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家依然有些惊愕难解，他又说道：“我也和你们一样，喜欢浏览巴黎各报本地新闻栏中有关院士去世的噩耗。一有这种事儿发生，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空缺将会由谁来补上。然后便将可能的入选者列个名单。每当这些名留青史的人士有一个不幸亡故，这种很有意思的小游戏，在巴黎的各个沙龙都是常见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死神与这四十个老翁的游戏’。”
听了他这通高论，虽然原先的惊愕尚未完全散去，几位女士的脸上已开始浮出笑容，因为他的看法确实颇为独到。
杜洛瓦最后站起身说道：“女士们，候选者能否当选，就看你们了。既然你们挑选的标准，是希望他们快快死去，当选者应当是越老越好。至于其他，你们就用不着去操心了。”
说完之后，他十分潇洒地向众人欠了欠身，然后转过身，便扬长而去了。
他一走，一位女士急急问道：“这年轻人是谁？他可真不简单。”
瓦尔特夫人说道：“他是我们报馆的一个编辑，现在只在报馆里做些不起眼的小事。不过我相信，很快他就会青云直上的。”
走在马勒泽布街上，杜洛瓦心里喜不自胜的，脚步也特别轻快。一想起刚才告别出来的一幕，他不禁春风得意，自言自语道：“看来这第一炮是打响了。”
这天晚上，他又去找了拉谢尔，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之后一星期，他是双喜临门：先是被任命为报馆社会新闻栏主编；之后是收到瓦尔特夫人的请柬，邀他去她家做客。他一眼就看出，两件事显然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毫无疑问，《法兰西生活报》本就是为获得滚滚财源而创办的，因为报馆老板就是一位见钱眼开的人物。对他而言，办报和当众议院议员不过是一种谋财的手段。别看他满口仁义道德，成天笑眯眯的，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但在用人问题上，无论是哪方面的工作，所用的人都必须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验而看准了的，必须是胆大心细、深有谋略而又能随机应变者。在他看来，被任命为社会新闻栏主编的杜洛瓦，显然是难得一见的人才。
此前，社会新闻栏主编一职一向由编辑部主任布瓦勒纳先生兼任。这是一个老报人，他循规蹈矩、办事刻板和谨小慎微，同一般职员没什么两样。三十多年都来，他相继当过十一家报馆的编辑部主任，但办事方式或思想方法却是一成不变。他从一家报馆转到另一家报馆，就像是吃饭，今天在这家餐馆吃了，明天又转到另一家，但是吃在嘴里的饭菜味道有什么不一样，他却几乎不去考虑或是觉察不出来。不管是政治主张还是宗教方面的观点，他都一概不闻不问。无论是在哪家报馆，他都是表现得忠心耿耿，对分内的工作更是无比熟稔，经验老到，可是办起事来却如同是个闭目塞听的聋哑人，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头人。不过他的职业道德却令人钦佩，从不做那些从其职业这一特殊角度来看显得不够诚实，不够厚道的事情。
瓦尔特先生自然对他颇为赏识，但仍时时希望能另外找个人来负责社会新闻。因为用他的话说，社会新闻是报馆的生命。通过它，可以发布消息，散播谣言，对公众心理和金融行情施加影响。因此该栏目在报道上流社会所举行的相关晚宴时，必须善于不动声色，通过暗示而不必明言，把重要消息捅出去；必须能够含而不露，稍稍一点就能让人猜出你的弦外之音，或是轻描淡写地否认两句而让谣言更加炽烈，或是含糊其辞地加以肯定，使已宣布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信度。与此同时，这一栏还要办得人人爱看，不管何种人每天都能从中得到与己有关的消息。这样就必须通盘考虑，考虑到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考虑到方方面面及所有的人；总而言之，无论是巴黎还是外省，军人还是艺术家，教会人士还是大学师生，各级官员还是身份特殊的高等妓女，都应囊括在内。
