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子和晓冬都是我年少时的朋友，那时，他们一个在饮马河的挖铜沟，一个在九台的近郊。晓冬年轻的时候就帅气、灵活，且遇事知进退；而祝子就不同，人长得瘦小，爱笑，说话无遮拦，没正行，人也不知深浅，场面上看不出眉眼高低。
这样的两个人，发展的结果自然不会相同。
这么多年了，晓冬的家里有生意，自己有工作，且经营得不错，买卖越来越大不说，工作也处理得井井有条，先在广播电视局，后来去文联，最近听说又到政协去任职了。而祝子就不一样了，因为能写点小散文和诗歌，便不甘心当农民了，举家迁到九台市，却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工厂做过工，蹬过三轮车，也干过其他的杂活，虽然面对艰辛生活还能保持乐观情绪，但半生的颠沛，身体和心境必然是历尽沧桑了。
想起和晓冬的友谊，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经常去九台玩，因此认识了一批年纪比我大许多的朋友。当时交往密切的有思宇、王凤立、马文武、晓冬、祝子、温玉喜——也就是喜子，等等。大家在一起挥霍着青春和快乐，每天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那时也有忧伤，有一些是真正的伤感，有一些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吧。
九台当时有一所电视大学，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叫L，家住在营城下边的一个小矿，交通不是十分方便。于是，她便和同学一起租了一间民居，吃住在一起，应付着每日的课程。
就是这段日子，我和晓冬交往甚密，我们常一起到L的小屋去玩，和她们一起探讨文学。那是一个喜欢交流的年代，思宇在九台成立了一个文学社，晓冬、祝子、L等一群人都是文学社的成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谈诗歌、谈读书，分别之后就通信，彼此之间非常惦念。
我每周都会去九台，有时去祝子家，有时和晓东吃饭，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思宇家住。我和L之间互相存有好感，这也成为当时大家的酒后谈资。不久，祝子结婚了，我们一帮死党当然要到场。新娘已经在路上了，祝子却因为要去接一个朋友而耽误了归程。后来知道，他骑的自行车在半路上坏了，加之春天风大，道路难行，所以，新娘已经到了，他却踪迹杳杳。
娘家人不让新娘下车，一切尴尬在那里。
正在大家急得团团转时，思宇突然看见了我，上前一把扯住，死命地从人群里往外拉。
他说：“就你还长得带劲儿点，你去把新娘子接下来。”结果，祝子的媳妇是我接到屋里“坐福”的。
那次婚礼晓冬没来，在我的印象里，我们之间突然有了一点生疏，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我曾经怨恨过晓冬，认为他清高自傲，不肯与大家为伍。二十几年过去了，我突然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晓冬比我年纪大几岁，人近而立，不能不考虑人生历程和生命归宿了。那以后，他一直是低调的，我们的来往几近断绝了。
这些年来，和祝子一直保持着联络，这里边除了友情，也有怜惜和悲悯的成分，总想帮他，又鞭长莫及，给他发过稿子，出过“小辑”，但是，一切如杯水车薪，终究没帮上什么大忙。
祝子好喝酒，喜欢说笑话。比如，他在九台火车站蹬三轮的时候，某日夜半拉了一个洗浴中心的小姐，道远不说，歧路坎坷，等到了小姐家门口，祝子几乎虚脱了。可是，那个小姐不想照价给钱，还说了一套理论：“我们容易吗？又陪酒，又陪床，两个奶子抻多长。”谁知，祝子随口回道：“我们容易吗？！穿大街，走小巷，两个卵子磨锃亮。”结果，小姐给钱不说，还多给了两块。此事一经传出，立刻引起片片哄笑。
祝子有祝子的智慧，只是，处于这个纷繁的社会，他太渺小了。
大家都批评他，说他瞎咧咧，害人害己。起初，这种批评之声中也有我的。现在，我不批评他了，因为我又想通了一个道理，对于祝子这样的小人物，你再不让他瞎咧咧几句，他还有活路吗？
让我感动的是晓冬。
去年秋天的时候，晓冬要出版自己的书，我们有机会又见面了，并在一起认真地喝了一点酒。就是这顿酒，让我知道，同时也证实了一些事情——在过去的朋友中，晓冬帮助过许多人，但他帮助最多、帮助最大的就是祝子。祝子一直在他家开的买卖里打工，活计不累，工资也不算少，有了这份收入，祝子至少可以避开风霜，让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获得金钱上和尊严上的一些保障。
为此，我要感谢晓冬，并为曾经的误会真诚地向他道歉。
同时让我感动的还有祝子，他的身上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二十几年了，他不肯放弃写作，并有作品发表，仅此一点，也足以让人佩服了。
了解一个朋友或一种事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让我们都多给生活一点时间吧，时间会说明一切。正如我和晓冬喝酒的时候，他反问我的话。我问他有无L的消息，他看了我半天，反问了一句：“你现在生活得不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