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上顶峰意味着每次迈出的都是聪明的一步。
管理，运作，操纵自己的步伐，从一块踏脚石迈向另一块踏脚石。
大部分踏脚石都是那些提供机遇或者故意捣乱的人。
许多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在玩同样游戏的另外一些狗娘养的。
有些狗娘养的正在向你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挑战。
另外一些狗娘养的则对你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造成一种威胁。
有些狗娘养的是很讨人喜欢的。
对所有狗娘养的都必须认真区别对待。
对有些人你可以步态从容地从他们旁边绕过，尽量少带来一些痛苦。
对有些人你可以步态轻快地直接跨过，根本不必回头。
有些人必须踩着过。
有些人可以与之共舞，一同取乐。
我承认自己曾跟各色各样的狗娘养的一起踏过不少踏脚石。
与另外一些可爱的狗娘养的一起共舞是最有趣的。人人都喜欢那种游戏，一般来说最好的狗娘养的会赢。
但是，如果彬彬有礼不起作用，来一点下作手段也无妨。
合适的搭配才是升上顶峰的确切道路。
击败老板
我在甘奈特公司干了很久，时机终于成熟了，我得让老板明白，新的一代领导人已经做好了接管公司的准备。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也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
但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只有在确信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干。
保尔·米勒雇用我到甘奈特公司。一开始，他对我帮助很大。但当我成为明显的继承人时，他就开始不断地折磨我了。他受到压力，非提升我不可了，结果反倒来羞辱我。他现在开始着手驱赶我了。
在过去3年当总裁的日子里，我实际上在掌握公司。但是，首席执行官米勒继续享受大部分荣誉。
很明显，只要大老板和董事会允许，他就准备继续操控下去。我下定决心，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我就不准备待下去了。
他差不多都快67岁了。我也接近49岁。
我一直都是在快车道上跑着。
我16年内从记者升上总裁。
这一路上，每隔一两年就要提升一次，最多3年必须提升一次。
现在，3年已经过去了，我离顶层仍然差一步。因此，我就开始着手了。我做得有点勉强，但决不急躁。
与老板打交道一向都是我的长处。
事实上，与老板打交道是任何一个人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哪怕他（她）只是一个狗娘养的。大部分老板都是这样的人，至少某些时候是这样的。
跟老板打交道有三条诀窍：
1、把一切事情都干得漂漂亮亮的，让老板看上去不错，因为老板自己的名声会因此得到强化。一开始，不要操心谁得好处的事情。
2、减轻老板的工作量。只要感觉能跟老板干得一样好的事情，都要主动要求去做，这样你可以节省他的一部分时间，无论是去做别的工作还是去玩耍。如果这样的事情你能办得好，老板就会想办法提升他自己，也就打开了提升你自己的大门。
3、慢慢为自己建立一些名声，这样的话，如果老板炒掉你，或者你离开的话，他的面子上就会过不去。这就需要有人注意你，要想办法提高知名度，但一定要有真才实学的实绩。
最后一条在我开始向保尔·米勒施压的时候起的作用最大。要是有机会，他肯定愿意炒掉我。如果我放弃，他一定求之不得。但是，他是个明白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在公司内还是公司外，他自己的形象都会大受影响。
1973年以前，我采取过多次行动，让米勒和我本人都做好让我接替他当首席执行官的准备。我曾希望以有条不紊、筹备细致、彼此合作的方式办成此事。如果能够这样，对他、对我本人和公司都会是一件好事。
但是，每次我迈出一步，他都会把脚跟扎得更深些，全力加以抵抗。
事情是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我已经在佛罗里达成功地把《今日》发射上天了。一些有眼光的人已经开始写文章，说我已经成为甘奈特公司耀眼的新星。
米勒喜欢我成就的事情，但他不喜欢我受到众人注意。
在过去，米勒和甘奈特差不多是同义词。现在，纽哈斯这个新名字成为这个方程式当中的一部分了，他不喜欢这样。
对于在佛罗里达冒险事业中的成功，我自己也有些沾沾自喜。我希望自己得到足够的地位，能够尝试更多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给米勒写了一张条子，建议他公开说明我作为甘奈特公司二号人物的角色。我提出4点建议：
1、任命我为副总裁。
2、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
3、任命我为总裁。
4、开除我。
另外我还注明：
“我承认，最好是按第3条（总裁）办。但是，由于我天生属于保守型的，因此认为，如果我站在您的角度来做这个决定，就会考虑把第2条（执行副总裁）当作一个过渡性的步骤。如果您并不觉得我足以担当第1、2或3条的职务，那您也许应该考虑选择第4条（开除我）。”
