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
李大同，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历任报社驻内蒙古自治区记者、机动记者、科学部副主任、学校教育部主任兼科学部主任。现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编辑中心副主任兼《冰点》专版主编。
1985年凭借《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突破了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使新闻更加逼近生活的复杂度。这组报道后来被新闻界公认为是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开山之作”。20世纪80年代其他的代表性报道还有《第五代》、《倾斜的金字塔》、《命运备忘录》、《护士职业采访札记》、《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等。90年代，由于创办了名牌栏目《冰点》再度名噪一时。
我看过了你们传给我的问题。我来以前有个要求是私人问题，不要宏大叙事。但是同学们提的问题大多数还是“宏大叙事”。比较专业的问题才是问题，一般性的问题我也犯傻。你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感受，我就不知道谈什么，谈20年的从业经验，那么多，怎么谈呀！因此我倒希望你们以后要是再请所谓的名家，所谓的名记者，来给你们讲他们的故事，你们应该先研究一下他。这样你们脑子里才会有问题，才会有真正的问题。
一个记者，他一生之中在干什么？就是在提问。一个记者基本工作形态就是提问。区别一个好记者，一个一般记者，一个坏记者的水平，就在于他提的问题的水平。有一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一个采访对象的层次很高，但记者提出了一个很平庸的问题，就有可能把采访对象的层次拉下来。因为你的问题太差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因此，想进入这个行当，第一个应该提高的就是提问的技巧。一听提问，就知道记者的水准，是不是平庸者。刚才谈一下对大家问题的感受，然后，我就往下扫。因为把这些问题扫荡之后，我估计大家就会有真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典型的学生问题。“你学生时代的理想和憧憬，以及有意无意为之做的准备？”坦率地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憧憬不憧憬，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我是一个老三届。67年初中生，按今天的标准是刚刚脱盲吧。斗大的字认识一箩筐。“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两年“文化大革命”浩浩荡荡。开始上山下乡，一下去就是10年。我是去内蒙古草原，在草原上一待就是10年。因此没有什么职业憧憬，第一是为自己活下去，第二是自学，不能被社会落下。知道再上学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因此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拉去了4牛车的书。草原上是游牧，一年搬4次家，我们每次搬家共有10个牛车的东西，其中4个牛车是书。老乡们都特别惊讶，你们要这些本本干啥呀。可是没有这4牛车书，这10年草原生活就不知道该怎么过。闷也闷死了。所以没有什么憧憬，不像现在，大家都有很多憧憬，不仅有国内的憧憬还有对美国的憧憬、英国的憧憬，是吧！（哈哈大笑）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怎样走上新闻工作这条路的，你有过什么曲折，你又是怎样应对这些曲折的。你说这是不是宏大叙事？我走上新闻工作这条路是阴差阳错，大家知道中青报是1966年被停刊的，一直停了12年，到1978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才开始讨论恢复中青报，开始重建中青报。当时编辑部的编辑记者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人了。除了找回原来的一些老同志以外，编辑记者，都重新招募，我就属于第一批被招募的。当时还在内蒙古，多少有一点北京的资源，因为我就是北京人嘛。有人听说了这个消息，说中青报在招人，其中要招驻内蒙古的记者，条件是蒙汉兼备。恰巧我在那儿混了10年，蒙古语非常地道。因此就通过我这些资源把个人情况传递过去，我就是这么阴差阳错的，连考察都没考察，就进了中青报。当时对第一批记者的考察非常严格，三人小组到各省去，唯独对我没有考察，你这人再棒，他可能不会蒙古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条件。不过那也得看看我的文字功夫怎么样。我家里赶紧把我的信都传过去了（当时的信和现在的不是一个概念，高度政治化，通常一封信要写10 000字）（惊讶声）。也没什么作品，在草原也写写小说，就把写小说的本本寄到报社去。报社就根据这些信和本本对我进行考察。信件证明这个人“思想解放”，本本证明这个人文字功夫还不错，于是我就成为复刊后第一位驻内蒙古记者。
