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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社会人口(1)

人口是构成区域社会的基础,人口的多寡、性别的均衡、教育的程度等均反映出区域社会的基本存在状况,是研究区域社会史理应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因此,本章将对近代以来,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数量

区域社会的人口数量反映出社会的存在规模。近代以来,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变化。人口数量的起伏,使区域社会的存在规模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视对户口的管理,认为“长而出分则户益密,生而辄育则口必增”,添丁增口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志。据《甘肃通志稿·民族五·户口》记载,清嘉庆年间,甘肃有近200万户,以当下学术界计算人口的通行标准即一户五口人来计算,那时甘肃约有1000万人,这是甘肃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历史时期。进入近代,正值道光年间,甘肃人口数量仍然在1000万人左右。道光以后,经过“同治之乱”,甘肃人口数量出现了大的回落,锐减至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省人口约有88万户,490万人左右。而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全省人口约有96万户,510万人左右,呈逐渐回升的趋势。民国元年(1912年),全省人口约有98万户,498万人左右;民国11年(1922年),全省人口约有116万户,640万人左右;民国17年(1928年),全省约有120万户,660万人左右。以上数据中,关于1928年的户口数据,与《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约628万人的数字相差不多。因此,根据两份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在1929年甘肃分治为三省前,人口约有650万人。

1929年,甘肃析置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域社会的范围缩小,人口数也相应减少。分省时,原属甘肃的青海河湟谷地三县四厅有40余万人,宁夏诸州县有70余万人,两地合计有110余万人。按当时甘肃有650万人的人口来看,三省分治后,甘肃剩540余万人。现仍据《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省政府在民国22年(1933年)的统计数据可知,当时甘肃有553万余人。这两个数据相差不多,还是比较可信的。应该说,三省分治后甘肃有540余万人是比较可靠的。到1944年,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达到650多万。1949年,据《中国人口·甘肃分册》的记载,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达900多万。

从以上关于甘肃近代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甘肃近代社会的规模不太稳定,起伏较大,其中有自然的和社会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从甘肃有人口记载的历史来看,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甘肃区域社会人口的基本情况是: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甘肃约有人口31.82万户,129.23万人,以后人口基本以这一数字为准上下波动,最多时达到186.9万人(1189年),最少时降至30万人左右。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甘肃人口从来没有超过200万人。清朝康乾盛世后,人民休养生息,人口得到较快增长,增至1000万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的猛增使甘肃区域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亦使甘肃区域社会开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人口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决定了社会的其他构成。比如随着人口的增加,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数量势必增多,而国家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最终是落实在丁口和户口上的,因此人口、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原有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均受到影响。要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当政者及时洞悉民情,体察世道变迁,不断调整土地制度,改革赋税制度,使社会的各个环节都互相适应、协调运作。而对传统社会来说,要想时时保证增长的人口和各种制度相适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清乾嘉以来甘肃人口增加造成的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是穆斯林问题。关于清代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到底有多少,因缺乏可据的资料,难以判断。但以今天甘肃、青海河湟谷地、宁夏的汉族人口2900余万人的增减情况与今天穆斯林人口600余万人的增减情况回溯推理可以看出,清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在150万~200万。另据《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当时在秦陇地区是“民七回三”,即穆斯林人口占了人口的30%。就是说当时甘肃约有1000万人,在这1000万人中,东部地区人口占了近600万,按“民七回三”的说法,即东部600万人口中,穆斯林人口就有近180万人。以上采用的两种方法推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得出的数字却十分接近,由此可以认为,清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有150万~200万人。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其社会影响开始扩大,要求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愿望也日益迫切,而清朝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遏止了穆斯林社会的正常发展,终于在同治年间,爆发了波及西北诸省的穆斯林反清斗争。应该说,穆斯林反清斗争的此起彼伏与其人口的增加有直接的关系。甘肃穆斯林反清斗争持续了近10年,对甘肃区域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肃人口从道光时的1000万锐减到490余万人。在河西的永昌,“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人口为220232人,但到光绪四年(1880年)只有42832人,比同治之乱前减少了五分之四多。”战乱使区域社会的人口锐减至半。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为人口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基本变量,它的变化势必要影响社会的其他构成。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人口的增加,对穆斯林社会来说,就是一种挑战,这使其对土地的要求和在文化上独立发展的愿望日益强烈。而清朝对日益壮大的穆斯林群众仍然沿袭原来的歧视压制政策,这势必要引起穆斯林社会的不满和反抗。而这种不满和反抗则又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重创。

到光绪年间,随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人口又开始了恢复性的增加,此时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的革命性变革已拉开了序幕,区域社会进入了一个艰难变革的历史时期。到民国初期,社会虽然变革不断,秩序失缺,但就人口来看,基本呈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