之后我还加了一个附注：
“如果您决定让我当执行副总裁，给您自己的总裁职位加上一个主席有何不妥？这样的话，当您愿意把另外的那个职位让给我的时候也方便多了。
“如果您需要董事会投票，我会乐于做他们的工作，并保证永不再提此事，并会使其成为您60岁生日的大礼。”
我觉得自己相当聪明，跟老板讲明了如何提拔他自己的方法，同时也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年龄。他觉得我操之过急，因此千方百计加以阻碍。
同样的舞台，不同的演员
几个月后，另一通未曾预料到的电话帮助我完成了心愿。
63岁的杰克·弗林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出版人，他在找一位有新闻背景的人当继任者。他是《芝加哥论坛报》公司的一部分，而《芝加哥论坛报》公司拥有《奥兰多哨兵报》。《今日》在太空海岸名声大噪而《奥兰多哨兵报》却承受巨大打击的时候，我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邀请我去纽约见面。
我告诉他说，管理《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前景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是，我此时并不想掉换工作。当时，《纽约每日新闻报》有210万份的发行量，是美国最大的日报。
对于南达科他州的一位小子来说，那是相当刺激人的机会。我告诉弗林，说我会考虑他的邀请，但必须让他先跟保尔·米勒打电话，并告诉他说已经选中了我。这跟底特律与奈特·米勒之间进行的电话交谈没有太大差别。
跟上次一样，我安排弗林按照指定的时间给米勒打电话，到那时，我将去米勒的办公室。保尔拿起电话，他喜欢报业同仁打来的电话，尤其是那些大人物打来的电话。
“杰克你好，接到你的电话很高兴。”他很热情地说。
之后，当米勒接听弗林和我两个人安排好的讲话内容时，我在一旁仔细地观察他。
“保尔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在找贵公司的一位年轻人。他并不想掉换工作。我们跟他谈过，我们准备向他发出邀请。他说，除非我先告诉你，否则他不予考虑。此人名叫艾伦·纽哈斯。”
米勒不动声色，他想起过去的那一幕情景。但是，跟平常一样，他对弗林相当客气，彬彬有礼。他感谢弗林打来电话，闲谈了一阵子。挂上电话后，他转向我，冷酷地盯着我问：
“你想怎样？”
我的答复：“您知道我想怎样。我想要您宣布我为本公司的二号人物。如果办得到，我想留在这里。如果不行，那我就得另寻机会了。”
米勒建议我们当天下午到他家去谈论此事。
把职位印到信纸上
他总是一位有风度的主人，喝着马爹利酒的时候，他再次问我：“你想怎样？”
“我希望人人都知道我是公司的二号人物，并且会成为您的继任者。”我重复了原来的话。
“他们已经都知道了。”他驳回。
“你我可能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需要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头衔来面对同仁。如果您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那我对您的帮助会更大。如果不行，我就得考虑别的选择了。”我重复了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好像随时准备打起背包去纽约。
最后，米勒看出了我这套滑头把戏的实质。“你来写新闻稿，我拿去发表。”他说。
保尔·米勒极有风度。他喜欢体面地赢，但输也输得有风度，脸上挂着笑，还跟你握手。
这样，我就把自己提升为执行副总裁了。当时我42岁，感觉自己到了世界顶峰。老板差不多60岁了，我感觉自己很快就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不久就发现，米勒对此重新加以考虑了。他想要我放慢速度，而不是加速列车运行。
我加快速度，印好了信纸名片，加上我的新职位。我把发给甘奈特公司各位编辑的关于一个即将到来的项目信件复印了一份给米勒。
他在印有我职位的那个角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圆圈，并写道：“为何要印新信纸？”
我立即予以反击：“原来的信纸已经过时了。我已经有了新职位，还记得吗？”
老板与即将接任的新老板之间就备忘录进行的战斗早已经打响。后来连续打了7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越来越严酷了。
事实上，担任新职位的头几年，我们两个人彼此容忍的情况相当不错。他喜欢我们给全国范围的甘奈特公司营造的更佳形象。我喜欢所采取的行动和更宽阔的视野。
但是，一些小事情让他不安。一般来说，这些事情是我在报纸的事情上带来的一些变更，或者是不愿意做出的变更。
米勒是尼克松总统和副总统阿格尼斯的高尔夫球友，他不喜欢看到新闻对这两个人的处理方式。
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华盛顿地区编辑部的主任杰克·格蒙德：“请不要再写阿格尼斯在‘批评、质问，严责大学领导和年轻人’这一类的话了。这是不准确、也不公平的。不要以不公平和错误的方法滥发言论了，而你们那个编辑部最近好几天都在这么干。”
