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花尚需绿叶扶持，大厦并非一木支撑。”。古之成大事者，以多得帮手为第一要义。千古君臣梦——李世民和魏征，家喻户晓，永驻史册。魏征敢于把颜直谏，唐大宗能够虚心纳谏。本篇展示的就是明君直臣的诸多“明经”。
明经30求人辅佐，一生一世不可忘
“令百官名上封事，恐人不言，导之使谏。”
——李世民
明君之“明”，不在于他一人能顶天立地、无所不能，而在于他能求得多方人才的辅佐，并做到君臣披肝沥胆，至真至诚，共同开创辉煌盛世。唐太宗在求人辅佐，选贤任能方面，无疑是明君中的明君。
唐初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各级政府机构大多为武将出身的人充塞。这些人曾参与“经纶帝业”，在战场上斩关夺将，均为有功之臣，但他们在处理政事方面，却未必皆能称职。唐太宗于即位之初，起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充任枢要之职，然而各级机构的状况，基本因袭未变。所以有人批评贞观初的政府官员，“良由谋献之臣，不宏简易之政；台阁之吏，味于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还说：“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可见贞观初的国家机器运转并不顺利，而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去充实各级致权机构。唐太宗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政安之本，惟在得人”。可见举贤任能，广罗人才，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因此太宗一再叮嘱左右的大臣要重视“选贤荐能”，发掘人才。
尚书省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政务相当繁杂，凡天下大事不能决者，乃至符移关牒，六部庶务，都由尚书省处理。贞观初，房玄龄、杜如晦为尚书省左右仆射，事无巨细，无不亲自过问，甚至“听受辞讼，日有数百”，真可谓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然而，唐太宗并不满意，他对房、杜两人说：你们身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象你们这样整日忙于“读符牒不暇”，陷于事务之中，哪里还有时间帮我求贤呢？于是，关照尚书省官吏，以后琐碎事务“皆付（尚书）左、右丞”，惟有重大要务才须报告仆射，以让宰相有充分的精力和时间考虑选拔人才的事。
有些大臣对人才有不正确的看法，曾遭到太宗的奚落和批评，如他责备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近来我命你举贤才，你为何没有推荐一人？”封德彝辩解说：“臣哪里敢不尽力，实在难找奇才异能的人啊。”太宗说：“前代明王，皆取土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封德彝被太宗批评得面红耳赤，自感惭愧而退。
太宗求贤的心情，十分迫切，除了督促大臣们选拔外，他还亲自处处留心，四方搜求，一旦发现，即破格提拔。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命百官上书议论朝政的得失。中郎将常何所陈述的二十多件事，件件“合旨”，太宗见了十分奇怪。常何是武将出身，在玄武门之变时适值宿卫北门，支持太宗夺取玄武门有功，得以升任中郎将要职。他“不涉经文”，按理是不可能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的。太宗问后才知是住在常何家里的食客马周代写的。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当日即召马周进宫，他急着要见马周，一连四次遣使催促。及见面交谈，太宗感到马周确是个人才，即令人直门下省，旋任为监察御史，除中书舍人，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马周见事敏速，有机辩，深识事端，处事平允，敢于直道而言，深受太宗重用，太宗甚至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可见他们之间感情是何等的深厚。
唐太宗用人基于“唯才是举”的原则，不论资历名望，不计亲疏恩怨，凡能为其所用者，都兼收并用，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让他们各展所长。
如上面谈到的马周，他出身十分贫穷，武德中不过是个“博州助教”（州学校的教师），很不得志，才弃职西人关中。
一路上备受艰辛和侮辱，在新丰驿店，连旅店主人都瞧不起他，故意不予招待。进入长安后，也是个寄人篱下的食客，象这样一个既无开国之功，出身又“卑贱”的人，如果不是由于太宗的破格提拔，是很难成为贞观中、后期的枢要大臣的。
在中央政府的机构中，还有大量出身寒族地主的官员。
文官如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武将如侯君集、李世勋、张亮等。杜正伦是隋时秀才，开始时只在秦府文学馆中干些小差事。魏征表荐其才“古今难匹”，唐太宗便擢为兵部员外郎，以后升为给事中、中书侍郎。太宗说：
“朕今举行能之人，非无端偏爱，乃其有益于百姓也。”张玄素原出身于流外小官刑曹令史，被太宗任为太子左庶子等要职。张亮出身农家，贞观时官至刑部尚书，参预朝政。刘泊的出身也不显赫，隋未曾仕江南肖铣，在太宗的任用下，“自疏远而卒委钧衡。”一些非亲非故，出身卑贱的贤能之士，只要被太宗发现，总能获得一官半职，如刘洎、马周推荐的李义府，太宗初次召见时，命赋咏鸟诗，义府诗云：“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意思是说，朝廷官位那么多，却不给自己一席之地。太宗回答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于此可见太宗用人的气魄。
