此之清楚。他的心情当然就变得很坏很坏。
带冯建军的青工是个从小就很调皮的家伙，刚刚招进工厂当学徒，自己很懒，总是喜欢躲到哪里去打扑克牌，而把劳动任务交给冯建军和另外两个学生。有一天下午，学习完毕后，这个青工就拖着冯建军去打牌，“打牌去，”青工安排他打牌，安排另外两个同学做事，“你们两人把那些钢管锯掉，要锯完再吃饭。不然就没饭吃。”
冯建军跟着这个他从小就有点怕的青工走进了一间集体宿舍，这是一间摆着四张单人床，桌子椅子全肮脏不堪的房子。青工又拖来了另外两个工人。四个人就坐在床上打起牌来了，打“双百分”。那时候打牌还不敢赌博，而是输了用铁夹子夹耳朵，有点疼。冯建军的牌打得很臭，当然他和青工就总是挨铁夹子夹耳朵，夹得那个青工火了。青工把牌一甩，瞪着他，“你晓得打牌不？”青工生气地说，“本来我们打过了。你这猪！”
过了会，青工又骂他：“你这杂种，真要割了你的，送你到北京当太监。”
冯建军仍没吭声，他确实打错了一张牌，而造成了这轮牌局的变化。冯建军于是很小心地出着牌，一张牌半天也出不下来。他毕竟有这么大了，且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老让别人骂他猪。“快点出！”那个青工烦躁地瞪着他，“你怎么这样呆啰。”
“红桃8，”冯建军记得他出的这张牌是红桃8，因为就是这张红桃8惹的祸。
冯建军出的红桃8一落到桌上，下手就极高兴地用“主”毙了，他的对方跳了起来，伸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他骂了很多次冯建军，冯建军都没回嘴，他以为冯建军可以任他欺负。
冯建军挨了一耳光，正想是不是要跟他干一架。青工却让他下了干架的决心。青工说：“你这杂种，只配跟你那个养母一样，从楼上跳下去。”
冯建军挥手一拳打了过去，打在青工脸上。青工走过来，扑上来把冯建军摁在地上，拳头就照着冯建军的脸上打，冯建军身上的力气比这个天生蛮力大的青工小，被他压在地上，翻不转身。但当这个青工接连打了冯建军脸上好几拳，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时，冯建军爬起来，操起桌上的大扳手，照着对方的头劈了下去，将对方的头顶砸开了一道口子。
冯建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离开学校的。那天，他弃下扳手就径直跑出了工厂，因为怕派出所抓他，也不敢回家，把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就打发在街上。那是九月底的日子，天不冷，晚上只略略有点凉意。冯建军在灰暗的大马路上走着，他的影子紧跟着他。他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火车南站，火车南站是货站，停着一节一节的货车厢。冯建军爬上一节货车厢，想找个地方睡上一觉。结果他爬上去的这节货车厢放着的是一块块生铁，他又爬到另一节车厢上，这节车厢里是一捆一捆的稻草垫子。他有点欣慰地躺了进去，瞅着天上的星星和弯弯的月亮，他有一种谁也不要他的凄苦感。他的理智很快就被疲劳吞噬了，就好像礁石被涨潮的海水吞噬了一样。醒来时，他已经在岳阳了。火车到了岳阳，这是早晨七点多钟，一抹朝阳正投在他眼睛上，把他照醒了。他微微眯了会眼睛，再睁开一看，觉得这里一切都相当陌生，不免吓了一跳。“咦呀！”他叫了声，翻身爬下火车，迎接他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铁路横一条竖一条，车站破破烂烂。他走出车站，听到人的说话声也不是长沙口音。他禁不住走上去向一个穿旧军装的老人打听：“大伯，这是什么地方？”
穿旧军装的老人打量了他一眼，“岳阳。”老人说。
一星期后，冯建军又爬火车回到了长沙。他是抱着情愿坐牢的思想回来的。但他没坐牢。学校给了他一个记大过处分，因为他把工人阶级的脑壳打开了。他没被派出所找麻烦，是由于这件事没搞到派出所去，直接由学校处理了。就是这个记大过处分，让他不想再读书了。读初中是班上有个张小英吸引他，使他总想往学校跑，读高中却没异性对他有吸引力。有个姑娘曾经让他有点想法，但他还没把爱心完全转到她身上，他就发现她暗暗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同学，那男同学的篮球打得好，三步跨篮的动作相当漂亮，球也投得漂亮。既然惟一一个他喜欢点的姑娘，心中另有所爱，他就完全没有必要背着处分在教室里坐着，听那个偷看女教师洗澡而臭名远扬的班主任的教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