关于电报的事情，格蒙德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别理睬。
之后我跟米勒写了这么一张条子：“建议您不要再对像格蒙德这样的记者说他们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至少您应该事先跟我商量这一类的事情吧？！”
米勒予以回击，用铅笔草草地写出了这样的辩驳：
“我是老板，对吧？！请努力记住这一点。”
的确是不错的建议。我的裤子已经显得有点窄小了。
一次很不爽快的“任命”
格蒙德后来退出甘奈特公司，去《华盛顿星报》当了政论记者。告别的时候，他称甘奈特公司是“一堆破烂报纸”。
米勒贪求他作为《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编辑的职位，希望该报的一切都反映出他那种超级保守的思想观点。
我们每周都登载《纽约时报》的鲁塞尔·贝克主持的一个辛迪加栏目，而米勒对此栏目写了一张严厉的字条，说：“为什么要把贝克的许多栏目里面的垃圾，包括今天的那一栏印在我们的报纸里？不要再印了。”
我们没有听他的。我给米勒写了这么一张字条：
“《罗切斯特时报联盟》今年的发行量仅增长了2000份，而《民主党人和新闻报》的发行量却增长了3000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编辑们为时报联盟挑选内容时，常常要把你的兴趣考虑在内，而不是多达10万的读者家庭的广泛的不同的兴趣。”
这个字条激怒了他，我也知道会激怒他的。他做出了反击：
“这可真是愚蠢之言，而且完全没有证据。无论怎么说，如果扩大发行量是指把一堆垃圾印在报纸上……那我就不用操心发行量的事情了。”
尽管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尽管我自己也越来越烦躁，但是，甘奈特公司的事情还是没有受影响，运转良好。米勒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他在美联社的角色中，包括几次海外的突袭活动。甘奈特公司内部哪怕很保守的业务层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米勒不在的时候由我负责。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断地催促米勒把他自己提升为主席，并任命我为总裁。最后，在1970年5月26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他变得温和起来，并做出了他自己所谓的惊人公告——任命我为甘奈特公司的总裁。
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所产生的反应对米勒来说却太大了。
第二天，他竭尽全力想通过这样一份备忘录反悔他自己说过的话：
致甘奈特公司所有出版人、总经理及编辑：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年度大会上宣布了本人当选为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并宣布艾尔·纽哈斯为公司总裁。公布了这个消息后，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状态……
当然，美联社并不帮忙。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最喜欢的那家通讯社报道说，米勒已经“引退了”。
我附带一份供会议使用的陈述。如我所说，本人已经接受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在甘奈特公司，主席将成为最高职位。
艾尔是我的代理人，也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全称是总裁，我和公司董事会指派他为首席运营官。但是，这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法，并非其职位的一部分。
我在不到24小时内由首席运营官变成了助手。我感觉到他开始怨恨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了。从那天起，事情已经很明显，再怎么哄他也不能让他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了。
米勒65岁的生日接近了，他在甘奈特公司董事会里最好的朋友、罗切斯特的银行家约翰·雷明顿建议我们为保尔举办一个大型的生日宴会。
我们请米勒的妻子路易丝也参加筹划，她的热情很高。我们把罗切斯特乡村俱乐部全都订下了，邀请了全纽约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生日事件：我跟米勒的私下争斗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整个一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总编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