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季宣则“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57］。传承其学的陈傅良亦特别注重对历代制度沿革的研究。叶适言：陈傅良“至古人经制，三代治法，又与薛公反复论之。而吕公（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然后学之内外本末备矣。’公犹不已，年经月纬，昼验夜索，询世旧，翻吏牍，搜断简，采异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千载之上，珠贯而丝组之，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吕公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58］。他编撰《西汉史抄》（17卷），则重点在于对西汉制度因革条分缕析，以明其一代兴衰。［59］他撰的《历代兵制》，［60］主在探求自周以来至唐时的兵制得失。其间，他极为推崇西汉兵制和唐代府兵制，并且认为唐制是“自井田不复，兵制之善莫出于此，惜乎后之人不能遵也”。此外，陈傅良还撰有《建隆编》（又名《开基事要》）1卷。因为陈傅良认为：“太祖肇基，纪纲法度甚正，可以继三代，所著《建隆编》是也。”［61］可见陈傅良不仅重视汉唐之制，而且更为看重赵宋王朝初建时的政事因革。
陈亮则早在探究“皇帝王霸之学”时，就极为重视制度沿革。他说：“辛卯、壬辰（乾道七、八年）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62］同时，他针对南宋时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和方案，即《中兴五论》（含《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和《论正体之道》）。其中在《中兴论》中，他着眼于“治国有大体，谋敌有方略”，以抒发己见。他指出：“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重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63］这些举措无不切中时弊，可见陈亮对制度得失考究颇详。陈振孙对此评论说：“（陈亮）所上书论本朝治体本末源流，一时诸贤未之及也。”［64］叶适亦指出：“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三［四］书》，最著者也。”［65］
讲究经制之学的唐仲友则举凡“天文、地理、王霸、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野、畿疆，莫不穷探力索于遗编之中，而会通其故。”［66］可知他也极力倡导经制实用之学。
除以上诸人之外，擅长考史的王应麟撰有《汉制考》4卷，以考证汉代制度原委。该书在取材方面，已扩至经学和小学领域。清人指出：“是编因《汉书》、《续汉书》诸志，于当日制度多详于大端，略于细目。因摭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又以唐时贾、孔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所谓某物如今某物，某事如今某事者，往往循文笺释，于旧文不必悉符，亦一一详为订辨。”［67］可见王应麟对制度沿革流变考辨极为详悉。
总之，治史者注重探求制度沿革，讲求学以致用，是该区域史学发展的突出特色。
浙东史学之所以兴盛一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该区域文化教育事业极为发达。诸如绍兴、明州、台州、衢州、婺州、温州和处州等地，均是刻书较多的地区。刻书业的发达，必然会促进藏书事业的发展。如绍兴陆游、诸葛行仁和石公弼家，均以藏书颇丰著称当时。［68］教育方面，该区域无论在州县学教育，还是在书院教育方面，都相当发达。仅以书院而言，据今人统计，南宋时的浙江书院达164所，仅次于江西。［69］其中颇为著名的有吕祖谦、吕祖俭兄弟讲学的丽泽书院、郑清之建的甬东书院、王十朋建的梅溪书院、陈亮建的龙川书院，以及杨时瞻建的柯山书院等。发达的教育，不仅促使该区域人才辈出，而且推动了该地学术文化的发展，此为史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其二，如前所述，该区域学者多兼通经史。他们在阐述义利、王霸之学时，往往注重从儒家经典和历史史实中寻求证据，这种治学过程的本身就推动着史学的发展。最后，该区域地处南宋政治中心地带，而浙东学派又特别讲求功利实用之学，故该地学士大夫往往积极参政、议政，以便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而其中有些具有史学才能者往往通过参与朝廷的修史活动，以达到为政经世的目的。如高文虎、吕祖谦、陈傅良、唐仲友、叶适、戴溪、黄度、钱文子、王应麟和黄震等均如此。其中如黄度（1138—1213年），字文叔，绍兴人。其“志在经世，而以学为本。……著《史通》，抑僣窃，存大分，别为编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验远，可以据依，无迂陋牵合之病”。此外，他还著有《艺祖宪监》、《仁皇从谏录》、《屯田便宜》和《历代边防》。［70］黄度的治学特点，正是浙东学者讲求经世的生动写照，亦是该区域史学得以兴盛的最好阐释。
