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次，鲍曼都陪着卡帕一起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她披着《卡萨布兰卡》式的雨衣，还包着头巾。他在蒂尔加腾拍摄大规模黑市的时候，她可能也跟他在一起。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已经有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扎下根来：柏林人跟“睁大眼睛的”红军士兵交换物品，这些士兵都很喜欢廉价的西方腐朽生活装饰品——在美国价值3.95美元的米老鼠手表，现在卖到了500美元。卡帕拍到一名俄国军官换葡萄酒的情景，另有一名军官在试一架手风琴，还有一个红鼻子被人从很大的开放式黑市上带走，他身上带有枪支而又没有持枪证，因此被逮捕。
柏林毁坏的程度令鲍曼大为吃惊。很难相信记忆中的柏林只剩下如今这么一点东西了。30年代末期，她曾为纳粹电影制片厂UFA工作过，主演过《四友人》，并且在柏林生活过好几个月，但是，她看来对身边的政治压抑不甚敏感。在回忆录里，她对自己为戈培尔的宣传电影所做的工作一笔带过，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没有理由想象她对卡帕说起过此事。“（鲍曼）从不跟我谈起她在德国拍摄的电影，”阿德勒说。阿德勒一直都是鲍曼的密友，直到她于1982年在伦敦死于癌症。“我觉得她一直引以为耻。”
一天下午，卡帕看到一栋光秃秃的房子里还有一只浴盆。这是多好的独家照片！想象一下吧！英格丽·鲍曼第一次坐在浴盆里拍照！他很快地拍下去，但是，冲洗胶卷的时候心太急，结果把底片给毁了。但是，那一刻并没有损失掉。那天下午，另一位摄影师卡尔·古德温正好也跟他们在一起。他的照片显示鲍曼披着雨衣，扎着头巾，看上去很开心，无忧无虑的样子。
在柏林呆了十天后，阿德勒离开德国去了美国自己的家里，卡帕和鲍曼也回到巴黎。他们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分离。他们又去富盖酒吧啜香槟，一起去巴黎圣母院，有一个晚上，有人看见他们牵着手在里兹饭店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明显彼此很痴情的样子。鲍曼后来写道，她就是在巴黎爱上他的卡帕也许会奇怪，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然会爱上自己。如果他看过她那些珍贵的剪贴簿，一定就会找到很好的一个理由。他看上去跟她已经去世的父亲朱斯塔斯·鲍曼很像，是一个波希米亚人，是个挥金如土的电影厂摄影师，她刚刚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她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鲍曼常说，她父亲是她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他带走了她对摄影机的害怕，曾让她穿上愚蠢好笑的衣服，摆上可笑的姿势照相，三岁的时候甚至还拍过她的录相，是她在母亲坟上插鲜花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当主角。。在好几个星期里，她抓住了这个男子的内心，他在梦想“危险照片”，脑海里有挥之不去的死亡情景，尤其是远在1942年的时候，一名飞行员在切尔维斯顿机场骂他是个无心无肝的老鹰的情景。“那次侮辱在卡帕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到死都没有愈合。”
鲍曼很快也意识到，卡帕凡事把“赌”字放在前面，这当然是一个客气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为了在隆香的一个小赌注，为了在《生活》杂志巴黎办事处的摄影师更衣间里展开的一场扑克牌赌博，他可以放下别的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只有很短暂的一生好过，”她说，“他不能顺从于一套不能逗自己开心的标准而荒废人生。”卡帕生活放荡，很有激情，凭冲动行事，结果给鲍曼的生活带来极大活力，鼓励她对未来不操那么多心，一切只为了眼前的欢乐。
8月14日，是长崎被炸五天后巴黎宣布对日宣战的胜利日。卡帕在香榭丽舍拍摄狂喜的人群，鲍曼就跟他一起坐在吉普车里。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初演的解放庆祝活动的新闻电影，包括妇女拥抱和跟盟军士兵接吻的情景，因此对卡帕说：“我也要下去找个人接吻。”
“哪一个？”
“他——在那儿。”
她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随便找了个士兵，抱上就吻他的嘴。那个惊呆的大兵马上就回吻。
