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性格往往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体现出来，每一个君主都标榜自己能从善如流，但鼓励纳谏容易，能否真正听取谏议，却是需要不同凡响的气度。这种气度不是人为伪饰可以得来的，一般来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如果处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为了自保，若许还能听进一些不同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性的意见。但是危险一过去，或者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谁要是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多半被看成别有用心。如果龙颜大怒，提意见的人就要脑袋搬家，甚至诛灭九族，所谓伴君如伴虎，在进谏上便可见一斑，如果逆龙鳞的后果不是这么严重，以死进谏的诤臣也就不会千古流芳了。唐太宗是一个文采卓然的人，一个中秋之夜，唐太宗大宴群臣，诗兴大发的他即席挥豪，赋得一首宫本诗。兴头儿上的太宗命大臣们奉和，最先被点到的是虞世南。虞世南当众毫不掩饰地说：“陛下的大作果然不同凡响，刻意求工，神采飞扬，但诗的内容却不高雅，为臣实在不敢奉和，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更甚’，臣担心此诗传出宫去，天下争相模仿，浮华之风席卷而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臣不敢遵命。”正在自鸣得意的太宗，被虞世南当着无数大臣的面儿泼了一盆冷水，当时的难堪可想而知，可是他能及时反省自己。他知道虞世南的话很有道理，天下太平，不能不居安思危，盛宴歌将会挥霍民脂民膏，多少个朝代的败亡正是源于奢华。沉默片刻的太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虞世南进行了奖励。有一次，太宗乘坐小轿出游，一个卫兵不小心，脚下滑了一跤，无意中一把拉住了太宗的龙袍，险些把太宗拉下轿来。卫兵吓得魂不附体，大惊失色。太宗却宽和地说：“这里没有御史法官，不会问你的罪。”而且告诫身边的人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触犯龙体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事，按理是论死罪的，何况一个下贱的卫兵做出这等事来呢，感动得卫兵涕泪交流。对某些人的大度可能有着主观偏袒，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就体现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博大。唐太宗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着独特的风格，他最擅长的莫过于飞白书。一次，太宗在皇宫宴请大臣们，酒酣兴浓时，大臣们请太宗写飞白赐给大家。太宗欣然答应，并让人取来文房四宝，当场写了起来，一张写好之后，谁都想先要，便一齐伸手来抢。酒后的大臣们都有些喝多了，竟然忘了礼节，你争我夺起来。太宗童心大发，把纸索性高高举起，让大臣们都来抢谁获胜就归谁。常侍刘洎眼明手快，一下子跳到唐太宗的座椅上，把纸抢了过来。虽然已是微酣，但是几个还有点儿清醒的大臣意识到发生了违犯礼仪的严重事件，立即启奏到：“刘洎胆敢脚踏御座，大不敬，罪当死，请依法立即处置。”刘洎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酒的热力变成了浑身的冷汗，吓得不知所措，宴会上空气似乎也冻结了。唐太宗却不以为然，他摆了摆手，让大家坐定，笑着说：“法律虽严，却管不了酒醉之人。刘洎登座无妨，只是再上的时候要小心些，别扭伤了脚脖子。”紧张的空气霎时又活跃起来，太宗在大臣们的吹呼声中奋笔挥毫。
唐太宗博大的胸襟开创了贞观时君主虚心听谏的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这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求谏，唐太宗即位后做了三件事：一是诏令宰相人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使谏官列席，以使谏官们对军国大政充分发表意见；二是三令五申，要求中书省、门下省“坚守直道”；三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这三件事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各级官吏大胆进谏，发表意见。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他放下架子，每当见人奏事，他都拿出亲切和蔼的神情。君明于上，臣自直于下，在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以使谏”的鼓励下，朝廷上下，诤言直谏，蔚然成风。唐太宗对大多人的谏诤都能虚心接纳。在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自尊心的洗礼，常人还爱个面子，何况对高高在上的君主。唐太宗一方面迫切求谏，想把朝政治理好，一方面也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矛盾，唐太宗时常处在这两种矛盾的交锋之中，同时也是他性格中的“大”与天性中的“小”的厮杀之中。早期的唐太宗总是能以他天空般辽阔的胸怀来接受臣下的批评，他深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的道理。当大臣们的谏诤言辞激烈，有切肤之痛时，太宗也时有大怒，但是他的博大还是占了上风，他在实际中也体会到自己的尊严是臣下进谏的一个障碍，因此对臣下说：“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封进事。”鼓励大臣进行“逆鳞”谏诤。他鼓励大臣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他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做，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如此。”他时刻从小处着手，让自己的胸怀更加博大。贞观初，有一天唐太宗与王硅在宫中闲聊饮酒，当时有一个美人在旁边侍宴。这个美人原是庐江王李嫒的姬妾，李瑗谋反被杀后，她被籍没宫中。太宗指着她对王硅说：“庐江王行不义之道，为非作歹，杀了她的丈夫，把她霸占为自己妾，庐江王暴虐，这样最终只能灭亡。”王硅听了太宗的话，不但没有应承，反而当即起身避席说：“陛下既然以为庐江王做得不对，却依然把这个美人籍没人宫，这不是明知其恶而不回避吗？”太宗听了王挂直谏，不但没有生气，还立即令人将这个他所喜爱的美人送回她的亲族。在大唐史上记录了几次太宗割爱纳谏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太宗坦荡的胸怀。唐太宗毕竟是君临天下的霸主，他的内心里帝王的尊严是不可触犯的，一旦这种思想占了上风，对大臣直言进谏的话也接受不了。一次在朝廷上魏征的直言犯谏终于让这位君主的耐心达到了限度。他回到宫中仍然怒容满面，暴跳如雷，连连吼道：“我一定要杀了你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在弄清要杀谁之后，连忙退回宫中换了朝服出来。朝服是只在祭祀受册、朝会大典时才穿的盛装。长孙皇后郑重地行完朝礼后向太宗祝贺：“臣妾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能耿直。魏征敢犯龙颜，不卑不亢，无所畏惧，是因为万岁开明豁达，从谏如流，择善而从。不以逆耳之言而恼怒，不视直言之臣为仇敌。是非曲直，如冰炭之不同器；忠臣奸佞，如泾之分明。万岁深知，护短饰非，乃灭亡之道；兼听广纳，方为兴国之举。没有万岁的圣明，便没有魏征的率直；没有万岁的豁达，便没有宣政殿上忠臣的诤诤铁骨。妾与陛下结为夫妇，每有所言，必先看陛下喜怒，不敢轻犯威严，魏征以一个臣子，竟敢抗言如此，真是社稷之臣！国有良臣，是明君之德；国有明君，是万民之福。臣妾代四方黎民百姓向陛下恭贺！”长孙皇后的规劝，唤醒了唐太宗内心的“大”，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之将兴，必用谏臣；国之将亡，必杀谏臣！”杀魏征的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大海以广大的胸怀接纳眷百川，百川的注入又使大海更加博大。李世民以博大的胸怀让自己变得更加博大。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痛心，他痛哭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开明的君主、尽忠的良臣，终于谱写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交响乐。