不言自明，负责掌管社会新闻栏和该栏的外勤记者应当是这样一个人：此人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处处小心谨慎，对任何事都不轻易相信，同时又具有远见卓识，为人机警、狡黠、灵活，智谋深远，观察敏锐，一眼便能辨别所获消息的真伪，判断出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以及哪些事会对公众产生影响，并知道应如何报道方可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虽然布瓦勒纳先生从事报业多年，然而尚不够老练，智少谋短，尤其是天生愚拙，不善透过老板的只言片语而揣摩其内心想法。
杜洛瓦担任此职，定会是恰如其分的，从而使这份用诺贝尔·德·瓦伦的话说，“以国家金融为依托而在政治暗礁间穿行”的报纸，在此方面的工作大大加强。
《法兰西生活报》的“真正编辑”即幕后人物，是同报馆老板搞的那些投机事业直接相关的五六个众议院议员，因此在众议院被称为“瓦尔特帮”。他们由于同瓦尔特合伙或借助于他而大发横财，因而颇受人们的羡慕。
政治编辑弗雷斯蒂埃不过是这些实业家的傀儡。他不过是他们的意图的执行者。要是有重要文章要发表，他们便向他授意，由他执笔，而他总是把文章带回家去写，说是家里比较安静。
为了使报纸带有文学色彩和巴黎特色，报馆聘请了两位各有特长的著名作家，一位是雅克·里瓦尔，负责时事专栏，另一位是诗人诺贝尔·德·瓦伦，负责文艺专栏，用新派的话说，也就是连载小说的负责人。
另外，还以低廉的工钱，在以笔杆为生、生活拮据的大批文人中，雇了几位艺术、绘画、音乐和戏剧方面的评论家，以及一位负责刑事案件的编辑和一位负责赛马报道的编辑。最后，还有两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士，分别以“红裳女”和“素手夫人”的笔名，经常寄来一些稿件，介绍社交界的各类趣闻，探讨诸如时装、礼节、高雅生活和处世之道等方面的问题，或是披露一些有关名媛闺秀的秘闻。
所以，《法兰西生活报》这份“以国家金融为依托而在政治暗礁间穿行”的报纸，便是通过上述来自各方面的人来支撑运作的。
正当杜洛瓦为自己被任命为社会新闻栏主编而感到喜出望外之时，他收到了那份印制精美的请柬。请柬上写道：“瓦尔特先生和夫人订于一月二十日星期四晚在寒舍略备薄酒，招待各方好友，恭请杜洛瓦先生届时光临。”
老板在恩宠之外又加宠信，杜洛瓦喜不自胜，不禁像是收到一封情书一样，对着请帖不停地亲吻着。接着，他去找了一下报馆财务，和他谈了谈经费大事。
通常来说，社会新闻栏所配外勤记者的薪俸及这些记者所写稿件的酬金，都由该栏目的主管用其所掌管的专项资金支付。无论稿件好坏，酬金一律照付，如同果农送给鲜果店的水果一样。
归杜洛瓦掌管的这笔钱，在初始阶段为每月一千二百法郎。杜洛瓦觉得，这钱既然到了他手中，自己当然可以扣下一部分。
经他再三要求，报馆财务终于同意先行预支四百法郎。拿到钱后，萌生在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立刻将欠德·马莱尔夫人的二百八十法郎还掉，但转念一想，这样一来，他手中就只剩下一百二十法郎了，显然靠这点钱是难以将此栏目办好的。因此只好打消此念，等过些时候再说了。
之后，一连两天他都忙于操持公务。他所接管的，是一间供全组人员使用的大房间，房内放着一张长桌和一些存放信件的木格。他占了房间的一头，而年龄虽大却仍整天伏案、胸前垂着乌黑长发的布瓦勒纳则占了另一头。
放在房间中央的长桌，给了那些常年奔波在外的外勤记者。他们通常都是将它当做凳子使用，或是沿桌边坐下，任由两腿下垂；或是盘起两腿，坐在桌子中央。最多的时候，常常有五六个人同时端坐在桌上，好像一尊尊中国瓷娃娃摆在那里。与此同时，他们还带着浓厚的兴致，手中玩着接木球游戏。
