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文退德，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提出的一种文明观和文化观。在商鞅看来，人是不能清闲的。人一旦清闲，就会没事找事，招惹是非。而一旦出了是非，国家辛辛苦苦创造起来的财富就会在内部消耗掉。为了克服人在本性上的这种劣根性，就不能让国家太平，让百姓清闲和安乐，而是要不断地发动战争，让老百姓忙碌起来，把多余的能量释放出去。否则，一旦贪图享乐，重生轻死，国内就会出现所谓的“毒虱”。一个国家只要有了这种“毒虱”，即使很富强，也会削弱。反之，贫弱的小国只须不断打仗就会没有这种“毒虱”，从而强大起来。这就是商鞅鼓吹战争的深层世界观和价值观。
商鞅所谓的“毒虱”，概括起来，包括六种，所以又称为“六虱”。“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从字义上来看，商鞅所谓的“六虱”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在商鞅看来，文化恰恰是治理国家的绊脚石，根本不利于统治国家，完全可以去除。对外推行战争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人民文化教养一多，大家都去遵守礼法、修善积德，讲孝悌、重诚信、仁而爱人，不去攻人之城、略人之地，斩人之首，都变得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羞战非兵爱和平，侵略战争还怎么发动得起来？灵魂高贵了，肉体必然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是以商鞅曰：“力征诸侯者退德。”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商鞅毫不犹豫地抛却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当然，这里的肉体不是赤裸裸地肉欲，而是要将肉欲升华为一种对外战争的强大力量，让人完全蜕变为杀人的机器和疯狂好战的野兽。
●商鞅变法包括哪些内容？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商鞅变法，是对秦国现行体制的全面翻新，是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奖励军功。“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条法令从根本上打破了贵族凭借血缘优势世袭政治地位的局面，而是以军功为标准对国家财富和利益重新进行分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社会的地位也是用军功来衡量的，而不是以财富来衡量。2、求本务农，逐末抑商。“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废井田、开阡陌，按照田地面积统一收取赋税。“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3、严刑酷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是所谓的“保甲制”和“连坐法”。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所有人都逃脱不了干系。“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就是不准打架斗殴，否则予以严惩。
●墨家的“三表法”指什么？
墨家的“三表法”是对于名实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回答。他从实际的观点出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天经地义和一成不变的“名分”。“名”应当与“实”相符合，做到“名副其实”。如何做到名副其实呢？《墨子·非命上》中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其依据是求之于古代的典籍；所谓“原之”，是“诉诸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从普通百姓的感觉经验中寻求立论的根据。“本之”是间接经验，“原之”是直接经验，都是属于归纳法的范围。所谓“用之”，是将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来判断真假和决定取舍。
这里，第三表实际上是解答“为何思”的问题的，对此，墨子的回答是：为“刑政”之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思。第一表、第二表则是解答“怎么思”的问题的，墨子的回答是：思必有所本，必有所原。即思想一定要有根据，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所谓“古者圣王之事”和“百姓耳目之实”，便是墨子为人的思维所确定的两个逻辑前提，凡离开这两个前提而进行的思维，即被视为不合逻辑的思维，是无效思维。
●墨家提出了什么著名论断？
“兼爱、非攻”，是墨家提出的著名论断。“兼爱”是针对儒家的“仁爱”提出的，而“非攻”，则是针对战国时代诸侯各国之间连年厮杀、生灵涂炭的现实提出来的。就前者而言，墨家是人道主义者；就后者而论，墨家是和平主义者。
所谓“兼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爱，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人类之爱，不是爱而有差，而是爱而有兼，爱无差等。但墨子的“兼爱”理论是建立在实际利益或者说功利的基础之上的，显得很势利。比如，我为什么爱别人呢？很简单，因为我爱别人，别人才可能爱我。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只能爱别人，而不是恨别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爱我，给我好处。所以，在墨子这里，所谓的“兼爱”，不是出自情感自觉的需要，而是出于实际利益的策略选择，是人际关系博弈的结果，是不得已采取的办法。