唐太宗博大的胸怀在民族政策上更具王者风度，表现了居高临下、宽和仁厚的包容力。唐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而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就是在唐太宗时期奠定的。唐太宗以泱泱大国的气势征服了周边国家，保持了边境地区的安宁，制止了少数民族贵族对人民的骚扰，恢复了同西域各族人民以及同中亚、西亚地区国家人民交往的通道。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在战争结束以后，注意缓解民族间的矛盾，改善民族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宰相肚里能撑船，而李世民却让多少个象魏征这样的宰相在他肚里赛起龙舟，其气魄，其度量，一如他开创的大唐风度，恢宏恣势，博大泱泱。
明经93抓大事，放小事
“静者，为化之本，理政得失，抚民以静为大，其他为小。”
——李世民
茎蔓再繁只需抓其根本，因此治国必需抓住纲要，为君理政从来都是只抓大事，小事下放。然而，何者为大，何者为小，历来帝王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理解导致所抓者与所放者各异，因此为君与理政的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李世民深知，得失成败，乃至国之兴亡，在此一大一小放握之间，他提出以民为本，静为大的治国纲略，并切实地加以推行，是仁君爱人的充分体现，更是智君治国的现实素质。
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这种观点虽然夸大了君主个人的作用，但它承认君主的安危、王朝的兴亡取决于百姓的生活状况，毕竟是开明的君道观。他的一句名言云：“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还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
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要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人离不开衣食，“营衣食”就是要搞农业。诚然，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重视农业的思想应是封建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然而，隋末统治却践踏了农本思想；而唐太宗则维护了农本思想。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以经济上不夺农时；如果不留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新王朝的统治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所以，他“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重视农业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条基本原则。
唐太宗的农本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两者比较而言，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而不夺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有所赐。”诸如此类，尽管有溢美之辞，仍然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在社会经济萧条的境况下，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惟以安养为虑”，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舍此别无其他办法。
唐太宗及其臣僚在强调休养生息的作用时，还多次用养病来比喻。贞观五年十二月，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的确，对于经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国家，犹如久病初愈的人，只有悉心护养，才能兴盛起来。贞观六年正月，魏征也生动地讲过：“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又安，未甚充实。”上述比喻把休养生息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足见静为农本在唐太宗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叫喊过，但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落实力行，却是寥寥无几；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以“抚民以静为大”的治国方略，往前大大地发展了一步。
明经94高处不胜寒，君位不可恃
“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李世民
最高的地方亦是最危险的地方。然而，究竟有多少帝王能够深刻地感觉到这不胜之寒，步覆巍巍长城，脚踏雄雄泰山，龙颜何其悦也，那感觉就象一双龙足架在万民的肩头之上；舟于五湖，乘于四海，龙心何其畅也，那感觉犹如天下众生托其龙体，飘飘欲仙。李世民一生不好风流，不慕潇洒，更不是得意妄形之君，他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名言不仅使自己傲视群帝，亦使他的帝国傲视古今。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汹涌波涛，隋朝由盛而衰迅即灭亡的短促行程，不能不给亲眼目睹这幅历史画卷的唐太宗以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经常以隋亡为鉴，多次和大臣、太子谈论舟水之喻，并表现出一种“畏惧”的心情。
贞观六年，唐太宗与群臣论治，清醒地知道：“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接着，魏征举出古书上的几句话，即“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告诫太宗“留心治道”。
贞观十七年闰六月，李治立为皇太子不久，唐太宗在日常起居中给予一系列教导。如外出坐船，太宗就诲谕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
由上可见，所谓“舟”，指的是君王为首的封建王朝；所谓“水指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封建统治者包括贞观君臣，无不冀望“长治久安”，把自己的统治宝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传之无穷。但是，如果“无道”，就必然惹起祸乱来，显赫的封建王朝如同一叶之舟，被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凡是明智而清醒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力强调“虚己纳谏”的重要性，以防止“覆舟”事件的重演。唐太宗对公卿大臣们说：“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否则，舟覆人亡，一切都完了。毫无疑问，贞观谏诤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正如唐太宗对大臣们所说：“公等善相辅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长保富贵，荫及子孙。”
船要前进离不开水，鱼要生存离不开水，即使没有了船，没有了鱼，水还在，谁是水，谁又是船和鱼，李世民心理比谁都清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