杜洛瓦现在也迷上了这玩意儿，并且经过圣波坦的引导和指点，已经是玩得相当有水平。
弗雷斯蒂埃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糟了。他最后买的那只用安地列斯群岛优质木料制作的小木球，虽然无比心爱，但玩起来已经是力不从心，只好送给了杜洛瓦。杜洛瓦则是一身的劲儿，一有空闲，就不知疲倦地抛起那系于绳子末端的小木球，同时低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
有志者事竟成，就在他要去瓦尔特夫人家赴宴的那天，他终于能一口气玩到二十。这在他身上可是头一次，心中不觉一阵惊喜：“看来今天是我的好日子，真是事事如意。”他这样想倒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说实在的，在《法兰西生活报》这间办公室里，只要一个人木球玩得好，就必会平步青云。
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好好装扮一番，他早早就离开了报馆。走在“伦敦街”上，他忽然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个身材不高的女人，正迈着小步，急匆匆地向前走着，看上去样子很像德·马莱尔夫人。他顿时感到脸红耳赤，一颗心怦怦直跳，于是穿过马路，想从侧面再看一看。不想对方这时停下脚步，也要到马路这边来。这时他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看错了，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他常常问自己，如果哪一天同她面对面地走到一起，自己该怎么办？是跟她打招呼，还是假装没看见？
“我不会碰见她的。”他心里想。
天气很冷。路旁的水沟已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在昏黄的路灯下，人行道灰蒙蒙的，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
回到住所，杜洛瓦向四周扫了一眼，心中想道：“我该换个住所了。对我来说，现在是再也不能住在这种地方了。”
他心潮起伏，兴奋难以自已，简直想到房顶上去跑上两圈，宣泄一下心中的喜悦。他从床边踱到窗口，嘴里大声自言自语道：“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运气真的来了！我要写封信告诉爸爸。”
他常年不断地给家里写信。父亲在诺曼底一条山间公路旁开了一家小酒馆，从隆起的山坡向下望去，里昂城和广阔的塞纳河河谷尽收眼底。每次接读儿子的来信，酒馆里总沉浸在一片忘情的欢乐中。
杜洛瓦也常收到父亲的来信。蓝色信封上的粗大字体，是父亲以他那颤抖的手亲笔写下的。每次来信，开头总是这样几句：
亲爱的孩子，给你写这封信没什么其他的事，只是想告诉你家中平安，我和你母亲都好。这里一切如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过，有件事仍想对你说一说……
而杜洛瓦对村里的事情，邻里的变迁，地里的收成等，也一直很是牵挂。
现在，他一面对着那个小镜子系着白色的领带，一面在心里说道：“明天我就给父亲写信，告诉他这一切。老人家做梦也想不到，我今晚竟然会到那样的地方去赴宴，他知道后不知道会惊奇成什么样儿呢！说来也是惭愧，这样的饭菜，他一辈子都没尝过！”
想至此，酒店厅堂后面那黑咕隆咚的厨房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墙上挂着一排黄灿灿的铜锅。一只猫伏在壁炉前，头向着炉火，看上去酷似传说中狮头羊身、口中喷着火的怪兽。木质桌子因常年泼洒汤汤水水而在表面积起了一层厚厚的油垢。桌子正中，是一盆正冒着汽的热汤。一支点着的蜡烛，就放在两个菜盆之间。杜洛瓦仿佛看到，一对乡下装束、手脚已不太灵便的老人，即他的父亲和母亲，正坐在桌旁，小口小口地喝着汤。他是那样熟悉他们苍老脸庞上的每一道皱纹，以及他们的每一个细微动作，甚至他们每天面对面坐在桌前吃晚饭时互相间会说些什么，他都能猜到。
