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季，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匈牙利。按原定安排，布什在国会大厦前的科苏特、拉约什广场向群众作书面讲话。当他下飞机乘车来到广场时，雨下个不止，广场上一片伞的海洋，数千人在雨中一直等待欢迎他。在欢迎仪式上，轮到布什讲话时。他笑容可掬地走到麦克风前，一边说“女士们，先生们”，一边向群众挥动双臂致意。就在这一刹那，惊人之举发生了：只见布什从衣袋里掏出讲稿，双手举过头顶，“嚓嚓”几下把它撕成碎片，他对群众说：讲稿太长，为使大家少淋雨，改为即兴讲话。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试想，如果布什置雨中群众的心理状态于不顾，按原计划照本宣科发表长篇讲话，尽管可能比脱稿发言内容充实，用词准确，逻辑性强，但决收不到如此奇特的功效。
先承后转
写作行文强调一个“转”字，那么论辩呢？论辩也同样讲究一个“转”字。从技法上说，在论辩中先把对方的话题承接下来，表示同情、理解等等，然后，再进行“转”，通过论理举事，改变对方某些看法，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先承后转”的雄辩技巧。
美国一家贸易公司经理请人设计了一种商标图案，设计完成后就图案设计举行了答辩会。主持图案设计的另一位经理在介绍时说：“这个商标的主体是旭日，象征希望和光明。同时，这个旭日又像日本国徽，日本的顾客一定很乐意购买我们的产品。”在征求意见时，这位经理的下属说：“我很喜欢这个商标，但我恐怕它设计得太好了。”经理笑了起来，说道“这话倒使我不懂了，你怎么解释呢？”
这位下属答道：“这个设计鲜明而生动是毫无疑问的，它像日本国徽，无论哪个日本人都会乐意购买我们的产品的。”
经理笑了笑说：“我的意思正是如此。”
“但是，”这位下属继续说：“我们在远东还有一些重要市场，如中国及东南亚。他们看到这个商标，也未必不想象到日本国徽，但他们和日本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这样就不愿意购买这种产品了。得一个日本，却失去一大片市场。恐怕……”
经理被说服了：“天哪！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这位下属说了一句“我恐怕它太好了”，的赞语满足了经理的自尊心，然后陈述更为充分的理由。经理乐意地听从这种拒绝性的意见，而又不觉得难堪。
暗澶陈仓
论辩中借用此法，就是强调在论辩过程中，明里回避或承认对方的论点，暗里却将对方的观点驳回的论辩技巧。这就是“暗渡陈仓”的雄辩技巧。
请看这样的法庭论辩：
一名汽车司机在法庭上说：“我只是喝了一些酒，并没有像指控书说的那样喝醉了。”
法官一听，微微一笑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判处你7天监禁，而只判你拘留一个星期。”
这位法官的驳斥，明里是回避了是否“喝醉了”的问题，但暗地里指出，在法律上不应该把“行车前喝酒”同“喝醉”加以区别。换一句话说，法官暗里驳斥了在法律上把“行车前喝酒”同“喝醉”加以区别的谎谬说法，认为这如同把“7天监禁”和“拘留一星期”加以区别一样荒谬。
无中生有技巧
论辩借用此法，是为制服对方的虚假而采取的以假对假的技巧。论辩中，当发现对方论题、论据或论证方式虚假时，可以不怍正面反驳来以真驳假，而是以假对假，无中生有，凭空造出某一论据去对付对方，从而达到制服、驳倒对方的目的。就是“无中生有”法。
美国总统华盛顿年轻时，一匹马被人偷走了，他同一位警官到那人的农场去索讨。到农场后，那人声称那是他自己的马，拒不归还。华盛顿于是用双手蒙住马的两眼，对那人说：
“如果这马是你的，那么，请你告诉我们，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
“右眼。”
华盛顿放开蒙右眼的手，马的右眼并不瞎。
“我说错了，马的左眼才是瞎的。”那人急着争辩说。
华盛顿放开蒙左眼的手，马的左眼也不瞎。
“我又说错了……”那人还想狡辩。
“是的，你是错了。”警官说，“这证明马不是你的，必须把马还给华盛顿先生。”
华盛顿掌握了确切证据，他知道自己的马眼睛不瞎，而故意问偷马人马的哪只眼瞎，使对方落入圈套，承认了“马是瞎的”错误前提，于是露出破绽，束手就擒。
相反，如果在尚未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或者从主观臆断出发贸然设问，就可能弄巧成拙。比如审判员这样问证人：“你看到的车灯是打碎的吗？”，“你看到的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吗？”这时，即使这个证人没有注意到车灯，也没看清死者是男是女，但因受到“看到”一词的暗示，他就会接受暗示而回答。那么这种回答只能使案情复杂化，对侦破案件不利。
免疫“注射”
所谓“免疫注射”，就是为了使人们形成持久稳固的正面观点或观念，先让他们接触一定的反面观点，并使他们了解或学会对反面观点进行反击，那么人们就会对以后更强有力或更系统的同类反面观点产生较强的抵抗力。