从民国9年(1920年)开始,甘肃人口又遭遇了几次大的动荡。民国9年(1920年),海原、固原、静宁、会宁、通渭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8.5级,造成24.6万人死亡的惨剧。民国15—21年(1926~1932年),甘肃各地的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此起彼伏。1927年,甘肃古浪发生震级为8级的强烈地震,死亡4万余人;1932年,甘肃昌马堡发生震级为7.6级的强烈地震,死亡7万余人。以上三次地震都被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地震之内。民国18年(1929年)前后,甘肃各地旱灾、瘟疫连续不断,造成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剧。再加军阀混战,匪患迭起,造成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一直起伏不定。记载这一时期人口数的资料比较混乱,人口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无法估计。许多人根据甘肃省政协编纂的《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一书1929年条记载:“人民死于饥饿者140余万,死于病疫者60余万,死于兵匪者30余万。”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口合计死亡230万人。《陇原鸿迹》也记载:“1929年,甘肃空前大旱,死于饥饿、疫病、匪患者约240余万人。”前面已经介绍过,在1929年以前,甘肃有650万左右的人口,而据以上两条资料记载的人口锐减数据来估算,甘肃发生自然灾害时,正值三省分治,如减去青海、宁夏的110万人,余540万人,再减去灾害死亡的230万人,到1930年时,甘肃只有310余万人了。显然此人口数有点失实。仍据《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省政府在民国22年(1933年)的人口统计可见,当时甘肃有553万余人,1930—1933年三年时间里,人口不可能从310万增加到553万,即三年时间里猛增了200多万人。假如人口锐减数据不减去宁夏、青海的110万人,那么,到1930年时,甘肃人口是420万人,这一数字与1930年的553万人仍然有出入。因此前面两条记载民国18年(1929年)人口锐减的资料要么是政协等的记载有误,要么是193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有误,两者都存疑点。澄清这一疑惑,还需要发掘大量的资料。可以断定的是,民国15—21年(1926—1932年),甘肃发生的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使社会人口起伏不稳,贫穷加剧,许多社会问题更为突出。

人口的增减除了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因素相关,还和人口的出生率以及生育率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在乡村社会,人口的成活率不及出生率的一半,而出生率又不及生育率的一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缓慢。自近代城镇兴起后,进入20世纪40年代,城镇出现了较为进步的医疗设施,人口的死产数比乡村明显减少,人口的增长率也明显增加。

疾病也对传统社会的人口起伏产生影响。传统社会由于医疗条件限制,成年后的男女受到各种疾病的威胁,一些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疾病就会剥夺患者的生命。人均寿命不到40岁。据1947年10月甘肃省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当时,全省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数为130536人(其中男性为89565人、女性为40971人),占当年全省总人口数的18.7/1000。这个数字仅是典型调查后推算出来的,比较保守,实际情况估计多于此数。

二、人口分布

甘肃传统社会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是:东部稠密,西部稀疏;交通要道和河谷地带稠密,山地稀疏。进入近代,甘肃人口分布呈现这样几种特征:一是自然分布特征。传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比较强,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河谷地带是首选的居住地,这里灌溉便利,适于耕种,适合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黄河谷地、渭河谷地、洮河谷地、泾河谷地等都是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大部分府县城镇也都分布在河谷地带,如渭河有天水,泾河有庆阳、平凉,石羊河有武威,黑河有张掖,党河有敦煌等。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利于耕种,是人口赖以生存的又一自然区域。最典型的首属陇东的董志原,这里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山之高平者日原,原以庆阳属之董志为最大。”有谚语云:“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原的一个边。”由此可见,董志原的广阔无垠了。其区域“南由宁县治平镇起,北至环县界止,约二百三四十里。东西宽处或七八十里,仄处或四五十里不等”。董志原主要包括宁县、合水、正宁、泾川、环县、镇原等县。另外,陇南山地也分布着大量的人口,这里山峦相连,山路崎岖,气候比较潮湿,雨量较多,凡平缓地带均有人口分布,分布的较为分散。

二是民族分布特征。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到近代多民族杂居的特征仍然没有改变。藏族、蒙古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在适合游牧的周边地区。回族由于历史原因,分布比较有特点。分散地分布在交通道路沿线,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和汉族、藏族等民族杂居。“同治之乱”后,有一部分被迁移到东部甘宁交界的山区。从20世纪40年代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来看:当时全省约有人口600万,其中回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14,约有43万人;藏族分布在西南的夏河、卓尼、岷县、临潭等县,约有7.5万人;哈萨克族分布在关外的安西、敦煌、玉门等地,人口数不详,仅在祁连山西北部就分布着3万多人;蒙古族分布在祁连山西北一带,归肃北设置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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