可是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要干新闻。大家知道，新闻作为一个行当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你们都不能想象，我们刚进报社时新闻的运作方式——这一周都登什么东西，上周末都列出来了，那个时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新闻时代。
人生曲折就不说了吧，人生曲折对咱们这个行当没什么意义。就个人而言，最孤独，最绝望的时候，也体验过。当我的同伴们都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草原上过了3年。一个人，方圆几十里地就你一个人。你在那儿过3年，你才知道什么叫寂寞。听到一声狼叫你还感到亲切。（学生大笑）
也给大家讲一讲刚做新闻是个什么心态。报社把你弄去就给你发了一大堆本子稿纸，硕大的手电筒，雨衣，这就是我们当时所有的设备。我就傻了，什么叫新闻呀，不知道，怎么干呀，就现学吧。让家里有什么关于新闻的小册子给我寄来。第一条，新闻要有导语，什么叫导语呀，（窃窃笑），还得查词典，词典还没这词，现在有。这个导语怎么解释呀，“一条新闻中最重要的事实”，更傻了，我把最重要的事实都放在导语里，我下头还啰唆啥呀！（笑）我对新闻莫名其妙，不明白。什么《新闻基础导论》，哪个教授写的，什么宣传方针政策，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痛苦，写不出来东西。可你看别的那些地方的家伙，天天头版头条，给你造成巨大压力（大笑）。内蒙古又是个消息非常闭塞的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先进经验，闹得我总也写不出稿子，可这不行呀！所以我走另一条路，什么路呢？写内参，内参好呀！都写坏事。哪坏写哪，包括一些重要的思想争论。内蒙古有一些很有思想的青年，我很快就跟他们混得很熟。我当时有个外号叫“内参记者”。公开报道什么也写不出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干了两年，连自己都觉得愧对江东父老，这才开始研究新闻，当然不能根据教科书了。
从哪学？从西方学。慢慢有所感觉。当时有一支对新闻构成巨大挑战的力量——报告文学。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报告文学叫《哥德巴赫的猜想》，当时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你说这让新闻工作者何等汗颜？你作为一个集团拿不出来的东西，人家一个作家写出来，你还得从头到尾转载。
当时出了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起了重大影响，包括对拨乱反正，远远超出了报纸所能反映社会的深度。这种情况给我们这一代记者刺激很厉害，我们研究了报告文学的名篇，究竟好在哪？然后我们开始确立了新的写作范式。这时，我就开始小试牛刀。选择一个对象，写他个长篇通讯，当时写了1万多字。当时中青报只有两个“大记者”有资格写1万字的通讯。只有这两个人才有资格写一个版的通讯。我是新招募的记者中第一个向名记者挑战的。我看看行不行。四易其稿后，当时我认为拿到任何一家报纸他都会用。研究报告文学的心得全用上了。兴致勃勃地交到了记者部。第二天，记者部主任通知我，被枪毙了！（大笑）理由是什么？过于“华丽”。多亏了当时的副主任，他很喜欢，提了个妥协：“能不能让总编辑老钟看看？”勉强同意了。过了三四天，我的好朋友敲门，一开门他就唬着个脸。我说怎么了，“又被枪毙了”。当时不敢相信，胡说！他一下就乐了：“自己看吧 ！”发稿签上写着“一、很好！作为今年第一个典型发表，头版头条！二、配图片！三、配社论！四、请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你看看（哈哈）我得意洋洋回到内蒙古。哈哈，我也能写出一个版的报道，我也行呀，不光是内参记者呀！
没过几天，我就被抽回来，担任机动记者。到了报社以后，就接到一个让人痛苦的活儿！当时胡耀邦批了两个城市：佳木斯、襄樊。就这两个城市，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都不错，要大力宣传。这活儿就落到机动记者身上。这活儿急，告诉你必须某一天拿出稿子来。路上，带采访，带写作。只有13天，要写出一个市来，你说可怕不可怕？昼夜兼程，先冲到哈尔滨，疯狂运转。最后都来不及了，告诉市委组织8个部门负责人等着，不听什么全面汇报，就讲个故事，就这么干。到了最后那天晚上写作，我们写到凌晨四点半，写完后就冲到卫生间哇哇地吐，因为烟抽得太多了，而且眼也直了。这篇稿子在报纸上又是一版，又是1万字，更加确立了我在报社的地位。
正好那会儿重新启用我的舆论很强烈，说是启用李大同吧，给他得了。既然报社上上下下都吵着要让我重新工作，因此这两块版就给了我。总编让我搞点专题什么的，也就是说，去掉双休日，两天半我得拿出一个整版的专题来。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一个部门，比如科学部，教育部，经济部，一年就搞出这么三四个专题报道，很了不起了。现在你要我一年104个专题！其实当时我就知道没戏。领域、形式都没有，怎么弄？要不是我赋闲5年，我根本不会要。可是闲的时间久了，有那么两块版，还挺好玩的。这就是“冰点”问世的情况。