这种作法与向机体注射弱性病毒，使机体产生“抗体”，从而对其后同类病毒的大量侵袭产生免疫力的现象极为相似，所以被称为“免疫注射法”。
对于“免疫注射”的效果，心理学家们很早就专门进行了研究。
本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拉姆斯戴恩与贾尼斯实施了一项题为“对反宣传的抗御”的心理实验。当时，美国国内对苏联能够制造原子弹看法不一。
拉姆斯戴恩等人以“俄国至少在五年内不能大量生产原子弹”为正面观点，向两组被试者宣传。对一组运用“一面法”，说苏联不知道某些关键性秘密，他们间谍活动不得力，工业基础不雄厚，因此苏联五年内不能造出原子弹。对另一组运用“两面法”，除了讲对上一组讲的内容外，还提到苏联在西伯利亚有铀矿，有不少第一流的科学家，战后工业已经发展起来，等等（这些就是反面观点）。尽管如此，由于其他原因，苏联至少在五年内不能制造出原子弹（这就对反面观点进行了驳斥）。
一周以后，这两组中都有一半人从另一“权威人物”那里听到了反面观点：苏联已经发明了原子弹。这个反宣传还涉及了后一组被试者未曾得知的另一些反面观点。
接着，实验者进行问卷测试，了解被试的态度变化情况。结果是：未受到反宣传的那一半被试，不论是讲一面理，还是讲两面理，他们都接受了正面观点。而受到反宣传的那一半被试中，只讲一面理的那组被试有98％的人改变了原有的正面观点，接受了反宣传；而讲两面理的另一组被试大多数人（61％）仍坚持正面观点，能抗御反宣传的影响。
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麦圭尔和帕帕乔治斯继续参考类似课题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们所研究的这种抗御反宣传的作法与医学中注射弱性细菌以刺激抗体产生从而增强免疫力相类似，所以这种宣传作用被称为“预防注射”或“免疫效应”。
心理学实验证实“预防注射”或“免疫效应”就是“免疫注射法”的心理依据。
分析的语言
美国总统林肯在当律师时，为小阿姆斯特朗所做的无罪辩护，就是一个典型成功的例子。这起案件审理中的关键是原告的证人福尔逊的证词是否成立，他说他亲眼看见了小阿姆斯特朗开枪击中了被害人。在法庭论辩中，林肯运用情景分析的方法，询问福尔逊，并对环境进行分析。
林肯问道：“你发誓说你认清了凶手就是小阿姆斯特朗？”
福尔逊说：“是的。”
林肯接着问道：“你在草堆后，小阿姆斯特朗在大树下，两处相距二三十米，你能认得清吗？”
福尔逊答道：“看得很清楚，因为月光很亮。”
林肯问：“你肯定不是从衣着方面确认的吗？”
福尔逊答：“不是的，我肯定认清了他的脸。因为月光正照在他的脸上。”
林肯又问道：“你能肯定时间就是在夜间11点吗？”
福尔逊答：“完全肯定。因为我回屋时看了表，那时正是11点一刻。”
林肯在问清了福尔逊所认可的主要外部条件以后，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不能不告诉大家，这个证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因为那天晚上是上弦月，到了11点钟，月亮早就下山了，所以不可能有月光照在被告人的脸上。退一步说，也许证人记错了时间，那么，就算是提前一些时候，月亮还没有下山。但那时月光只能是从西边向东边照射。证人所在的草堆在东，被告人所在的大树在西，如果被告人面向草堆，脸上是不可能有月光的。既然是这样，福尔逊先生说是在二三十米外看清了被告人的脸，纯属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审判结果，小阿姆斯特朗无罪释放。
林肯在这次辩护中，首先让证人将案件发生时的环境作出陈述，然后运用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对这些条件进行逐一分析，最终揭穿了证人的谎言，取得了辩护的胜利。
当然，情景分析需要有丰富的知识作为基础。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访问过程中，向随行的美国记者介绍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性武器四个协定签署会谈时提到：“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每年大约是250枚。”
记者中马上有人问道：“我们的情况怎么样？美国究竟有多少潜艇导弹配置了分异式多弹头？究竟有多少‘民兵’导弹配置了分异式多弹头？”
基辛格回答说：“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有多少‘民兵’导弹配置了分异式多弹头，至于潜艇，数目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
记者说：“不是保密的。”
基辛格反问道：“不是保密的吗？那请你说是多少呢？”记者一下哑口无言了。
基辛格在这里机敏地运用了两难推辩的复杂构成式，其过程如下：
如果是保密的，那是不能讲的。
如果不是保密的，那是你们已经知道的，我也不必再讲了。
或者是保密的，或者不是保密的。所以，要么是不能讲的要么是我不必再讲了的。
基辛格的巧妙回答使记者得不到任何有关保密的信息，在效果上起到了与“无可奉告”相同的作用，但其方式远比“无可奉告”的回答高明了许多。
