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李世民怎样由次子成大子，由秦工成皇帝，由劣势变优势？如何把局面做得越来越大？这决非偶然的玄武门之变所能够说明清楚的。没有玄武门之变，历史也会将李世民推上政治舞台，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和李世民本人过硬的政治素质决定的。
明经12千里马是自己跑出来的
“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李渊）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时，天策上将，实为功高不赏之惧。”
——李世民
在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他理所当然应当成为储君，在唐朝建立初期，唐高祖也确实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兄长而代之，可以说他这匹千里马是自己“跑出来”的。
在这里，首先要澄清旧史上的不实之说。
旧史记载说，太原起兵时，李渊就对李世民许愿：“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李世民坚决不同意。攻占长安后，李渊自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这种说法，恐是贞观史臣的虚构，不可尽信。在太原起兵时，能否取得胜利尚难预卜，哪里会把立太子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呢？贞观十三年（639年），李世民皆网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褚遂良提出要求观看起居注，理由是皇帝阅当代史可以知道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这样就能引以为鉴戒。按照皇帝不能查阅当代史的传统，褚遂良拒绝了李世民的要求。
次年，他又向房玄龄要求观看当代国史，房玄龄畏惧天子之威，为保自己的禄位，遂撰《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给李世民观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于是要求“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诛杀建成、元吉之事。“语多微文”，反倒容易使人产生怀疑，删削浮词，“直书其事”，不至于使后人观史时疑神疑鬼，影响唐太宗的形象，这正是他这个主张的高明之处。问题是如何“直书”？能否实事求是地修史，就很值得怀疑了。本来皇帝不能观当代国史，这是历代帝王都能遵循的一条准则，唐太宗偏偏要破坏这个传统，这样就不免要影响史官客观公正地修史，皇帝既要看国史，谁还敢再写他的阴暗面。事实也证明，当时就存在有房玄龄这样屈服于皇帝淫威的史臣，他连拒绝皇帝自观国史的勇气都没有，如何有胆在史书中撰写皇帝的不足与恶行呢？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在武德初年撰成的，其时李世民尚未当皇帝。这部书中关于太原起兵的记载，就与《资治通鉴》、两《唐书》的记载在许多问题上不同。-这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些晚出的史书已经有意无意地受到贞观史臣撰写的国史的影响，因此唐太宗自观国史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史书中上述记载要作分析，不可盲目相信。史书中之所以一再杜撰李渊企图立李世民为太子，他本人又一再示辞谢，这就是有意掩盖他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继承权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
李世民萌发夺取太子之位的野心，是在他扫平一系列割据势力，取得统一全国战争的胜利中逐渐产生的，他认为，自己的功业远远超过其兄李建成，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而要力图登上权力的顶峰。
不过，李世民夺取太子之位的历程决非一帆风顺，他的竞争对手除了处在明处的李建成外，还有在暗中活动的李元吉，他们都不是酒囊饭袋，酒色之徒。李世民这匹千里马既然不为伯乐所识，但要想自己跑出来“馏踺”，就必须首先推开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两块又臭又硬的拦路石。
对大唐来讲，皇太子李建成也是有功之人。太原起兵时，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单独统率一路军队，立下不少战功。武德五年，扫平刘黑闼，武德六年，率兵到原州，阻止了突厥的侵扰。只是由于李建成居太子之尊位，是未来的皇帝，所以不轻易领兵出征，这样就显得不如李世民功勋卓著。
也许李建成的军事才能比李世民要逊色一些，但决不是无能之辈。
而李元吉据说能“力敌十夫”，曾随李世民讨平王世充，李世民率精锐到虎牢对付窦建德时，就命李元吉率军继续围攻东都。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李世民奉命讨伐，李元吉也参加这次战争，后李世民奉诏回京，“乃以兵属齐王元吉”，继续扫清残余敌军。可见李元吉在军事上也有其过人之处，尽管他有过丧失太原的败迹，李世民不是也曾经败于薛举吗？
同时，在李元吉与李建成之间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背景。
在这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李元吉排行第四，根本没有取得继承权的可能，他完全可以不介入两位兄长的争斗中，既然要介入，为什么站在建成一方，不站在世民一方呢？