所以，墨子说了“兼相爱”以后，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交相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互惠互利，合作双赢。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墨子看来，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战争之中，妇幼老弱一概难于幸免。然而，当时的王公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屡屡攻伐无罪之国。而这样的厮杀，对任何人都是没有好处的，它耗费了国家的钱财，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牺牲了本国的农民，耽误了农业的生产。所以，唯有大家能够彼此存有善意之心，行有义之事，做到“爱人如爱己身”，天下不但能够和平，而且彼此都能得到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墨家与儒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存在分歧呢？
墨家和儒家本是一家。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一开始就在孔门学习，后来因为和儒家的立场、观点不同，他才慢慢脱离了儒家，另起锅灶，创立了墨家。
那么，墨家和儒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存在分歧呢？墨子有三句话颇能说明问题。第一句话是：“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第二句话是：“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第三句话是：“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通过三个“足以丧天下”，墨家亮出了自己“非礼”、“非乐”、“非命”的观点，也表明了自己和儒家针锋相对的立场。“非礼”就是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因为无节制的悲伤，会哭坏人的身体，长时间（三年之久）的戴孝服丧，不仅消磨了人的斗志，还耽误了农业生产。这样做，不仅对死去的人与事无补，对活着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处。“非乐”就是反对儒家的“靡靡之音”。因为音乐是贵族们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还没有吃饱肚子，根本没有闲心雅志去听美妙的音乐，去看缤纷的色彩，去享受烧烤牛豚的美味，去体验高台别墅的舒适。何况，外在的礼乐不仅奢侈，而且还毫无用处。一个人听什么样的音乐，穿什么样的衣服，和他的内心世界根本没有多大关联。“非命”就是反对儒家的“天命”。因为儒家的“天命”是一种神秘力量，只会贬低人的积极性，让人消极颓废，自甘堕落。
●墨家对待天和鬼神的态度如何？
儒家看待“天”和“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而墨家认为，“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在墨子看来，儒家学说之所以会“丧天下”，就是因为不相信鬼神了。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当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迷信时，在行为上就会毫无忌惮。由此，墨子提出了自己的“天志、明鬼”的神学观。
墨子认为，天笼罩一切，地下的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且，天是有意志和善恶观念的。鬼神也是存在的，而且能够预知几百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要使天下安定、秩序井然，其方法就不应是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而应该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所谓“上尊天”，就是要求人们，特别是君王，要上顺天意，对天要有敬畏之心。所谓“中事鬼神”，则是说要对鬼神的存在不能怀疑，对鬼神“奖善罚恶”的能力更不能怀疑。鬼神的存在，让我们有了忌惮之心，因为鬼神始终在用眼睛盯着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再“尚贤而罚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也。”所谓“下爱人”，就是通过人世间的“人事”迎合“天”的意志，满足“鬼神”的需要。在墨子看来，唯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别相恶，别相贼”，则必然违反“天意”，惹怒鬼神，必遭天谴。
●什么是墨辩？什么是墨侠？
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墨家不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且还把自己的学说看作安身立命之本，身体力行。这在中国思想史上真是罕见。这种“身体力行”不仅仅指他们四处游说，让各诸侯接受自己的观点和学说，而且还自发组成了一个类似宗教团体的神秘组织，奉行吃苦耐劳、严于律己的宗旨，始终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作座右铭从不计较自我得失。只要为了正义和真理，皆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只要能够“利天下”，哪怕是“摩顶放踵”，也会亲力亲为。墨者中从事诡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都以各自的方式践行墨家的这一宗旨。
“墨辩”四处推行墨家的主张，采取的是“文战”。墨子就非常强调辩论的实用目的，而拒绝为辩论而辩论。他说，辩学的目的是搞清是非的界限、国家治乱的规律、同异的所在、名实的道理、利害的分别和疑难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由此，墨家把辩士视为国家的珍稀人才。他创立了名、辩、类、故、法等逻辑范畴及主要论式，成为人类三大逻辑学中最早的一个。