顺势巧辩
顺势巧辩是指在辩论活动中，根据对方提出的论点形成的态势，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对对方给予反驳，使之转势为被动。
这种方法要求辩者要思维敏捷，捕捉力强，随机应变，语言表达准确和贴切。
查票员来了，杰弗逊先生突然发现月票忘在家了，他想用俏皮话搪塞过去，就对查票员说：
“我不是故意逃票的，你看，我的脸就是车票。”
查票员不肯放过他，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对不起，先生，我的职责是在车票上打孔。”
查票员在这里对杰弗逊先生没有购票的行为不是直接说给予什么什么处罚，而是抓住杰弗逊先生所说的“我的脸就是车票”这句话，借题发挥成“我的职责就是在车票上打孔”，推演下去就成了：
你的脸是车票。
我只有在你的脸上打孔了。
结果我们可想而知了。
偷梁换柱
林肯当总统以前，有一次，有人问他有多少财产。林肯回答：“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也租了办公室。室内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角还有个大书架。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又高又瘦，面孔很长，不会发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惟一可靠的就是你们。”
问话人所期望知道的当然是，林肯有多少地、多少房子、多少钱。林肯却说他的妻子、儿子都是无价之宝。在此“无价之宝”只是一种比喻，林肯的妻子、儿子对林肯当然非常重要，但他们显然不能算作林肯的财产。虽然林肯还谈到了办公室、桌子、椅子、书等东西，但提问的人从林肯的答话中连林肯的大概财产状况都估计不出来。林肯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所作的回答是答非所问。
除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外，答非所问还经常利用相近的概念来替换问话中所涉及的概念。
假痴不癫
假痴不癫是答非所问的一种，即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利用语言的歧义性和模糊性，故意假装没听懂对方的问题，说东答西。因为是有意装傻，所以称为“假痴不癫”。俗语也称之为“装傻充愣”。
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他当新泽西州州长时曾接到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说他的一位朋友、一位新泽西州的议员去世了。威尔逊深为震动，立即取消了当天的一切约会。几分钟后，他接到了新泽西州的一位政客的电话。
“州长。”那人结结巴巴地说，“我希望代替那位议员的位置。”
“好吧。”威尔逊慢吞吞地说，“如果殡仪馆同意。我本人是完全同意的。”
威尔逊当然不会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所说的“位置”指什么。他故作蠢言，弄得对方哭笑不得。
采用假痴不癫的态度回答对方的问题时，一般会产生很强的幽默感。当你答话中的攻击性指向对方时，幽默就变成了讽刺。傻相装得越像真的，讽刺性也越强烈。例如：
某人拿了一份诗稿到报社去准备发表。编辑看后说：“这诗是你写的吗？”“是的，每一句都是我写的。”
“拜伦先生，看到您我很高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
如果编辑直截了当地说：你这诗是抄拜伦的，也能揭露那个抄袭别人作品的人，但那样就一点讽刺意味也没有了。讽刺常常从精神上、人格上来打击人。所以，这种方法要比正颜厉色的批评指责更厉害。
并不是所有的装傻都能产生很强的讽刺性。有时人们装傻是为了开玩笑。有时你甚至分不清人们故意说傻话是为了开玩笑，还是在讽刺人。但不管怎样，当你说傻话时，你说得越离谱，越不动声色，你也就显得越聪明。
一位富有的贵夫人，邀请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到她家去喝茶。帕格尼尼答应了。临走的时候，贵妇人特意补充道：“亲爱的艺术家，明天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带上你的琴。”“这是为什么呀？”帕格尼尼惊讶地说：“太太，我的小提琴
是不会喝茶的啊。”
贵妇人提醒帕格尼尼不要忘记带琴的用意显然是想让帕格尼尼在作客时演奏提琴，而作为被请的客人，帕格尼尼却不想在这种场合演奏。他说小提琴不会喝茶，当然包含了不必带琴的意思，也包括了不愿演奏的想法。但直接提出不演奏的话，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而用了幽默的话语，却合适地表达了这种意见。
帕格尼尼的话，弄得那位太太不知道帕格尼尼是在拒绝她，还是在和她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