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值得说明的与第一点有关。从普通人中选出非右手习惯者和右手习惯者进行比较时，我们看不出非右手习惯者有较高的空间能力。有的研究表明没有差异，有的发现非右手习惯者有较高的空间能力，有的研究结果则恰恰相反。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因为非右手习惯者是一个混杂的群体。我们说过，非右手习惯者中实际上仅约三分之一的人大脑呈异常显性。这些人中，有的大脑两半球都有语言区，有的两半球都有空间能力区。更为复杂的是，一些出生于非右手习惯家庭的右手习惯者大脑也呈异常显性。
语言能力在双脑都有体现的人，空间能力也许会很差，因为语言技能“挤掉”了空间能力。或者他们可能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因为他们的语言能力在大脑分布广泛。他们肯定不会成为从事图形、音乐或数学方面工作的非右手习惯者，而可能成为法律或其他语言领域的工作者。空间技能在两半球都有体现的人语言技能可能很差，因为语言区被挤占了。他们可能有较强的空间能力，因为他们的空间能力在大脑中分布广泛。他们可能是那种避开语言工作领域而步入视觉艺术殿堂的非右手习惯者。
三、语言两半球的显现
鉴于非右手习惯者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大脑呈异常显性，我们有必要对大脑显性情况进行更直接的研究。现在已有一些证据表明，各种形式的天赋与两侧对称型脑组织关系更大，右脑亦参与一般由左脑完成的任务。
文字处理通常主要是由左脑完成的任务。有学业天赋青年大脑的语言功能不偏重任何半球，他们进行文字处理时既用右脑，也用左脑；普通人在文字处理过程中多用左脑。我们可以用称为干扰任务实验来证明这一点。比如，让数学天才学生和普通学生一样一边大声读某一文字段落，一边尽可能快地击键。左脑控制右手击键；右脑控制左手击键。阅读是言语活动。如果言语任务由左脑完成，这势必影响右手的击键速度。对普通学生来说，言语任务减缓了右手的击键速度，而对左手的击键速度没有影响。这说明言语任务只涉及左脑。相比之下，对数学被试者来说，言语任务减缓了双手的击键速度。这说明左右脑都参与了对该段落的处理。因此数学天赋与语言的偏侧性降低有关。
1与语言相关的障碍
与左脑相关的紊乱症与右脑才能相关这一假说或者可以通过观察无学习能力的儿童是否增强了右脑能力来证明，或者可以通过观察具有右脑才能的儿童出现学习紊乱症的频率是否提高来证明。用这两种方法测试的结果使这一假说获得了清楚而一致的答案：视觉——空间能力和与语言相关的学习紊乱症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
首先，儿童中与语言相关的无学习能力者右脑能力很强。有诵读困难的儿童在绘图、拼字谜等右脑空间技能测试中表现良好，而在与左脑相关的、序列性技能测试中成绩很差。比如，他们很难准确地记住数字串。这些发现与对诵读困难者视觉——空间能力的有趣观察结果相吻合，同时也与孤独症患者（语言交际能力受到损害的人）具有高超的视觉——空间技能这一事实相吻合。
检查有视觉——空间才能的成人或儿童有无言语障碍时，也会发现这种联系。机械能力超凡而最终成为发明家的儿童在校期间言语能力常常比较差，而数学能力却很强。美术家（音乐家情况不同）在言语流畅性测验中成绩很差。学美术的学生有阅读困难者比其他专业学生多，而且拼写错误也多（主要是与阅读能力差相关的拼写错误，亦即不体现字母与声音关系的非表音性错误）。诵读困难但空间能力强的儿童是数学能力强但语言能力差的儿童中更为极端的情况。
音乐天赋与语言相关障碍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一项研究中，20%的音乐天才曾有过诸如诵读困难、说话晚、结巴、不善数学或多动症等无学习能力问题。相比之下，不具音乐天赋的被试者中只有10%的人有过类似情况。有过诵读困难的人比没有阅读困难的人有音乐天赋的机率要大。
尽管数学天才儿童有时可能数学能力强而言语能力差，但不至于出现阅读问题。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这可能是因为要有较强的数学能力必须左右脑都相当发达。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诵读困难何以延续至今很令人费解。在文字出现之前的社会，诵读困难当然不难存在。那时我们还不可能形成以语音体系为基础的书面语言，因为书面语言的发明是很久以后的事。
美术家，也可能还有音乐家，有某种语言困难的倾向也许能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方面有天赋的儿童有的成了美术家或音乐家，有的则没有从事这些方面的工作。阅读困难使得他们避开阅读量大的工作领域。他们可能自行回避，而后不期而然地进入音乐或美术领域。考虑到现代文化钟情于语言，不重视美术或音乐这一现状，许多人尽管语言与视觉或音乐天赋兼备，最终还是选择语言领域，而不是美术和音乐，这就不足为怪了。