2.四川史学
宋代该区域主要指益州路（后改称成都府路）、梓州路（后改称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号称川峡四路。该区域除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外，主要以丘陵山地为主。其中处于成都平原上的成都府、永康军、彭州、汉州、邛州、蜀州和眉州七州府，以及汉中盆地中的兴元府和洋州，是人口繁盛，经济文化甚为发达的地区。由于该区域未遭受两宋之交战乱的影响，使得该区域长期稳定，经济文化保持着持续发展繁荣的局面。尤其是苏氏蜀学在该地影响极大，谯定及其涪陵学派、张栻及其南轩学派，以及魏了翁及其鹤山学派亦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这种极为繁荣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史学同样得到了迅猛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方面，在官方修史中，该区域史官成就突出。范冲（1067—1141年），字元长，成都华阳人。其父祖禹曾参与过《资治通鉴》、元祐本《神宗实录》和《神宗正史》等书的编修工作，并且著有《帝学》及《唐鉴》等书。到南宋初，高宗出于对亡国之源探究之需，特意下诏重修神宗和哲宗两朝《实录》，并直接要求由范冲具体完成此事。范冲因涉嫌请求辞免。朱胜非就此事上奏说：“冲谓史馆专修神宗、哲宗史录，而其父祖禹当元祐中任谏官，后坐章疏议论，责死岭表。而《神宗实录》又经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则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无删改，傥使冲预其事，恐其党未能厌服”。高宗则言：“纷纷浮议，不足恤也。”［71］正是有高宗的坚定支持，随后范冲便接受诏命，以“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重修《神宗实录》；以“先明宣仁圣烈诬谤”之意，重修《哲宗实录》。［72］在日后重修成的《神宗实录》200卷和《哲宗实录》150卷中，为表明是非取舍之意，范冲还特意撰有《神宗实录·考异》和《哲宗实录·辨诬》。［73］由此可见，范冲在南宋神宗和哲宗两朝《实录》重修中作用非凡。
李焘（1115—1184年），字仁甫，亦作仁父，又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丹棱人。韩淲称赞说：“蜀中史学之首号，议论有根据，亦清放。尝为礼部侍郎修史。再召至，作侍读，复任修史之命而终。”［74］李焘先后参与了《徽宗实录》、《四朝国史》、《乾道续四朝会要》和《高宗日历》的编修改订工作。其中《四朝国史》由他和洪迈最终完成。洪迈自己亦明确指出：“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焘之手。其汇次整理，殊为有功。”［75］孝宗时期《徽宗实录》的重修，最终由他与吕祖谦二人于淳熙四年完成。《乾道续四朝会要》则是由他最后主持完成。而对于被秦桧抽毁改弃过大量史实的《高宗日历》，最后亦经他刊正添修完成。［76］
李焘之子李垕、李壁和李亦先后参与甚至主持了修史工作。其中当李垕与李焘于淳熙三年同时担任史官时，周必大称赞说：“父子兼并史官，古今无此荣遇。盖谈、迁未始联事，彪、固亦非同时，崔骃三世相承，止于传业。应奉五叶不绝，姑曰承家。岂若无异论于三传之中，施隔屏于一堂之上。行并仪于禁路，实増焕于周行。”［77］李壁（1159—1222年），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又号石林。曾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他主持编修过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正史，参与过高宗、孝宗和光宗《实录》的编修工作。李（1161—1238年），字季允，学者称悦斋先生。他曾于理宗端平二年专一提领《高宗正史》。［78］此前，真德秀就认为：“，蜀之耆儒，家擅史学，承命修纂，允谓得人。”［79］
李心传（1167—1244年），字微之，又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人，有家学渊源。理宗端平元年，朝廷诏命他辟属置局，专一负责编修《十三朝会要》。［80］于是他辟高斯得和牟子才为检阅文字。其中高斯得（1201—？），字不妄，邛州蒲江人。出身书香门第，师从李坤臣、李心传。牟子才（？—1265年），字存叜，井研人，尝学于魏了翁等。后经三人共同努力，至端平三年完成《十三朝会要》588卷。当时《中兴四朝国史》久久未能成书，嘉熙二年，理宗便任命李心传专一设史馆编修《中兴四朝国史》，于是他辟高斯得、牟子才、赵汝腾、刘汉弼和徐元杰等人入馆修史。到淳祐元年他被罢职，由高定子接替李心传负责编修《中兴四朝国史》和《宁宗实录》。［81］