“墨侠”则是学习各种实际技能，反对侵略战争，协助正义的战争，提倡积极防御。据说，墨子的木工技术很高，可与鲁班媲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削成一块三寸的木头，做成车闸。他利用杠杆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提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车梯等，用于生产和军事，受到人们的称赞。
●墨家后期何以分崩离析？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正所谓“墨分为三”。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墨家后学的发展形成了两种趋向：一是向以“巨子”为中心的宗教组织转化，使墨家成为一个类似“党派”的组织，受最高头领的指挥，有组织、有纪律；另一个是从人文社会为中心转向技术和逻辑为中心的“别墨”，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
和儒家不一样，后期墨家重视的不是思想的薪火相传和文化的基本教育，而是在传续上更多地带有人身的依附性和团体的封闭性。而这种依附性和封闭性又多是通过严明的外在组织纪律加以保障的。因此，后期的墨家看起来凝聚力极强，其实却是脆弱得很。当巨子“圣人”的光环消失以后，这种团体组织就有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其思想的延续性也会面临崩溃。而且，墨家一派将实用主义观点贯彻提过于彻底，以至于成了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蔽于用而不知文”。庄子也批评说，要求人“生不歌，死不服”，用近乎苛求的朴素来限制人的欲望，是赤裸裸的禁欲主义，“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过分的压抑使得这一组织最后只能通过专制的方式让成员遵从组织的纪律：“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翼得为其后世。”这种专制是成为后来墨家内部斗争，甚至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墨家何以在中国历史上消失？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年代，墨家是名副其实的“显学”。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门非常热门的学派。孟子所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从这些言之凿凿的资料来看，在今天不为我们熟悉和了解的墨学，当时却是时髦得很。可是就是这样一门“显学”，在战国后期慢慢衰败了，而且这种败势一发而不可收。到秦汉之后，这个学派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我们不禁要问：墨家何以消失？
墨家后期的分崩离析，以至后来的消亡，其实说明了一个事实：过分功利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市场。而墨家恰恰就是一个功利学派，它的“兼爱、非攻”，它的“非礼、非乐、非命”，它的“天志、名鬼”，无一不是出自现实功利的需要。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为了追求一种名分和价值而贬低物质和功利，那么，墨家思想则是宁肯不要价值和虚名也要维护这种物质和功利。
功利不是一个坏的字眼，它体现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重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肯定，对人的合理欲求的理解。但是，任何一种追求如果走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墨家“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社会报负最终把人类社会看成一群没有精神追求的“蝼蚁”，他们好像只要能吃饱穿暖，其组成的社会就天下大治了。结果，一种社会理想变成了对技能逻辑的偏好，一种实用主义经由“贵俭”蜕化成了禁欲主义。而“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入世情怀也变成了“墨侠”替天行道的“匹夫之勇”。这样，它的消亡就不难理解了。
●邓析的“两可”之说指什么？
“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两可”之说，是名家的代表人物邓析比较著名的诡辩。《吕氏春秋》就是这样记载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
据说郑国夏季炎热多雨，境内常常洪水泛滥。在一次洪水中，有一位郑国的富人淹死了。有人捞得死者的尸体。死者家属得知后，想赎回这具尸体。但得尸者却漫天要价。死者家属无奈，就请邓析出个主意。邓析对死者家属说：“不要着急，安心等待。若是你不去买，就没有别人去买。”于是，死者家属就耐着性子不再张罗着赎买这具尸体。此地夏季气温很高，尸体不易保存。这时，得尸者知道死者家属的态度后慌了，他们也请邓析给出个主意。邓析又回答说：“不要着急，安心等待。死者家属不到你这里来买，就没有别处可买。”
这是邓析运用“两可之说”解决矛盾的一个典型事例。何谓“两可”？按晋鲁胜《墨辩注叙》的解释，就是“是又不是，可又不可，是名两可”。从有关邓析的史料和鲁胜的解释来看，所谓“两可之说”，似乎是指同时断定事物正反两方面的性质，或对反映事物正反两方面性质的矛盾判断同时予以肯定。
●什么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他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名言就是“白马非马论”。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是这么说的：
白马非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