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关于“数字中国”近期的发展，吴鹰是我们的会长，丁健、王中军、王维佳等等一系列常务的理事在过去的几年之内，围绕着中国数字化标准化的发展，做了一系列的产业化方面发展的设想。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正在发展之中。我当时作为第一届发起的常务理事，他们让我写一句话，反映我们数字中国的精神。但正好那一年是《英雄》电影放映，我讲了一句对联，“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天下”，就扣英雄的主题。然后“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振兴中华”。作为中星微电子的创始人，对整个IT、数字工业的这些企业而言，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只有通过实现我们振兴中华大的事业，我们每家企业才能够真正挣到钱，才能从小壮大，而你个人的选择、事业才能得到解决。数字中国在更长期的发展中，能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为我们自己每个人未来的事业提供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第三个问题，创业的必要的因素。创新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配合、配置找到。对于中星微电子而言，每家公司可能有每家公司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而言，我们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坚持申请了500多项专利，花了很多钱，我们坚持在七大核心领域做到世界一流，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坚持做硬件，并且把硬件打到全世界，5000多万美元的芯片进入到手机、计算机、家电行业中。在配置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企业要有它自己的一套重要的哲学，也就是他要通过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去获得成功，而在我看来，对我们的企业而言，要做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公司，我们会继续在核心技术领域去创新。
问：邓博士你好，我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问两个问题：
第一，刚才我们注意到一个份额是60％，我不知道您对剩下的40％有何打算？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一个企业，类似于中星微电子这样的企业在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您希望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邓中翰：60％和40％的问题，对于我们企业而言，芯片就像英特尔或者是微软一样，是一个全球化的技术，要么做第一，要么不可能挣到钱。所以，我们的雄心壮志是“统一天下，拿下100％”。
第二个问题，我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中星微电子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国家“18号”文件，包括中关村一些注册公司、绿色通道等等一系列支持，没有这些支持我们不可能办到今天。当然，这些支持如果在硅谷创业更加容易一点，但是不一样，硅谷这几年来有6家企业上市，如果在硅谷，是第7家上市，在中关村创业，我感觉是中国的第一家，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所以，政府的支持，对我们芯片产业的期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而言，不仅仅是注册工作上，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一种精神力量，通过这种精神力量能团结更多人，40多位优秀的留学人员回到中国来，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在很艰难的环境下创业，没有精神的力量是很难让他们作出选择的。所以，能够与国家的发展相一致的话，会给我带来了一些增值的效应。
问：刚才你提到自我创新的问题，自我创新的问题其实在创新过程中有风险。你们在“星光”三号开发出来之后曾经面临过财务风险，要抵押贷款，现在应该说企业还是非常成功的，你怎么样看待在自主创新当中的风险，怎么样规避这些风险？
答：一个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做原始创新的发展，都会遇到非常重大的一些压力，如财务上的压力、很显然在座的很多同学都希望自己像张朝阳、丁健、吴鹰他们去创业，去成功。在原始创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的钱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投资环境非常好，当然规避这样的风险也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选择是什么？或者把公司的技术、产品卖掉，套现，或者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融资，融资还会使你的股份被稀释的情况。第三，贷款。当然很多创新型的企业，风险投资的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当时情况非常严峻，最后由我们几个创始人决定，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的“星光”中国芯卖掉。第二个选择对我们而言要接受很大的稀释，对于我们老的股东，对于持有公司期权的员工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当时要进入到量产的阶段。我们后来选择了贷款，而贷款需要抵押，像我们这样IT的企业，没有房产、地产，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抵押，我们也没有集团公司从其他角度可以贷款或者担保，最后的方法是我们四个创始人，用我们个人的存款，用我们个人的房产和股票跟银行签订了一个个人抵押贷款的合约，贷到了300万美元，使得公司在当时财务压力情况下挺了过去。这个也非常重要，其实任何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两方面，在非常巨大的压力下，当我们四个创始人签完字之后，对公司的忠诚、决心会更大。风险是难免的，正确的挑战这样的风险可能会带来更多想象不到的结果。