高定子（1177—1247年），字瞻叔，高斯得叔父。累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曾编修过孝宗和宁宗《日历》。他曾上书：“乞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82］朝廷未予同意。到淳祐二年正月，《中兴四朝帝纪》则正式完成上进。在这次修史期间，高斯得分修光宗、宁宗二《帝纪》。“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83］此后，高斯得、牟子才和李心传之子李献可曾一度参与了《中兴四朝国史》志、传的编修工作。其中李献可能承家学，后任国史馆校勘，朝廷除其官制就曾云：“古史官必世其业，自重黎下至谈迁、向歆、彪固皆然。惟尔先人史学名世，在京师者，家有其书；藏名山及屋壁者，或未之见。朕患祐陵《长编》之繁芜也，方命诸儒裁订，皆言尔有父风。”［84］
由此可见，在南宋官方修史过程中，川籍史官的成就相当突出。除以上主要史官之外，川籍史官参与修史的还有：成都新繁人勾涛参与过《重修哲宗实录》和《徽宗实录》的编修工作，遂宁的杨济主持编修过《嘉泰孝宗会要》，汶川的谢方叔参与编修了理宗日历、会要、玉牒和《七朝武经要略》等。
另一方面，该区域史家极为重视编修当代史。如前所述，诸如李焘、李心传、高斯得和牟子才等人，在官方修史中成就甚为突出。不过，他们在私家编修当代史著方面，成就同样相当明显。在此我们重点论述川籍史家私著当代史的状况。
眉山人王称撰有《东都事略》130卷。其中本纪12卷，世家5卷，列传105卷，以及附录8卷。该书是一部记载北宋九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在取材方面，该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85］洪迈在编修《四朝国史》时，曾“取用”该书。［86］在史料价值和编修特色方面，如该书《本纪》备载诏书，《列传》载有奏书并附载他文，历来为学人所重视。清四库馆臣评论该书说：“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87］
李焘花费40年精力，用编年体撰成记述北宋九朝史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该书在取材方面，陈傅良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起建隆元年，尽靖康元（当为二）年，而一代之书萃见于此，可谓备矣。”［88］诚如所言，该书参取了南宋初期所能搜求到的相当多的有关史料，并通过注文的形式将其存异或注明。这种运用正、注文形式编排，并注明史源的做法，为读者分清史源、辨明史实提供了方便。由于该书著称当世，改编它的史著亦层出不穷。仅以四川而言，杨仲良撰有《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彭百川撰有《太平治迹统类》40卷，杨泰之撰有《本朝长编类》，［89］范洁斋撰有《长编举要》［90］，郭叔谊撰有《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20卷［91］等。除《长编》之外，李焘还著有《本朝事始》2卷、《〈建隆遗事〉辨》1卷、《四系录》20卷、《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等。李焘之子参取《长编》等书而撰有《皇宋十朝纲要》25卷。李焘另一子壁著有《国朝中兴诸臣奏议》450卷和《中兴十三处战功录》1卷。
继李焘之后，李心传著有专记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该书在取材方面，清四库馆臣指出：“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92］在编修方式上，该书同样采用正、注文并存，并注明史源的做法，使读者在辨别史实方面更为方便。“尤熟本朝故事”的李心传还撰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为经纬。该书分门编类，成甲、乙两集，各20卷，13门，专记宋室南渡以后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四朝典章制度及其他有关史事。此外，李心传尚有《西陲泰定录》90卷、《孝宗要略初草》23卷和《建炎边防记》3卷等。李心传的门人高斯得著有《徽宗长编》、《高宗系年要录纲目》和《孝宗系年要录》［93］。牟子才撰有《四朝史稿》。［94］
眉山人杜大珪于光宗绍熙五年撰成《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该书记事起自北宋太祖建隆、乾德，迄于南宋高宗建炎、绍兴，集录宋代大臣碑铭传状共254篇，分三编。上编27卷，主要为神道碑；中编55卷，主要为墓志铭、行状；下编25卷，主要为别传。其中存录的北宋诸本《实录》附传及现今已散佚之文，极为珍贵。
李攸撰有《宋朝事实》35卷（一作30卷），原书主要记述北宋时的典章制度。该书原本久佚，今传20卷本系清四库馆臣辑自明《永乐大典》，并根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所载此书内容目录重新厘定而成。今本有南宋时纪事，当为后人附益所致。虽然今传本存在内容脱漏等问题，但从现有内容来看，如书中多征录诏令、奏疏，详列僧尼、道士、女冠师号，备载“削平僭伪”、“经略幽燕”等事，故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因此，清人称赞说：“攸熟于掌故。经靖康兵燹之后，图籍散佚，独汲汲搜辑旧闻，使一代典章粲然具备，其用力颇为勤挚。”［95］
此外，魏了翁撰有《国朝通典》200卷，张和卿撰有《皇朝事类枢要》250卷［9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