秦府旧属是太宗所依靠的骨干力量，在上层统治集团中占有一定数量。但太宗用人并不“任人唯亲”，对其旧属也坚持量才授职的原则，有些人因此未能获得高官，颇生怨望。
房玄龄曾将情况面告太宗，太宗说：用人要看才能智力，岂能只讲新旧交情？才若不堪，岂能以旧属而先用呢？那些发牢骚的人，只怨我弃旧，而不说自己有才无才，这恐怕不是至公之道吧！还有人直接上封事，请给秦府旧兵全部授以武职，人宫宿卫。太宗拒绝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旧部。用人只能唯才是任，而不可以新旧为标准。当然，旧属和亲贵中凡是有才能的人，太宗也是积极加以任用的。他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是他不计个人恩怨，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在地域方面，太宗用人时基本上克服了“关中本位思想”。本来，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不能不受四魏以来“关中本位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太宗在有些时候，“语及关中、山东人”时，也确实“意有同异。”为此，魏征一再向太宗指出：帝王欲治天下，就应以天下为公，不可歧视关中以外之人。同时，客观现实也迫使太宗不断改变对山东人士的看法。所以整个贞观时期居相位者二十五人，非关陇出生的共十八人，占总数十分之七。其中山东的寒族地主出身者，更居多数，如魏征、戴胄、侯君集、马周、张亮、李世勋等，这些人多数卷入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在山东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对这一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富于革新精神，大多数敢于直谏廷诤，纠正太宗的错误行为或主张。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如刘洎、褚遂良等，也是敢于直谏廷诤的人物。另外，北朝尚武轻儒，南朝则有所不同，比较重视精通经术的儒士。太宗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对他们尤加重视。所设立的弘文馆学士，许多是江南人，如虞世南，褚亮（遂良之父）。大凡太宗处理政务，决定治国方针的时候，较多地听取山东寒族地主官僚的意见；而引述经义，较多地听取江南地主官僚的意见。因此，山东和江南地区的寒族地主势力的代表人物，大量涌进唐中央政府，这有着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是治国安天下，解决实现问题的需要。二是南北朝以来，山东和江南经济不断增长，逐渐赶上或超过关中，关中的漕粮仰仗山东和江南，这样山东、江南的寒族地主势力也因此抬头。隋时，这些问题很尖锐地存在着，但缺乏解决的办法。隋末农民大起义，扫荡了世族地主的势力，给寒族地主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唐太宗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广泛地吸收寒族地主的代表参政，这就在组织上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局面，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明经31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
“魏征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饶，最为可用”。
——李世民
在贞观之臣中，进谏最多的人是魏征，犯颜直谏者也数魏征，根据记载，他“所谏前后二百余事”，数十万言。他素有胆识，有时进谏时，太宗震怒，但他神色不变，执言极谏，皆能切中皇帝之失，使唐太宗最后不得不承认错误，接受意见。
正是从魏征身上，唐太宗经常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得与失，因此太宗称其“最为可用”。
魏征进谏之事大体上可分如下几类：其一，重教化，崇文治。贞观七年，朝廷中曾展开过一场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辩论，魏征力主偃武重文，加强教化。唐太宗认为大乱之后，要慢慢推行教化方针，不可太急。魏征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列举了许多大乱之后，依靠教化而使天下太平的事例，说明乱后教化的重要性。并指出如果三代以来人心不再淳朴，而是一直向恶的方向发展，到如今全都成了鬼魅，又如何能称得上治理天下呢？反对者哑口无言。唐太宗遂接受了他的意见。实施数年之后，果然大见成效。
其二，轻赋税、去虚名。贞观初年，魏征就多次力谏使太宗减轻了徭役，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贞观八年（634年），又逢丰收，百姓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太宗非常得意，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赐予给百姓的，假如自己也像隋朝加重赋税，百姓即使有资财，也必然不能保全。魏征这次没有犯颜直谏，丽是给太宗讲了一个故事。说相传尧统治时期，有个老人在劳动时谈了一种观点，认为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水，耕田而吃饭，和尧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劝太宗不要那样认识问题，这些都是君主本应该尽到的责任，不一定非要百姓知道现今的一切都是君主的恩赐。