2免疫系统疾患
高智商者始于儿童期的免疫系统疾患的发生频率高于平均水平。这一点和非右手习惯者一样。在有学业天赋的青少年中，大约60%曾患过过敏症，其比率比普通人高出两倍多。20世纪60年代纽约市立师范学院开办的一所天才儿童学校中，高智商学生比普通学生患过敏症和哮喘的次数多。因为当时的人们不能从生理上解释这一现象，所以只能将这种高发生率归因于城市生活的压力。对免疫系统疾患与美术或音乐天赋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研究调查则更少。迄今为止，证明这种关系存在的证据微乎其微。
3目前研究状况
尽管研究结果纷繁复杂，很难取得一致，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找出共性来的。右脑相关的天赋与右脑的超常发育有关。这种天才的大脑结构很可能呈异常显性。和常人相比，他们常常是非右手习惯者，语言功能在左右脑均有分布。
这样的人不仅可能成为天才，还有可能患两种紊乱症：一种是诵读困难等与语言相关的学习疾患，一种是从儿时起就常患的哮喘和过敏症等免疫系统疾患，至少数学天才常患。这些发现与格施温德——格拉伯达理论相一致，即睾丸激素在抑制大脑某区域的发育时也促进了其他区域的发育。
随着对大脑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对工作能力高者大脑的成像研究，这种模式也许会得到修正，也许会被最终抛弃。但格——格理论不会被取代，除非能对数学、美术和音乐方面的天赋与非右手习惯、免疫系统及与语言相关的学习能力缺陷集于一身的现象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证明这些特征根本不存在。
四、天赋遗传的调查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只要某种特征在家族中反复重现，我们即可判定这种特征是遗传性的。例如，在早期天才研究著作中，有一本名为《遗传天赋》。在这本书中，F·高尔顿调查了100名男性杰出历史人物，如达尔文、巴赫和牛顿等，另外还调查了他们的兄弟和男性后裔。他发现，这些人的兄弟中有23%，儿子中有36%也取得了突出成就。比高尔顿估计的普通人口中只有1400的比率高得多。高尔顿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天才在家族中反复重现，因而是遗传性的。特曼也发现，高智商儿童的近亲在智力上也颇有优势，因而推论说，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但高尔顿和特曼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家族成员不仅可以共享基因，还可以共享环境。最近，行为遗传学家对消除基因与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尝试。他们把同卵双胞胎和非同卵双胞胎进行了比较，以期发现他们的某种能力是否一致，即一对双胞胎中都具有某种特征的程度。同卵双胞胎能力的一致率较高，可用来表明基因对所研究的能力起的作用，因为他们共享所有的基因，非同卵双胞胎和普通兄弟一样只享受一半共同基因。
但是同卵双胞胎比非同卵双胞胎更具共性也可能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因为同卵双胞胎认为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有可能为自己创造更为相似的环境。更好的办法是，把同卵双胞胎分开抚养，把领养的兄弟一起抚养，然后将他们能力的一致程度作一比较，这样，我们就能比较不同环境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基因相同的兄弟和在相同环境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基因互异的兄弟。同理，我们还可以将领养儿童与领养家庭的，也可以与出生家庭的成员之间的一致程度进行比较。
双胞胎研究在智商的遗传方面给我们很大启迪，但具体到音乐、美术、数学以及语言技能之类能力的遗传我们却几乎一无所获。但是，同卵双胞胎与非同卵双胞胎在音乐才能方面的遗传证据说明基因的确作用于音乐天赋；不过我们对智商的遗传已经非常了解。我们的智商研究大部分只是在任意选择的人口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专门针对高智商人口进行的。因此，我们所了解的有关高智商遗传的很多东西肯定是从一般智商的研究中推理出来的。
