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著作在中国的大量引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事。也就是说，当萨特沉寂于西方之时，中国人开始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他，带着崇敬，至今不变。至少余秋雨近年写《行者无疆》时，便是把萨特当作至尊者来写的。有些学者感叹说，人家在本土已是强弩之末，我们却刚刚在补课；此地的萨特并非那处的萨特。
不过，真正科学的方法也许是中西互补，让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实现有机糅合。比如有汉学家提出，萨特哲学中特别重要的关于“虚无”（néant）的思想，可以用来对老庄哲学中有根本意义而又含混的“无”的概念进行有效地科学地阐释；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萨特的虚无在西方已很难再有理论发展前途的话，那则是因为那里没有老庄哲学滋润过的深层土壤。在这意义上，西方哲学是否也有借鉴中国哲学的必要？这类问题是不可回避，也总是引人入胜的。
●海德格尔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相遇的？
晚年的海德格尔，其思想的光芒穿透寰宇，终于与中国的老子相遇。《道德经》中的五千言，深深地吸引了这位西方的旷世大哲。他甚至略显夸张地说：他的思想，早已经被中国这位2000年之前的先人表达完了，而且，远比他自己表达得清楚、明白。
自1930年起，海德格尔就已对中国“道”有了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他在演讲稿中引用《老子》28章来说明自己思想的“转向”的特点，而且在学术讨论会的“当场”随机引用《庄子》“秋水”末尾的“壕上观鱼”的故事来说明此在“在世”及与“世界”的关联。1946年春，57岁的海德格尔曾与台湾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了《道德经》的一部分。据说，海德格尔的书房里就挂着萧师毅手书的一幅书法：“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此句出自《道德经》第十五章。当友人远赴东方时，海德格尔在致信中还附上了他翻译的《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以表别离之情。
然而，他在公开出版物中讨论“道”并引用老庄都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事情。这多见于海德格尔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反思。在1958年发表的“思想的根本原则”一文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老子》二十八章中的“知其白，守其黑”。又在1962年做的“流传的语言和技术的语言”的演讲文章中援引了《庄子》“逍遥游”末尾关于“无用大树”的一段话。这两处直接讨论的都是技术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与西方形而上学有着重要的思想关联。它只去追求揭蔽状态的光明和有用，以至产生出了原子弹爆炸时“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致命的光明，并将一切、包括人生形态按照单一的有用标准“冲压”成型。它看不到，“黑暗”的、“无用”的维度对于人生的极端重要性。由此，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哲学中看到了这种拯救的希望。
●罗素与中国有怎样的缘分？
20世纪20年代，有几位世界文化名人到中国来过，包括罗素、杜威、爱因斯坦和泰戈尔。罗素回忆，他和杜威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长沙的一个宴会上。一九二○年来中国，罗素待了一年。一年间，罗素增长了不少见识，围绕他，也发生了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故事。罗素的自传里，有一章名为“中国”，记载的就是他在中国的见闻。
罗素对中国人很有好感。“以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准备着为祖国做出无限的牺牲。周围的气氛氤氲着大觉醒的希望。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沉睡后，中国开始发觉现代的世界”。“中国人似乎是理性的快乐主义者，很懂得如何获得幸福，通过极力培养其艺术感而臻于美妙的幸福，而其有别于欧洲之处在于，他们宁愿享受欢乐，而不去追逐权力，各个阶层的人，都笑颜常开，即使地位很低下的人们也是如此。”后来，罗素将其访华感悟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既有赞美，也有规劝。
在华期间，罗素曾经大病一场，主要是肺炎，“另外还有心脏病、肾脏病、痢疾和静脉炎”。生病期间，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罗素去世的谣言传回英国，一家宗教性报纸说，他们听了这个反基督教者死了感到松了一口气。罗素得知后想“他们发现我还没有死时，也会再叹一口相反的气了”。那一段，中国朋友讨论过罗素的后事。他后来风趣地说：“人们告诉我，中国人说他们要把我葬在西子湖畔，并且修一座祠堂来纪念我，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那样我本会变成一个神，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那倒颇为风雅。”
★矛盾与误会
●哪位哲学家终生逃避政治？
据说，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写信邀请赫拉克利特去波斯宫廷教导希腊文化。赫拉克利特傲慢地拒绝了。他说：“因为我有一种对显赫的恐惧，我不能到波斯去，我满足于我的心灵既有的渺小的东西。”
还有一则轶事说，他整天和小孩玩骰子。他对围观的人说：“你们这般无赖，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难道这不比你们参加的政治活动更好吗？”有人问他为什么保持沉默，他回答说：“为什么？好让你们去唠叨！”这些轶事虽然不完全可信，但是它们表明希腊哲学家已经开始脱离公共事务。其实，赫拉克利特也没有完全脱离政治。当爱菲斯城邦放逐了他的朋友赫尔谟多罗时，他气呼呼地说：“爱菲斯的每个成年人最好都将自己吊死，把城邦留给尚葆其天真的少年。”他号召人民保卫法律，铲除暴虐。
●培根是个虚伪的人吗？
在哲学造诣上，培根堪称近代哲学之父，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中世纪神学的进步学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培根则是一个反复无常、急功近利、贪婪成性的小人。他虽然写出了很多对人有着启迪的散文和随笔，但是，他却没有按照自己的学说去生活。在他身上，存在着严重的人格分裂。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在这个意义上，他无法和斯宾诺莎相比，和莱布尼茨却是同道中人。
史料记载，培根是一个醉心于权力的人，为了追逐权力，他对国王和权贵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并以他的文采拍出了一流的马屁，求得了一生官场的顺风顺水。培根把他的婚姻与财富挂勾，他的眼睛一直盯在那些有钱的寡妇和富家小姐身上，以至于直到45岁才娶到了一个郡长的女儿。培根经常借贷，却从不偿还债务，并曾经因此而被捕。在培根担任大法官期间，大肆索贿受贿，上演了一幕幕吃完原告吃被告的丑剧。培根最大的污点是他对于自己政治上的恩人的落井下石。艾塞克斯伯爵在政治上曾经帮助过培根，后因为反对国王而被培根告密并被处死。
