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权力系统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也就是说一个官府衙门有两种人事制度，官员一套，胥吏一套。官员是带着国家编制的正式员工，其升迁任免系于朝廷，由朝廷提供俸禄；胥吏则不纳入国家编制，通常是由官府衙门的主官自行聘用，朝廷并不向其发放工资。对这部分聘用人员，朝廷是既不考察，也不考核，完全放权给官府衙门的主官。而这些聘用的胥吏也只需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使用他们的地方主官。
那时候在官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官员走马上任，除了带上家眷，还会带来一批吏；到了官员卸任或者易地为官，又会带走一批吏。胥吏俨然成为官员的私人物品，随身携带。新官和胥吏差役们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官员对这帮办事人员既要依赖，又要防范。生怕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受其挟制和蒙蔽。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虽然有所缓和，但官员依然不得在家门口为官。先是三百里，后是五百里，最后发展到千里为官，称为“避籍”。官员远赴他乡，异地为官，可以说是一个人去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连平时说话也是鸡同鸭讲，南腔北调。那么官员赴任，如果能够带去几个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尤其是被官员视为心腹的胥吏，那情况就会大为改观。这等于是带了几个帮手，本来一个人去面对的复杂局面，就变为几个人共同去面对。官对于吏的驾驭程度因人而异，有的官员比较聪明，可以把手下的吏掌控得恰到好处，但是有的官员比较昏庸，就可能被吏糊弄和忽悠。能够在上任的时候带上几个“自己人”，做官的保险系数就要大许多。
在这里我们拿出胥吏中的“门子”来简单梳理一下官与吏之间的关系。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攀上了贾家势力当上应天府知府（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上任后给他上第一课的不是公务员培训班的专家学者，而是在他手下当差的胥吏。有人状告薛蟠强抢民女、草菅人命。刚刚上任的贾雨村拍着惊堂木正准备要公平断案，而且立刻派人前去缉拿凶犯薛蟠，却被站一旁的门子给制止了。
门子当时就亮出了自己身藏的暗器，贾雨村只能乖乖就范，将公平正义放在一边。一个小小的门子居然身藏官场暗器，不由让人另眼相看。其实在当时的官府衙门，怀揣暗器的门子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明清时期，那些看门的或者服侍官员的青年男子就是门子，老百姓私下里习惯将其称之为“小二爷”。官员是老爷，他们是小二爷，门子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当时门子的选任也是很有讲究的，门子一般来源于当地老百姓当中十五六岁的小孩，他们一般唇红齿白，面容姣好，比较干练。然后这些小孩就陪伴在官员的周围，为官员穿衣戴冠，上茶点烟，伺候他们的生活。时间一长门子的职责就逐渐进行分流，有些当了衙役，有些当了捕快。对于门子来说，他们是伴随在官员鞍前马后的跟班和常随，年纪不大却和官员的关系最为亲密，是官员片刻也离不了的人。因此他们碰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往往都是官场深处最为隐秘的事。
门子将贾雨村引至内室，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就是贾史王薛四大豪门家族，世袭公侯爵位，家资巨富，“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
这就是明着告诉贾雨村，这四大家族是一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另外贾雨村本人就是靠贾家势力当上的官，而薛蟠恰恰是这其中薛家的公子。当了解了内情，贾雨村也惊出一身冷汗。他动用公权力将此事压了下去，事后又写信向薛家邀功，说此案已了。
这张纸条，门子称它为“护官符”，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官员要想保住官位，就要照顾纸上写着的豪门巨室。因为“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
在这里一句“各省皆然”，道出了当时官场的通行规则。不论你去往何处为官，都要想办法弄到这样一张护官符，摸清当地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不然吃了亏，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门子”属于官员的生活秘书，一般是官员最为信赖的人。“门子”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在关键时刻拉了领导一把。那么我们换言之，如果贾雨村在这里聘用的是一个让他不省心的主，这件事就有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