于是他想：“看来我得找个时间回去看看他们了。”就在这时，他的修饰已经完毕，于是吹灭蜡烛，走下楼去。
他沿着环城大街往前走着，走过来几个妓女和他搭讪，拉起了他的胳膊。他抽出胳膊，满脸鄙夷地叫她们滚开，好像她们看轻了他，污辱了他……她们这是把他当做什么人了？这些臭婊子们怎么竟连自己面前现在站的是什么人也分辨不出来？一套黑色的礼服穿在身上，而今又正要到一家富有、知名、地位显赫的人家去赴宴，他感觉自己已经在转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地地道道上流社会的绅士。
他迈着沉稳的步履，走进了瓦尔特先生家的前厅，几个高高的铜烛台照得整个大厅灯火辉煌。然后，他将手杖和大氅交给两个迎上前来的仆人，神态是那样自然。
所有厅堂都亮如白昼。瓦尔特夫人正站在第二间也即最大的一间客厅前迎接来客。她亲切和蔼，对杜洛瓦的到来深表欢迎。杜洛瓦接着和两个先他而到的人握了握手。这便是身为议员的《法兰西生活报》幕后编辑菲尔曼先生和拉罗舍·马蒂厄先生。他是一位在众议院十分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在报馆内享有特殊的声望。谁都觉得，他坐上部长的席位，那是迟早的事儿。
不久，弗雷斯蒂埃夫妇也双双来到。弗雷斯蒂埃夫人今天穿了身粉红色衣服，显得格外端庄秀丽。杜洛瓦见她一来就跟两位议员随便交谈，不禁暗自吃惊。她站在壁炉旁，嘀嘀咕咕和拉罗舍·马蒂厄先生足足谈了有五分多钟。她丈夫查理则是一副疲惫虚弱的样子，这个月他又瘦了不少，而且一直咳个不停，口中却不止一次地说道：“看来我必须下定决心，这个冬天剩下的日子，非去南方度过不可。”
这时，诺贝尔·德·瓦伦和雅克·里瓦尔两人，也一起来了。然后，客厅尽头的一扇门突然打开，瓦尔特先生带着两个身材高挑、二八芳龄的少女走了进来，其中一个长得花容月貌，另一个却丑陋不堪。
虽然杜洛瓦知道老板是有女儿的，但在这时仍还是有些吃惊。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老板的这两个女儿，不过是因为自己身份低下，没有机会见到她们。这正如遥远的国度，由于不可能去那边看看，所以也很少想到一样。再说他愿以为她们现在都还年幼，不想今天一见，才知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未免有一点儿不知所措。
经过一番介绍，她们俩分别伸过手来，跟他握了握，接着便在一张显然为她们准备的小桌旁坐了下来，开始摆弄放在柳条筐里的一大堆丝线轴。
还有几位客人尚未到来，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着，大厅里出现了这种类型的晚宴在开始之前所常有的拘束。客人们都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经过一天的忙碌，精神上尚未摆脱白天所处的不同氛围。
正坐得百无聊赖的杜洛瓦，不禁抬起头来向墙上望了过去。见此情景，站在远处的瓦尔特先生显然想显示一下他的富有，立刻不顾他们中间尚且隔着的一段距离，对他说道：“您是在看我的这些油画吗？”他把“我的”两字说得很重。
“我来给您讲一讲。”
说着，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他端起一盏灯走了过来，一边说道：“这几幅是风景画。”
一副出自基耶梅之手的巨幅油画《暴风雨前夕的诺曼底海滩》在墙壁中央。这幅画下方又挂了两幅画，一幅是阿尔皮尼的《森林》，一幅是基耶梅的《阿尔及利亚平原》，天边画着的是一头身高腿长的骆驼，看上去像是一座奇怪的古建筑。
接着转到了另一面墙。瓦尔特先生像是宣布盛典的典礼官似的，带着一副庄重无比的神态说道：“这些画可都是名家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