旧史记载云：“元吉见秦王有大功，每怀妒害。”又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根据这些记载看，似乎李元吉打算在铲除李世民后，再除掉李建成，自己当太子，故先站在建成一方，联合对付李世民，然后再对付建成。其实，这些记载也都颇值得怀疑。李元吉论其武功，不但无法和李世民相比，与建成相较亦逊色甚远，如果他妒嫉秦王世民，为什么不妒嫉太子建成呢？何况齐王府的力量与东宫、秦王府任何一方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如何能说“取东宫如反掌耳”呢？以他的身份、地位和威望，连杀两兄夺取太子之位，谈何容易？
再说这样做如何能取得李渊的认可呢？李元吉再肤浅狂妄，这些道理也不能不考虑。以上这些记载不合情理，可能出于贞观史臣的诬罔曲笔，不可盲目相信。李元吉站在建成一方的真正原因是：其一，建成“性宽简”，兄弟之间关系比较好处。有一次李元吉欲刺杀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因为当时矛盾还没有激化，所以李建成顾及到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李建成连政敌都不到万不得已，不忍下毒手，看来他的确是仁厚又容易相处的人。而李世民执法严厉，李元吉又有弃太原逃跑的不光彩记录，加之本人又放纵狂躁，他感到李世民将来即位，自己很难为所欲为，而在建成手下则要悠闲自在得多。因此，他选择支持建成而反对世民，实际上是选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兄长当皇帝。其二，李元吉本人又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看到两位兄长的争斗势所难免，欲借机依靠一方以争取将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两方中，李元吉可能认为李建成是嫡长子，又是在位的太子，继承皇位名正言顺，所以他把赌注下在建成一方，觉得这样可能把握大一些。未必是想自己最后当皇帝。
与此同时，在唐初的将帅与外廷朝臣中也有许多人卷入到这场争斗中去，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派。支持李建成的人主要有：东宫机构中的许多人，如魏征、王硅、杨文干、冯六、薛万彻、谢叔方等。武德年间的主要执政大臣中，倾向李建成的有裴寂，另外还有封德彝，此人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投机人物，他曾献计给李世民对付东宫，又暗中支持李建成。
据旧史记载：高祖曾与他密议改立太子之事，“伦固谏而止”。
封德彝名伦，字德彝。此事“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可见高祖当面许愿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之事，确属虚构。从李渊角度看，密议此事是可能的，在未下定决心之前，决不会公然表态。李世民当了皇帝，一直以为封德彝忠于自己，直到他死去数年后，才查知此事。因此，在关键时刻封德彝帮了李建成的大忙，应当说从根本立场上他是倾向东宫集团的。宰相中还有一个裴矩，此人在这场斗争中，从未公开站出来支持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当李建成、李元吉已经死去之后，他奉命出面晓谕，“官兵乃散”。似乎倾向李世民，实际是不对的，他此时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见大势已去，出于投机心理才被迫作此姿态。裴矩深得唐高祖宠信，在这场关于继承权的争斗中，朝臣大都分为两派，他不支持李世民，实际上想维持现状，也就等于支持了李建成。
在执政宰相中支持李世民的人似乎更多一些。如萧踽就是如此，李世民后来当了皇帝后，回想往事，曾充满感激之情地说：在武德年间斗争激烈之时，“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他还书赠萧踽诗一首，其中有“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之句。再如陈叔达，也是当时宰相之一，一贯坚决支持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高祖召集宰相们商议如何处理善后事务，他力主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即位后，曾对陈叔达说：“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日此拜，有以相答”。说明在武德时期李建成、李元吉在高祖面前猛烈攻击李世民时，陈叔达从中斡旋，化解了这些攻击，故李世民即位后加以重用，以为报答。武德时期的政坛上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即窦抗，他是唐高祖皇后窦氏的堂兄，李建成、李世民等人的堂舅，高祖每呼兄而不称其名。从血缘上看，他和建成、世民兄无亲疏之别，然李世民深谋远虑，对他早就采取了笼络措施，使他站到自己一方。他曾随李世民平定薛举，“勋居第一”，后跟从平定王世充，“册勋太庙者九人，抗与从弟轨俱预焉，朝廷荣之，赐女乐一部，金宝万计”。窦抗武略平庸，这两次战争均未见立有显功，结果都得到册勋赏赐，可见是主帅李世民的有意安排。因此，在这场兄弟相残的斗争中，他站在李世民一方。
在唐初将帅中支持李世民的人也不少，如著名将领李靖、李世勋，此二人不是秦王府中人，但李世勋长期跟随世民征战，二人关系要远远亲于和建成的关系。当年唐高祖曾因李靖出兵伐萧筅行动迟缓，下令将他处死，多亏李世民从中斡旋，才转危为安，救命大恩，李靖岂能忘记？在双方斗争激化之时，“李靖、李世劫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说明他们是支持李世民夺取太子之位的。