其实这个案子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陈案，贾雨村前面几任官员都没有将其判定。之所以没有判定，主要还是因为忌惮于薛家的势力。贾雨村开始准备派公差去拿人，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像他那样的读书人，最初都有匡时济世的政治理想。等到功名落定拥有一官半职，他们也想做些利国利民的事。对于贾雨村来说，他与这个案子还有着私人的联系，被拐卖的小英莲是他的大恩人甄士隐的女儿。虽然有上面的因素，但是贾雨村还是选择绕道而行。
当然选择绕道而行，是贾雨村用行动诠释官场“灰色地带”的一种方式。贾雨村能够担任应天府的知府，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疏通了各种关系。他攀上最大的高枝就是“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的大家长贾政。依靠权贵贾政的直接帮忙，他才得到了应天知府的官职。换言之如果没有“门子”的那张护官符，依着贾雨村最初的想法行事，他维护了冯渊和小英莲的权益，判处薛蟠杀人罪成立，那贾雨村也由此得罪了四大家族。轻则贾雨村官没得做，重则也许他死无葬身之地，两方面一权衡，贾雨村还是选择了攀附权贵，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
门子与其他胥吏相比较，有其工种的特殊性，他们长期追随在官员的左右，熟悉官场的情况。年纪轻轻当门子，如果说他跟的是一个坏官，那么就难免受到这个坏官的诱导，跟在后面干些坏事。在明末凌蒙初的《拍案惊奇》中讲述了无锡人张记良的几件事情。
张记良是无锡一个菜农的儿子，长得眉清目秀。十五岁那年父母双亡。无锡新任知县何知县就将其留在自己衙门里当了门子，张记良这个小孩脑子非常好使，很快就熟悉了官府衙门里头的各种制度和环节。何知县是个贪官，经常干些贪赃枉法之事。既然自己是被老板雇佣的，张记良就跟在主子后面做了帮凶。
张记良行恶事的能力特别强，青出于蓝胜于蓝。发展到最后，无锡县的民间流传出这样一句话：西山有记良，无锡无知县。意思是，张记良在衙门里头肆意妄为，到了无人制约，无法无天的地步。再到后来，巡抚大人来到无锡追究何知县的罪责，为了逃避罪责，何知县让张记良想办法投奔到巡抚大人门下。这样，张记良就能在第一时间将巡抚大人怎么搜罗何知县的罪状，怎样处理何知县的信息传回何知县的耳中。这个张记良胆子非常大，一次居然把巡抚大人的官印也给偷了出来，交给了何知县。
这样巡抚大人想要裁断何知县或者想要惩办何知县时，一盖章发现自己的官印没有了。后来才发现，是张记良私自把官印给偷给了前任主子何知县。双方心知肚明，再加上何知县私下里又贿赂了巡抚大人不少好处。这样上下级之间就沆瀣一气，张记良成了沟通他们两个人的“经纪人”。
不过，张记良渐渐不满何知县对他的人身束缚，就勾结其他的乡绅控告何知县贪赃枉法的种种劣迹，最后把自己主子给告倒了。上级官员就让张记良担任主簿，把他从一个门子提拔成了一级官吏。后来又把他放到广东省韶关一带去当官，不料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恶习难改，在任上干尽坏事。结果被当地的官员弹劾，最终丢官弃职，惨死在任上。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进了官府衙门做门子，虽然他内心可能是纯净的，但是如果他受到了贪官污吏的教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也会转变成贪官污吏的帮凶。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在专制的封建统治之下，一些官吏往往也被他们身边的一些小人物所操纵所摆布。
官与吏在私人关系上，很多时候相处得还算愉快。这种愉快是建立在一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胥吏需要借助官员的权势立威于民间，以达到捞取私利的目的；而官员也会借助胥吏之手来勒索乡民，以实现共同分肥的目的。官有官的优势，吏也有吏的长处，双方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互为依存。
一个官员初到衙门，胥吏就会以旧规为名，唆使官员违法，以便自己能够从中分肥。这样，官员也就逐步为胥吏所控制。胥吏希望自己的主官是个贪欲之人，贪欲之人容易上套，也容易被拉下水。嘉庆、道光朝在浙江、广东等地做过地方官的王凤生说：“长随书役，未有不觊本官之苞苴以分肥者。”“一中其计，予夺予求，无不如志矣”。对于这一点，乾隆朝辅佐过十几位州县官的资深幕友汪辉祖告诫道，作为官员千万不要收受书吏陋规，一旦收受书吏陋规，则必然为其所制。如果主官能够拒绝馈送，那么手下的胥吏也就难以借用权力来捞取灰色利益。官与吏之间看似亲密无间，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场智慧和定力的较量。
