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智者也。
——曹操
人是无法选择时代的，时代却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英雄，都说乱世出英雄，可乱世的英雄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谁最终能够傲立于群雄当中，成为一代雄杰？称雄何必论时代，大浪淘沙有来者，曹操的横空出世即可证明这一道理。
曹操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此话很有道理。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培育了曹操，并且为一大批人，特别是为曹操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换而言之，如果没有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动乱，东汉则不会灭亡得那么快，也不会出现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
本来，东汉初期国家复归统一，摒弃了王莽的诸多扰民措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省减刑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轻徭薄赋，劝民农桑，整顿吏治，“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社会的确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前后不过六十多年。嗣后，统治集团很快走向腐败，巧取豪夺，谋权谋利，互相倾轧，最终把社会推向动荡不安，把东汉朝廷推向灭亡。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及其斗争。
宦官虽没有夺取汉家的皇位，但治史者称“宦官亡汉”，这是很有道理的。东汉章帝（公元768年）死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公元89—105年）继位，窦太后临朝，窦宪专权，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窦宪兄弟把持朝政，和帝想夺回权力，但无法同内外臣僚接近，只有宦官在自己身边，于是便同中常侍郑众定计除掉了窦宪。郑众因功封侯，迁大长秋，乘势豫政。宦官用权自此开始。这个头一开，竟至不可收拾，遂使以后百余年间的东汉朝廷的内部斗争更加迅速激化。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廷。皇帝成了他们的傀儡。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同宦官单超等五人共谋杀死外戚梁冀及其宗亲，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者三百余人。宦官再次专权，单超等五人皆被封为县侯，世称“五侯”。“五侯”贪纵专权，“皆竟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五侯”死后，中常侍候览、小黄门张让相继用权。宦官势力越来越大，“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桓帝死，外戚窦武与中常侍曹节（曹操曾祖）等迎立十二岁的刘宏为帝（即灵帝，公元168—189年）。窦武与太傅陈蕃等痛恨宦官曹节、王甫等窃弄国权、混乱海内，谋划将他们除掉。谋泄，宦官王甫等先发制人，假传圣旨逮捕窦武等人，武等以兵相抗，不敌而死。窦太后也被软禁起来。事后，宦官的权力更加大了，甚至在设官立制上确立了他们的地位。诸如让曹节兼朝官，领尚书令。不久，赵忠、张让等十常侍贵宠用事，皇帝将他们比之如父母，竟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并先后以赵忠为车骑将军，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授予兵权。
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增重了农民的负担。宦官们“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又加天灾频仍，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震灾等等接连发生。天灾人祸，民不堪命，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劳动人民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造反、暴动。诸多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鼓舞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志，同时也给汉朝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巾起义是张角兄弟发动的。张角，河北钜鹿人，创太平道，以宗教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史称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张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发动群众，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起义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吓坏了汉朝统治者，急发“天下精兵”，遣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傍等讨黄巾军。
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它使汉王朝的统治势力削弱了，根基动摇了；它点燃了反抗汉朝统治者的烈火；另一方面，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用兵者和州郡守、地方豪强，甚至一些野心家趁机招兵买马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些各霸一方的军事集团，客观上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深的灾难。数十年间，群雄割据，“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者聚阡陌”，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就是各个地方事实上的大小皇帝。军阀混战，受苦受难最多最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渴望安定和统一。有本事的割据称霸者，相对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战争中发展了自己，成为一方之主；平庸之辈和逆潮流者、对广大民众施暴不恤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由强变弱，由大变小，最终或被吞并，或被消灭。