什么是冰点？首先，形式上我想了想。能否办成组合新闻版？不行，所有的版都是组合新闻版，你这个组合新闻版有什么特色？人家为什么要看这块版呢？不会有的，因此组合新闻不行。领域又是什么呢？所有的领域都被瓜分干净了，结果你什么领域都没有了。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没有领域，所有的领域你都去趟一脚，叫做全领域。组合式新闻不能搞，我只有专题形式，就是一个版一篇。但是这个形式，不仅本报没有，其他各报也没有，但这是没有选择的。这就是“冰点”。千万不要弄成热点，叫“冰点”有很大为自己留后路的意思在里头。当时也很生气，每个报，每个媒介，都有叫“热点”“焦点”的栏目或报道。什么是焦点？受众那儿是不是焦点呢？没人问，自己命名为“热点”“焦点”。因此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闹焦点、热点，那还有什么点呢？只有冰点了。
当时一看李大同重新出山呀，记者们都很兴奋呀。看看这家伙能干出来什么，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编呀，90年代还行吗？很有悬念。
当时我身边集齐了十几个记者，都很不错。我说：你们报题目吧！那题目才叫宏大叙事呢。南水北调，国企解困，环境生态，三角债……篇篇都是国务院总理考虑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记者的思维定势。认为一个版就得这样的题目才压得住。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题目，说：重要不重要？挺重要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你想想，如果你自己都无所谓的题目读者会有兴趣看吗？不会有兴趣的。所以当时来一篇稿子我毙一篇稿子，全部枪毙！大家就急了，你说写什么？我说写粪桶啊！这是什么题材？冰点的开山之作，第一篇。
题材源于94年十月份的《北京晚报》，一张小照片，猛一看看不出什么，但一看字心里就咯噔一下。文字说明是：北京还剩7只粪桶，挑粪桶的全是老知青。这张照片拍的是一个背影，一个挺暗的胡同里一个。我开始正式接这个版的时候，这张照片就始终环绕在我脑子里。我就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题材。当时我没有今天这么清楚，等到这篇报道真的打响了，我才开始梳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那就是这个题材首先是一个命运的主题。
今天在座的各位，不太清楚粪桶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象征什么，那是思想革命的最高境界。什么叫时传祥？为什么万里的儿子背粪桶？为什么背起粪桶还得晃一晃，让那粪水洒得满头满脖子？因为心红才不怕这个，才有国家主席的接见，那是执政党教化人民，给粪桶贴上这样的标签。完全为了政治教化。当时粪桶就是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但是今天，它重新回归了本来的地位——社会的最底层。
这粪桶和哪一代人交叉上了呢？和知青这一代人。当时他们回北京就一条选择，挑粪桶。因为北京还有一些胡同，车开不进去，必须有人去把它背出来。这些北大荒知青为了一个户口，回来干这个，农民都不干这个。这两个命运交叉到一起，我感到有人会读，构成了跌宕，构成了人们感悟的一种空间。
在我们全部记者都失败以后，我们最漂亮的小姐，娇滴滴的，去搞粪桶去了。既然有人自告奋勇了，我就开始交代要求：从他起床开始跟起，一直跟到一天的工作全部结束，每一个细节都要观察到，这是采访的第一步；第二步，所有这些挑粪工的家都要去，亲自看，在家里要和家人一起谈，做到这两条，这个稿才叫成功。
我们这位漂亮小姐为了去采访挑粪工，找不到可以穿的衣服，现去借了一件脏兮兮的破夹克，凌晨4点钟到了那家去。出车时还照顾她，冬天，她和我们一个摄影记者跟了一整天，直到挑粪工进入他们的澡堂子了，这采访才算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小姐两次呕吐，跟着人家背着粪桶走了5趟，每一趟看他什么表情。
什么叫采访？用眼睛看才叫采访，我们大部分记者就是耳朵采访。大家注意我们的新闻，大部分都是耳朵新闻，没有眼睛新闻，没有目击新闻。
这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了，离出刊只有1个月的时间，赶紧写稿。但初稿就是素材的堆积。当时再建构已经来不及了。还有十几天的时间稿子还没有拿出来呢。这时候编辑的责任就是明确告诉记者怎么写，然后你还得做第二手准备，二稿不行，那就得自己上——这时候我已经把材料吃透，甚至我还请了这些工人吃饭。我要看他们，我要产生面对面的感觉。但就是吃饭都让我感动：请一大桌子，主要是采访，说了两个多钟头，说也差不多了吧，该走了吧。竟然，这挑粪工站起来：“这菜，我们能拿走吗？家里的孩子一星期没见肉了。”就这件事情，让你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也是一个插队10年的知青，深知这帮人有多么委屈。第二稿拿出来时，结构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开始打磨。就是为了这篇稿子，本来准备元月3号出刊，推迟了3天。当总编辑签字时，我也不知道这篇东西到底有没有人看，你突然闹出个粪桶来，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