秋天到了，鲍曼谈起跟彼德离婚的事情。卡帕告诉她说，出于为他考虑，请不要做鲁莽的事情。他不能肯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毕竟，他只是个没有正式职业的摄影人员，他总得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很喜欢鲍曼，正像鲍曼也很喜欢他一样。但现在，就跟当初跟红姑娘一样，他必须在格尔达死后再次面对同样一个他最害怕的问题：与一个女人关系太近。爱上一个人最后会不会以抛弃结束，正如跟格尔达和红姑娘时一样？
值得一赌吗？他有一句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说明你的距离靠得不是足够近。”但在女人的事情上，靠得太近会伤害更深，比大兵们所说的“价值百万美钞的伤病”严重得多——这种伤病足以保证当兵的安全返回美国。
鲍曼习惯于男人拜倒在自己脚下，因此，卡帕漫不经心的反应令她相当反感。她后来描述自己有一半的波希米亚血统，一半是假正经女人，对于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爱应该导向什么地方，她是有一套传统的期望值的：婚姻和家庭。但是，她拒绝放弃使卡帕成为她现在想要的东西的希望：下一个英格丽·鲍曼先生。为什么不来好莱坞？他可以当导演，可以编写自己的故事。欧文·肖就在那里，还有他在战争中认识的很多作家。卡帕最后答应考虑一下她的邀请，他想起自己在30年代对进入电影业的兴趣，当时，他就是靠自由投稿方式糊口的。另外，如果不再报道战争，他也需要新的挑战。
9月初，鲍曼经纽约回到贝佛利山。离开之前对卡帕说，她要回到一个镀金的笼子里去，她可以在里面假装自己只有18岁她的家庭生活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枯燥无味的普通生活之中，是在本尼迪克特谷1220号，日落大道上的一栋用石凿凿出来的石块和红木做的一层房子，带穹顶的客厅兼饭厅很宽敞，鲍曼称那个地方叫谷仓。鲍曼和彼德·林德斯托洛姆每天早晨喝咖啡的时候说几句话。之后，他去当地一家医院工作，英格丽看几个小时的脚本，有时候闲极而疯狂地做大扫除，然后往珍藏簿里夹东西。为了保持露面的状态，鲍曼夫妇经常会去参加一些临时举行的首映式或派对，有时候人们发现他们很短暂地跳一会儿舞。彼德舞跳得极好，但是，他并不是理想的舞伴：他很容易出汗，经常中途得去换衬衣。他后来宣布说，英格丽也不是好舞伴，她太注重自己了：“她经常得看看是否有人在观察自己。”（家庭生活细节主要来自斯波托和利马两位。好莱坞及鲍曼职业生活中的详情，请参阅书后详细书目。）。他发誓说自己会与她重逢的，也许会在好莱坞。但是，决定去那个地方试试运气之前，自己先得看看在和平时期当个摄影师是什么滋味。
9月7日，卡帕回到柏林，完成《生活》杂志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第一次报道自1938年以来一直在柏林的犹太人会堂里进行的犹太新年服务。他的照片中，第一张显示一名年轻的大兵沃尔纳·内森，他的美军制服外面还披着一件祈祷用的披肩。他正在看圣卷。在另外500名崇拜者当中，还有俄国士兵，他们跟十多名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一起做祈祷在“最后解决方案”中，德国犹太人口中共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死亡——1939年，这个数字约在308000人。。
“我们仍然处在黑暗中，”一位助理拉比说，他的老师就是被纳粹弄死的，“我们处在两扇门之间。我们只打开，进入了一扇门。我问上帝我们将从这里走向哪里……”新年活动结束后，卡帕看到一名美国士兵合上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藏起来的教律。
卡帕拍到了欧洲从纳粹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情景，鲍曼也在准备她的下一个电影项目，她不知道自己的情人是否会跟她一起到美国来。1945年下半年，一直还在追求他的同时，鲍曼跟电影脚本作家本·赫奇特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见面谈剧本的事情。她的下一部电影《恶名昭彰》马上就要开拍了根据拉里·阿德勒的回忆，鲍曼后来抱怨希区柯克反复不断地向她进攻，她使用外交手段予以拒绝，但这使电影的拍摄工作十分紧张，成为让人失望的生活经历。“她告诉我说，跟希区柯克一起拍电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经常跑进她的更衣室做些挑逗的动作。她总是加以拒绝。她是个相当强硬的姑娘——对于挑逗的男人，她从来都不会在他的地位面前屈服。”。见过几次面之后，英格丽和希区柯克在他的工作间里见面喝酒。他们坐在那里喝很高度数的酒尾酒，此时，鲍曼谈起卡帕：她极希望他能够来美国开辟新的事业。她很爱他。但是看起来，他已经忘记她了。希区柯克提醒她，让她想起两个人最后拍摄的电影《中魔》中的一段话。“爱上又失去某人是很悲伤的，”英格丽开始哭的时候，希区柯克就说了这句话，“但是，不久之后，你会忘记的，你会把不久之前扔下的生活线头重新接起来。你会努力工作的。勤奋工作是有很多幸福感的——也许那是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