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握了政权。先是宦官想杀何进，何进幸免；何进掌权后，“愤蹇硕图己，阴规诛之”，把蹇硕杀了。袁绍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尚在犹豫不决之时。宦官首先发难，杀死何进。然后，袁绍尽杀宦官二千余人，继而董卓引兵人洛阳，废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是为汉帝。自此，一场历时数十年，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开始了。
经过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中央的权力和威望削弱了。宦官的权力增大了，一些州郡牧守，竟相扩充自己的势力，手握兵权，成了实际上的各据一方之主。
曹操是最善于在这历史的大风大浪中游泳的健将。他有效而成功地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从相对微弱的力量基点起步，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过程中，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病逝洛阳的军旅中，享年65岁。他是豫州沛国谯县人（约在今安徽省毫县），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后由宦官曹腾（曹节四子）收为养子而改姓曹。由于曹腾在东汉末年权势高涨，曹嵩的地位也颇高，一度还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最高军事长官）之职。
东汉末年，朝廷昏庸，政治混乱，民不聊生。面对这些时代的弊端，年轻的曹操满怀革新救国的热情。初任洛阳北都尉时，他便不畏权势地处死违法的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因而得罪当朝权贵。虽然他做事光明正大，谨守法令，加上先祖曹腾在官场所留下的人情，使他不致遭到太大伤害。但曹操仍不断被调职，甚至受到借故解职返乡的处罚。幸而宦官中也有不少正派人士为他讲情，使得曹操不久又能复出受任为议郎。
年轻气盛的曹操并不因这次打击而有任何退缩，不久便再度上书陈情，谴责宦官擅权的不当，并且公开替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受害人陈蕃等作平反的辩护。
糟糕的是，时局不但未见好转，反而益形恶化。接着震动大半江山的“黄巾党民变”之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冬，京城警备部队在袁绍领导下发动兵变，攻入内廷屠杀宦官，随即引来董卓以西凉军团进入洛阳控制政府。不久，新立的少帝遇害，接位的献帝又如同傀儡，凶悍的董卓独霸朝廷，摆出篡夺大政的架势。
由于曹操做事积极又清廉，声望极高，董卓有意借重他以提升新政权的威望，便特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京城骑兵统帅）。但曹操以董卓为人暴虐，有违自己政治理想，乃私自弃职潜逃。其间历尽艰难，险些被抓，幸得有心人相助，才能顺利返回故乡。
为了重振政治伦理，曹操散尽家财，并得到同乡富商协助，募集了五千人，成为第一支高揭义旗，公开反对董卓的武装力量。
不久，袁绍、刘岱、韩馥等华中、华东及华北的军区领袖，也组成了关东联盟（指函谷关以东），并共推袁绍为盟主，号召勤王，分别领军向西讨伐董卓政权。曹操也率领一批义军加入这个组织。
在联盟军中，曹操是惟一没有地盘、没有粮秣支援、人数最少、初期声势最弱的军队，但是曹军的行动却最为积极，数度主动与董卓的西凉军团进行接触战。曹操日后回忆道：“兵在精，不在多，为了反抗董卓，各地来的义军，不论在人数或军粮上都远比我们强，但我们却越战越盛，他们则越战越弱。”
关东联盟军团各怀鬼胎，谁也不肯直接和董卓凶猛的西凉军团直接对抗。揭旗勤王的目的，不过在表表姿态，借机扩充自己的地盘而已。最后几乎只有曹操及袁术军团下的猛将孙坚，率领极少的兵力，不断和董卓军队周旋，因而也蒙受不少创伤。
在不满和气愤下，曹操向袁绍等主力大军团的首领提出严重抗议；“诸君听吾计，大事必成，然而，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曹操的建议当然不被接受，联盟的内哄反而日益严重，不久粮袜用尽，便各自返回根据地去了。声势浩大的义师不战而散，曹操失望之余，乃前往扬州，招募新兵，并将军队暂时带回河内，重整旗鼓，等待机会。
就在这时候，青州的黄巾党人数十万攻入兖州征粮，镇守兖州的大军团领袖刘岱、鲍信等先后战死。由于曹操一向较同情民变，对黄巾党人召抚多于围剿，恩威并行，反而很快地平服了这次动乱。曹操反对盲目暴力，而以较开创性手法，将投降的三十余万黄巾党人作有计划的编组，老弱妇孺遣返田间耕种，年壮的加以正规军事训练，组成了“青州军团”。从此，曹操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更有了日后争霸的精锐部队。
也在这一年，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的董卓，虽挡住关东联盟军团的讨伐，却死在最亲信的部属王允、吕布、李肃等的手中。不久，驻在长安附近的西凉军团便以复仇为名攻人京城。王允身死，吕布突围而出，仅以身免。西凉军团在长安大肆屠杀，汉献帝及众公卿大臣束手无策，叫苦连天。在贾诩的策动下，西凉军团发生内哄，汉献帝在董承、杨奉等护卫下乘机逃往洛阳。但董卓西迁后，洛阳早已残破不堪，文武百官只得立于野草荆棘中朝贺，状况非常狼狈。
经过和吕布、张邈等数度攻防拉锯战，曹操已于兖州稳住局势，并接受谋臣荀或及程昱的建议，决定迎接献帝到许都，这便是日后有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大策略。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这是曹操夺权争霸中最成功的一步棋，却很少提到其中不为人知的痛苦及风险。此后，曹操又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奋争，终于于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把献帝变成了自己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名义，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人民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帝许都，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也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使得不少割据者的野心、行为受到遏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速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些，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的眼光。而曹操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英雄的出世，是时势的选择与必然，亦是英雄自身的归宿与起点，至此，曹操这位旷世霸主就在如此乱世之中应运而生！而且他还是最大的成功者。他适应并改造着这一历史环境，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智诈并用，为自己的子孙打下一方天下。在这一过程中，他重视发展自己的势力，同时也重视不断总结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丰富自己的思想。所以，到头来人们可以骂他的为人，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