这些胥吏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总结起来无外乎三点：一是依仗官府的权势，乡民不敢拿他们不当干部，更不敢为难他们；二是官员都是外来的，胥吏却是土生土长的，官员基本上管不了他们；三是他们世世代代都把持着地方政务，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完全将胥吏作为一项家族事业来对待和经营。官员换了一拨又一拨，胥吏的权力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实际上，地方官员受制于胥吏，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对于胥吏来说，没有国家正式工资可拿。他们的雇佣金非常少，所以为了能够像官员那样过上富足的生活，他们就会通过一些灰色渠道捞取灰色收入，建立自己的小金库。
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此书可以称之为官吏合作的经典教材。在书里，干了一辈子胥吏的汪辉祖教导后来的官员要建好四本账。这四本账分别是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正出簿都是台面上的明账，里面记录着法定的钱粮谷物的征收、支出数字和官府的合法开销、法定工资等。而杂入簿和杂出簿就是那些见不得光的暗账，里面记载的是各种陋规、捐赠甚至行贿、贪挪的金额。后者是不合法却是官场上“断不可省者”，从中可以学习每个地方、每个系统官场的游戏规则。不仅地方州县有，连中央部委各衙门也少不了。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没事的时候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对于新任官员来说，如果没有拿到前任的账本，将会给自己的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
在《官场现形记》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湖北兴国的新任知府，因为得罪了前任的门子，没有拿到前任的账本，结果让自己赔了钱又丢了官。
新知府到任后，前任知府聘用的门子（文吏）还没离开岗位，门子正拿着老账本在那里待价而沽，等着新知府派人来买。作为一个门子深知自己手中老账本对于新官的重要性。新官上任后，需要对照老账本来管理经费。之所以需要对照，是因为“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是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湖北兴国到底有多少家底、老爷能贪走多少都得以暗账为准。
交接的时候，新知府就应该派“自己人”到前任门子手里去买这本账簿。根据所在地的财政肥瘦规定价格，暗账的价格从四五百两银子到数十两不等。兴国的这位前任门子就开价一百两银子，其实这个门子也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这个价格应该属于“人情价”，并不算漫天要价。谁料新知府觉得自己前脚刚到任，后脚就有人来敲诈自己一笔银子。愤怒之余也有些舍不得，思虑再三决定不买，要求前任门子能够识大体顾大局无偿交出账簿。门子也是在官府衙门见过世面的，对于官场之事再熟悉不过。他当然不愿意，任凭新老爷一天讨要好几遍，软硬兼施，就是不给。
后来，新知府见工作实在开展不下去，只好咬牙掏出了一百两银子。可这时候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位前任门子觉得这位新知府太拿自己不当回事了，对他如此吝啬，于是私底下将账簿做了手脚。比如把应酬的金额给改小了，以前知府老爷生日要送200两银子的，他改为150两，却把其他开销给改大了，比如衙门差役的工钱每月给2两银子，他改为了3两。至于现任道台老爷忌讳“六十四”和“喜”字，同知老爷的太太喜欢牡丹这些信息，账房都统统撕掉。很快，按照假账参与游戏的新知州招惹得同僚厌恶，种种公事也往往因为“不合规矩”进展得磕磕绊绊，最后不得不挂冠离职了事。（引用的故事最好可以用不同字体标出来）
中国古代官家制度，其实就是一场权力的流水席。朝廷在官员的使用上制定了大量的条条框框，在制约官员权力的同时，也让权力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因为回避，因为升迁，那些通过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这些人就像权力系统中来来往往的过客，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不了几年，搜刮一番民脂民膏，拍拍屁股走人了事。而诸如门子这样的小吏大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父亲当一辈小吏，老了就让儿子接着当。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悉了，王庄有哪几户富翁，张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
皇帝、宰相、巡抚、知府，乃至知县高高在上，一般老百姓见不着他们，老百姓和官府打交道，说白了就是和小吏打交道，所以说小吏的素质直接决定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态，人常说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封建专制社会那样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多数胥吏一定是欺上瞒下，他们所作所为与自身利益相关，在利益面前，道德实在是太脆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