从古至今，我们就在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这个命题上争论不休，大多是立场鲜明地站在自己的一边，大抒己见。从培根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善恶原本就是一体，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它的本质来。培根一边用他的知识点燃着思想的火炬，一边却又在火炬照不到的地方把自己灵魂深处的魔鬼放了出来，来和自己的高尚一决上下，好让自己的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升华。
●叔本华和黑格尔有什么宿怨？
1789年生于但泽的叔本华从小孤僻，傲慢，喜怒无常，并带点神经质。他对自己的哲学也极为自负，声称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会震撼整个欧洲思想界。然而他的著作却常常受人冷落。在柏林大学任教时，他试图和黑格尔在讲台上一决高低，结果黑格尔的讲座常常爆满，而听他讲课的学生却从来没有超出过三人。于是叔本华带着一种愤懑的心情离开了大学的讲坛。叔本华与黑格尔的对抗实际上是两种哲学倾向之间的较量。他失败了。因为他不属于那个时代。用叔本华自己的话说，他的书是为后人写的。事实也是如此：到了晚年，时代才和他走到了一起，他终于享受到了期待了一生的荣誉。
1818年叔本华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而奠定了他的哲学体系。他为这部悲观主义巨著作出了最乐观的预言：“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写的，今后会成为其他上百本书的源泉和根据。”然而该书出版10年后，大部分是作为废纸售出的，极度失望的叔本华只好援引别人的话来暗示他的代表作，说这样的著作犹如一面镜子，“当一头蠢驴去照时，你不可能在镜子里看见天使”。
叔本华死后，有关他的哲学讲座逐渐将黑格尔排挤了出去，终于报了当年一箭之仇。他一时成了德国最时髦的哲学家。到1891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已再版了18次。
●尼采的最后岁月是怎样的？
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1886到1887年，尼采把他浪迹天涯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1886年）和《道德的系谱》（1887年）。在这两个集子中，尼采希望摧毁陈旧的道德，为超人铺平道路，但是他陈述的一些理由却难以成立。此外，这两个集子中所阐述的伦理学的体系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充满刺激性的夸张。在尼采发疯的前夜，《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那这人》、《尼采反驳华格纳》一气呵成。它们写得标新立异，很有深度。但同时这些书也具有闻所未闻的攻击性和令人瞠目的自我吹嘘。188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柏林。尼采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1890年5月，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照料。
1897年4月，因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家中居住。在尼采的一生中，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围着他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享年55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方。”
●尼采的哲学何以被纳粹利用？
如果说马克思最大的幸运在于他有一个好友知己恩格斯，那么，尼采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有个崇尚沙文主义的妹妹伊丽莎白。作为一个沙文主义狂热的支持者以及尼采的妹妹，她深知他哥哥理论的价值。事实上，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可以非常轻松地从尼采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尼采的这个妹妹在他在世时就一直试图将其哥哥打扮为沙文主义分子。但问题是，尼采还活着，可以制止。然而，1900年，尼采这个伟大的天才离开人世，事情于是变得微妙起来。
首先，伊丽莎白手头上有尼采的全部遗稿，包括那部尼采已经放弃成书的《权利意志》。伊丽莎白显然不会放弃这个绝佳的好机会。于是纳粹执政后，她与纳粹政府便合作完成了《权利意志》。在此过程中，伊丽莎白从《权利意志》遗稿中挑选对宣传纳粹有利的格言，还对一部分格言进行了篡改。由此，尼采逐渐传入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意识形态领导一切，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却没有系统成体系的鲜明的著作。出现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是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个性鲜明的哲学家。
●弗洛伊德居然剽窃？
在不少人心目中，弗洛伊德的历史贡献应归因于他对人的性本能的发现和重视，即把日常生活中不为人齿的原始欲望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研究。其实，在性本能的哲学思考方面，弗洛伊德既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发明家，也不是什么始作俑者。在他的前人叔本华和尼采那里，性本能作为“生存意志”抑或“权力意志”早已经被提出来了。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则有着剽窃之嫌。对于这一点，弗洛伊德是无法否认的，但他尽力将这种关系解释为一种“不谋而合”的一致：“精神分析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叔本华的哲学见解相似，叔本华不仅强调情感的支配作用和性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还意识到压抑机制，但是，这并不能说我熟悉了他的学说，我是一直到晚年，才拜读了叔本华的大作的。另外一位哲人尼采的预测和直觉，与精神分析学辛勤研究的成果也常常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有很长时间尽量避免和他接触；我这样做主要是想让自己的思想免受干扰，我倒不在乎哪些观点是谁先提出的。”
弗洛伊德的这种辩解之辞，实在显得有些虚伪，甚至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味道。弗洛伊德早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按照该院的规定，所有入学的学生都必须选修三年的哲学课程。这个时候，正是叔本华哲学开始流行的时候。弗洛伊德说对其一无所知，肯定无法自圆其说。再者，弗洛伊德功利性很强，他曾经因为自己发明了古柯碱麻醉效用而没有得到相应的荣誉而一直耿耿于怀，怎么会不在乎“哪些观点是谁先提出的呢”？
●《海盗报》事件对克尔凯郭尔的影响怎样？
所谓“海盗报事件”是指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同《海盗报》报刊进行的一场论战。因为这场论战对克尔凯郭尔的晚年生活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哲学史上非常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