秦王府中的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屈突通、殷开山、于志宁等武将以及房玄龄、杜如晦、温大雅、杜淹、薛收等谋士，更不待说，大都直接参预了玄武门诛杀建成、元吉的密谋。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当时设置于关中地区的十二军的领兵将军，绝大多数与李世民关系密切。武德二年（619年），分关中为十二道，每道立一军，各有军号，将设置在关中的诸军府分隶于各军。每军置将、副各一人，督以耕战。十二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关中地区以及京师酌安全，“士马精强，所向无敌”，也是唐中央直接控制的力量。十二军设置后，一度废去，武德八年（625年），为防御突厥入侵，又重新设置。就以这次重新设置后至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之前，担任十二军将军的人的立场归属，分析他们分别与秦王府和东宫集团的关系。
十二军将军中与秦王府关系密切的人，有井钺将军刘弘基、骑官将军长孙顺德，前者本是秦王府中旧人，后者与李世民为亲威关系，是其妻长孙氏的堂叔，玄武门之变时与秦叔宝一起拒战于玄武门外。参旗将军窦诞为唐高祖女婿，早就投靠了李世民。参旗军军副张琮，多年跟随李世民，所谓“陪从戎麾”，也是秦王府集团中的旧人。苑游将军钱九陇、折威将军杨毛、平道将军柴绍、玄戈将军李神通等，都多次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功受赏，逐渐爬上高位，在长期征战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柴绍，为唐高祖女婿，早在太原起兵时就在李世民麾下任职，在平定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重大战役中，都跟随李世民参战，建立功勋。因此，在关系方面要远远亲于建成、元吉一方。李神通虽为宗室，然长期随李世民征战，他多次吃败仗，都是靠李世民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他非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跟着沾光，也与诸将一样受到勋赏。更使他感激的是，李世民曾因把洛阳附近良田数十顷赏给他，而得罪了高祖，这种情谊李神通如何能忘？其他诸位将军除李艺外，倾向性不明显，大概没有参预双方斗争，可算作中间派人物。
由上面所举足见由储位之争牵涉面之广和影响之深，其规模丝毫不亚于一场宏大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始俑者就是李世民。他不是钦点的皇太子，却又想当皇太子以便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就只能“跑出来”争。姑且先不说争斗的结果如何，单就李世民挑战皇太子的气魄和布局来看，已经摆出了做大局面的架式，其原来的劣势（非嫡长子）已被自己磅薄的气势所淡化。有了这种狂野之气和王者之概，胜负当在意料之中。
明经13毛羽不丰，暗中积蓄
“海内浸平，设‘文学馆’，收‘十八学士’，尽直宿指挥。”
——李世民
李世民胆敢“逆天而行”，图谋皇太子之位，其“底气”源于他长其以来暗中积蓄的“士人”们的鼎力相助。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平定窦建德、王世充，高祖因其功大，前代官职都不能与之相称，特创天策上将一官以任命。李世民本人也认为天下基本平定，于是开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兼任文学馆学士，“供给珍膳，恩礼优厚”。李世民本人在公事之暇，常到馆中，与诸学士讨论文籍，有时甚至到夜晚。这些人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瀛州为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之一，能到达者即成仙了。用此来比喻文学馆，可见其当时在士大夫中影响之大。李世民大开文学馆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招徕人才，壮大势力；二是他认为自己武功赫赫，但在文艺方面尚有欠缺，开文学馆讲论文史经籍，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可吸引和争取士大夫们的支持，为其谋取太子之位创造条件。
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非常注意收揽人才，如杜如晦，最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升任为陕州长史。房玄龄对他说：“余人不足惜，至于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李世民大惊，说：“没有你的提醒，我几乎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遂奏请留下杜如晦，继续在秦王府供职。房玄龄可谓深知李世民之心者，他所说的“经营四方”四字，已经将李世民的野心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说李世民此时没有野心。陕州长史之职比王府兵曹这种闲职重要得多，杜如晦任此职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反正都是为朝廷出力，为什么李世民不愿意杜如晦调走呢？可见其存有私心。旧史记载说，房玄龄经常跟随李世民征伐四方，李世民每次攻取一地，诸将争取宝货，独房玄龄招揽人物，致之于秦王幕府之中。“又将佐有勇略者，玄龄必与之深相结，使为世民尽死力。”房玄龄的这些作为实际上都是李世民授意搞的，至少也是获得他赞同的。
秦王府的许多谋士猛将都是在统一战争中陆续收揽而来的，如尉迟敬德，是平定刘武周时招降的。程知节、秦叔宝、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等，都是在平定王世充前后网罗的。在平定王世充期间，李世民和房玄龄曾经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知远的道士。王知远迎接时说：“此中有圣人，是否是秦王？”李世民只好据实相告，王知远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听后，牢记在心，“眷言风范，无忘寤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