大多数研究表明，智商的遗传是相当高的（尽管达不到百分之百）。例如，同卵双胞胎智商的平均相关系数为86，非同卵双胞胎为60，如果同卵双胞胎是异地抚养大的，相关系数仍高达75或78。言语推理，空间推理和视觉记忆等具体能力的遗传系数也很高。由于统计得出的相关系数只能为-10（负系数）到+10（正系数），因此具体能力的相关系数是相当高的。
令人惊讶的是，智商的遗传系数并不因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而降低，当然也不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对智商的影响会减弱，而基因的影响则会增强。因此，环境对儿童智商的影响似乎只能在他们还很小和住在家里时；当孩子长大并离开家在外之后，就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天赋能力环境，这样环境的影响就减弱了。
另外，也有证据表明，基因对高智商亦有影响。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和李·安·汤普森按同一标准从较大的双胞胎样本中选出同卵双胞胎和非同卵双胞胎进行比较；双胞胎中至少有一名智商高，至少要高出所有双胞胎智商平均数的125个标准差。同卵双胞胎两人均为高智商的机率（62%），要比非同卵双胞胎的机率（25%）高得多。这表明基因对高智商确有影响。
他们还对三组被试的智商分布情况进行了比较：高智商同卵双胞胎、高智商非同卵双胞胎及所有其他原样本中未被选中的双胞胎。高智商同卵双胞胎比高智商非同卵双胞胎的智商要高。
根据“随机遗传”原则，有的特征虽不在家族中反复出现，但仍可能被遗传下去。随机遗传系指特征以基因群的方式遗传，但只有在整个基因群全被遗传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基因群的部分遗传不能导致产生部分特征，这种观点有悖于行为遗传学的标准模式。按照行为遗传学的观点，从定义上讲，遗传特征必须在家族中反复出现。按照标准模式，非同卵双胞胎的一致率应该是同卵双胞胎的一半。但是，有些特征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模式。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音质（同卵双胞胎音质相同，非同卵双胞胎连音质相近者都极少），精神分裂症和躁狂与抑郁状态交替的情感性精神病（这两种病症在同卵双胞胎中的一致率是异卵双胞胎的两倍还要多）以及个人风格特点（同卵双胞胎虽分开抚养，但在幽默感、恐惧感和谨慎态度方面表现极为一致）。
大部分特征是众多基因联合作用的结果。每一基因对最终结果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以添加的方式起作用的基因可能是在不同的染色体上，也可能是在同一染色体上，但相距较远，这样的话，染色体一分为二，传给后代时便不至于粘在一起。身高即是这种特征的明显例证。同卵双胞胎的身高几乎一样（身高的细微差别是胎盘内营养作用的结果）；非同卵双胞胎的身高相近程度大约是同卵双胞胎的一半。
但是，有的特征堪称“我行我素”，或是随机遗传的。它们不因基因群的联合作用而改变，只受特定基因结构（或基因群）的随机影响。非同卵双胞胎或兄弟不可能全部接受整个基因群，因为每个胎儿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一半包括该基因群的染色体。同卵双胞胎共享百分之百的基因。因此，假如一个胎儿得到这个基因群，那就意味着另一胎儿也得到了同样的基因群。
特别罕见的特征与一般特征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许符合这种随机遗传模式。天赋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特征。一名儿童从父母那里得到成为天才所需基因的一半并不能就此成为半个天才。高尔顿研究过的牛顿、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等天才的家族中并未出现其他杰出人物。这些天才似乎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神童和天才者可能亦属此例。如果是这样的话，格施温德——格拉伯达模式就得进行修正，因为该模式是基于孕期非基因性影响的。
如果天才或神童的特征在家族中没有反复重现，通过收养研究法我们就无法发现这些特征是遗传性的。收养研究法即将儿童与他们的领养家庭和出生家庭的一致率进行比较。天才或神童的特征是基因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对同卵双胞胎和非同卵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发现这些特征是遗传性的，这种方法要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