问：邓博士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当时您上大学的时候，您想过今天您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吗？或者回首来时路时，您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答：在大学时代我跟大家一样，基本上是以简单学习、锻炼或者是同学在一起简单的交流，也许那时出国深造是当时我们同学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更远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更好地想到，那时更没有创业的可能性，没有这样的想法。获得挑战杯之后，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例子告诉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你是有价值的，也许你有一天会非常成功，可能你创建的公司走向纳斯达克，你所做的技术会冲向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领奖台，只要你去努力，只要你认识了自己的价值，只要珍惜自己的时间。
问：第一，你们公司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市值是多少？第二，当时你们生产出“星光”一号，刚开始是如何打开市场？如何拓展市场？
答：我们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芯片设计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我们的市值从过去公司创建时候的200万美元，发展到今天3亿美元，我们在市场的开拓方面，我们选择数字多媒体领域，它其实是和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有一年我们在公司全部的员工大会上讲到，我说把索尼作为一个例子，今年1月23日索尼总经理辞职，索尼并且选择了一位英国人、哥伦比亚音乐唱片公司的前总裁做了索尼的总裁，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iPod的市场上惨败，索尼是音乐这方面的鼻祖，从最早的磁带机到WALKMAN到CD到后面一系列的技术都有了，所有分立的音乐设备的机器都有了，并且索尼占有巨大的品牌优势。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哥伦比亚音乐公司给它一些歌曲的独家的版权，包括迈克尔·杰克逊，但是居然在iPod的时代，让苹果公司一下子超前，并且赚了那么多钱，一年600亿美元的销售额。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他应该辞职，他没有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网络效应，他只看到了一个孤立的技术、孤立的产品。中星微电子在发展的过程中，我否决掉了好几个项目，包括数码相机的项目，而我做的都是跟网络有关系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去处理互联网上、手机上的可视通讯，都是在网络间的多媒体的一些设备。这个时代离不开网络，第一次电子工业的革命是晶体管诞生，使得我们过去很多古老的不能够实现的电子设备能够实现。第二次浪潮是数字化，这个时候包括像索尼、三星等等这一系列公司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商机。第三次浪潮是互联网、网络。所以，所有的音乐或者是通讯终端多媒体的发展，以及未来电器发展一定都离不开网络。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市场有兴趣，今天一定要围绕你的商业计划去想如何和网络化相联系。
问：您好邓博士，我想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公司是如何定位的？
第二个问题，你们的产品品牌形象是如何规划的？
第三个问题，您的产品一直是以创新为主，但是您在保持创新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做品牌的持久发展？
答：刚才我讲了很多互联网，但是中星微电子公司产品核心还是产品是芯片，我们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枯燥无味。无论跟张朝阳的搜狐还是跟王延的新浪公司比起来，我们做的都是非常后端、核心底层的技术，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底层核心技术的产品。我们并不做制造，也不做终端的产品，我们是把这样的产品，通过制定产业的标准，把自己的产品带入任何一个互联网或者是无线通信网络所到的地方去。
关于我们公司的品牌和营销方面是一些行业用户，而不是一些普通的消费用户，但是正如英特尔inside做的一样，中星微电子围绕“中国芯”做了很多宣传和宏观的工作，使得星光中国芯作为一个核心技术品牌，不仅仅在中国，更是在美国、日本，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得到了认可。今天我们在15个国家拥有销售网络，并且建立了多达140多家行业客户的销售关系，制造品牌对于核心技术而言也是非常重要。正如新浪等等一系列公司的网络服务也很重要一样。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断投入，而很核心的一条是今天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我们的技术每18个月都要被淘汰，与英特尔的品牌与技术路线保持一致，要在一代代产品中对它加强。当然也给我们很多次机会去宣传。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问：您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非常重要，这对中国电子产业意味着什么？
答：应该说中国很多年来，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做芯片，我们的“神五”、“神六”上天如果没有这么多芯片控制这些设备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的控制也好、数据运算也好，非常复杂。没有芯片，很多的设备都没法做。而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我们的产品不是我们能定的，完全是给别人做一个简单的加工。如果我们能有自主芯片，我们的产品会做得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比别人更好，从而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芯片是底层的核心技术，对我们国家的电子产业而言是一个心脏，没有芯片，就是中国的无“芯”之痛。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做星光中国芯，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技术力量，通过这样的技术力量，我们的投入一代一代地提升，能够把这些芯片打向手机，能够把声音和图像做得非常好，甚至于超过日本，超过飞利浦，超过索尼，这样我们的手机能够更有竞争力，这对我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要。但此时此刻我们芯片大量卖往海外，很多国外的品牌在使用我们的“中国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