说到这里魏征又给太宗讲了一件事，说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晋文公外出打猎，误人大泽，迷路不能出来。碰到了一位渔夫，文公就对他说：“我是你们的国君，请你送我出去，将重重地赏赐你。”渔夫遂把晋文公送出大泽。晋文公要记下渔夫的名字，以便随后给予赏赐。渔夫说：“何必记我的名字，只要国君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我也就从中受益了；如果国君不敬天地，不重社稷，对外失礼于诸侯，对内违背民心，致使百姓流亡，今天就是给我厚赐，也不能保留下来。”渔夫坚辞不受赏赐而去。太宗说：“卿言是也。”从此更加兢兢业业。
自从贞观六年（632年）以来，连续几年丰收，一些地方官和朝臣大力称颂太宗功德，屡次请求到泰山封禅。唯魏征认为不可贪图虚名，主张不搞封禅大典。太宗很不高兴。魏征对他耐心进行劝告，认为国家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就好像久病的人一样，病情虽有好转，尚未完全复原，这时便让他背着一石米，日行百里，必然不能做到。国家经过隋末战乱，虽然有所恢复，国力尚未充实，陛下东去封禅，周围各国必然要派人参加，“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灌莽世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夷狄、“示以虚弱”，恐对国家不利。加之封禅大典，耗费资财、人力颇多，“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太宗听后，怨气全消，从此打消了这个念头，终贞观之世再没提及此事。
其三，重德行，讲信义。魏征劝谏太宗重德行，讲信义之事颇多，这里只举一例。贞观二年（628年），皇后长孙氏访知郑仁基有个女儿，只有十六七岁，美丽绝伦，遂请太宗召人宫中，太宗十分高兴，下诏聘为充华（妃嫔名，九嫔之一）。魏征听说此女已经许配给陆爽，急忙人宫劝阻，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太宗闻言，乃令将此女归还原夫。但房玄龄、温彦博、王硅等人认为聘礼已行，不便中途而废。陆爽本人也上表说：“某父康在日，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又说：“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太宗实际上也想要此女人宫，便问魏征：群臣都说并无许婚之事，陆氏本人也这样说，你的说法从何而来？魏征指出：陆氏今天虽得陛下宽容相待，却担心以后暗中予以谴罚，所以反复推辞，不足为怪。
太宗遂又一次下诏：“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联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太宗此举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使皇帝在百姓之中的威？
望进一步提高。
其四，慎罚恤刑。魏征认为，刑赏的作用在于惩恶劝善，帝王执法贵在公平，不以贵贱亲疏而有所轻重。他上书太宗指出：“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由于执法不公，致使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魏征还指出：“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悠渐。”太宗非常赞同魏征的批评意见，表示愿意接受。后来太宗在召见大理卿孙伏伽时，一再强调要防止一些执法官员为了沽名钓誉，而“利在杀人”，要求执法“务在宽平”。
其五，劝纳谏，戒骄奢。在这个方面魏征谏奏得最多，一再告诫太宗要广开言路，力戒骄奢，引经据典，反复论证，真可谓孜孜不倦。魏征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帝王最容易犯的通病，尤其是当取得一些成就后，往往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生活由俭到奢，听不进意见。就是唐太宗这样颇有自知之明的君主，也难免不染上这种毛病，所以魏征不得不经常敲敲警钟。对于魏征的进谏，太宗曾下手诏表示愿意虚怀接纳，他还以晋武帝与何曾的故事来表彰魏征。大意是说晋武帝平吴统一全国之后，务在骄奢，不再留心政事。
太傅何曾退朝对他的儿子司徒何劭说：“我每次见到陛下，不议论治国大事，只谈论平生家常之语，像这样下去，恐怕子孙难保了。”他接着说：“你也许可以免于被杀。”又指着孙子说：“他们肯定会遇到战乱而死。”果然，到了其孙何绥时，逢八王之乱，被诛而死。前史对何曾多有称赞。说是有先见之明。太宗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何曾不能及时进谏，匡救其恶，没有尽到做大臣的职责。“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太宗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他对魏征的进谏非常重视，“公之所陈，朕闻过矣”。表示要将这些谏书，置于几案，时时警策自己。还说他有魏征就像蜀先生刘备之有孔明一样，如鱼得水。
太宗的确对魏征非常器重，需要他时时匡正朝政之失。
贞观八年，太宗向诸道派遣黜陟使，以察官吏，省风俗。诸道皆已确定好人选，只有关内道尚未选定谁充使，右仆射李靖认为此道事大，“非魏征莫可”。太宗认为，自己将要出幸九成宫，每次出行都离不开魏征，以便随时匡正过失，分辨是非，这也是一件大事，怎么能派他出使！他质问李靖说：“公等能正朕不？”于是派李靖充使于关内道。
太宗毕竟是一位英武过人之君，平时折节下士，虚心纳谏，但是这并不等于其刚猛之气已消磨殆尽。有时魏征当着众人之面犯颜直谏，搞得太宗下不了台时，他也恼怒异常。
有一天，太宗退朝回到内宫，怒容满面地说：“我一定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道：“是谁顶撞了陛下？”太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