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分析了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影响。他承认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的巨大发展。但是机器和发明所产生的生产能力，只有当消费和它按比例发展时，才是有利的，或者它能给劳动者增加更多的休息时间，那也是有利的。他还谈到，如果被机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种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换言之，只要机器发明不导致劳动者的失业，那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消费量不变，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么机器发明的结果就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导致工人的失业。即使有对外贸易，可输出过剩产品，最后又会产生这样一个时期，即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变成一个市场，这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到新的顾客。因此，对外贸易只不过把机器发明所必然引起的失业灾难暂时推迟而已。他承认，虽然机器发明会降低商品的价格，使消费者能以更便宜的商品来满足需求，但是这点小利比起它带来的劳动的缩减是得不偿失的。他指出，由于劳动被缩减了，所以那种认为机器发明能使穷困阶级买到所生产的商品，从而也就能增加消费量的观点是极端荒谬的。他承认，个别商品会由于机器发明而增加消费量，但绝对不能增加总消费量，这是因为机器发明引起失业，而失业引起整个国家收入的减少，而收入减少引起的消费缩减必然使国家更贫困。由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发明，工业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也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减少。消费上的平等结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消费不平等，则总是缩小市场。因为富人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并无助于弥补穷人消费需求的减少，只不过增加了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于是他指出，财富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会使国内市场缩小，迫使工业寻求国外市场，从而会使工业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
西斯蒙第认为，与分工和大机器同步发展的资本积累，虽然由于流动资本变为固定资本，无须相应的消费就能创造将来的一项生产，即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维持生产，但终将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可怕的不平衡。他认为这种不平衡引起的危机有助于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秩序。
西斯蒙第看到了分工、大机器和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并没有把这些危害归于技术进步本身。他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外，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要遭到牺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么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他看到正是雇佣劳动制度使得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灾难。他的结论是：在市场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的消费需求极其有限，而资本家为了得到市场又不断采用增加生产的分工和大机器，这样市场的饱和才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是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论证危机必然性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供给自然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并对李嘉图把生产的增长当做唯一目标的见解表示了疑问。这样，西斯蒙第就以他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怀疑成为西方经济学史上早期的异端派的代表。
西斯蒙第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表现在他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劳资对立之上。他也触及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危机的影响。在分析危机的根源时，因为他的宏观理论忽略了投资需求（或者称作生产资料的实现），所以无法认识到正是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才使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的危机。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是以群众的消费不足为深刻背景的，因此，他用消费不足来直接说明危机的成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持续存在的消费不足会引起周期性的危机。因为他忽略投资和储蓄，所以他暗含的假定是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在这种假定下，如果说群众消费不足，就是说群众收入不足，但这不一定导致危机，除非富人花掉全部收入。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指全社会的，那就是说全社会收入不足，而他又认为劳动群众收入的减少是因为富人收入的相应增多。这就与全社会收入不足的论点发生了冲突。如果他的见解是随着生产增加，收入也相应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将把收入花费在进口的奢侈品上，从而缩小国产消费品的市场，这样剩余的国产消费品将输出，但最后会在整个世界都饱和后重新出现过剩。那么，他的上述见解暗含的假定就是生产国产消费品的部门，在出现过剩之后仍难以撤出资本。且不说这种假定的现实性如何，即使它是成立的，他的理论也只能证明个别产品的过剩是可能的，却无法证明产品的普遍过剩。由此可见，他分析危机原因时的基本假定，即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从逻辑上讲蕴涵着否定普遍过剩危机的结论。这说明他关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虽然符合事实，但关于危机原因的分析，在逻辑上是缺乏严谨性的。
尽管有种种不足，考虑到他是在1825年以前提出危机理论的，那么这些不足就都是可以谅解的，他毕竟是第一个阐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为了克服危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们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项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
3.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经济浪漫主义的改良纲领
西斯蒙第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一位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严厉的批评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的社会，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例如，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财富而忘记了人；指出自由竞争和追逐个人利益乃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与祸害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指出人口过剩乃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指出资本主义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并大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及事实。
西斯蒙第承认，在指出自己认为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正义以后，并没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这说明了他改良主义纲领的摇摆特征。有时他主张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但并不主张建立公有制。有时他反对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原则是不值一驳的。他强调平分财产不能鼓舞人的劳动热情。他留恋过去的时代，主张用小私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具体来说，他主张在农业中由政府扶持宗法式农业，在工业中反对大工业制度，主张建立为数众多的小作坊，让工人分享老板的利润，得到较长的受雇用时间。他主张用法律来实现他所希望的改良。他确信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的产品时，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
西斯蒙第主张政府去控制生产力以适应生产关系，即由政府去调节消费、生产、收入、资本及人口的发展，使它们合于比例。为了避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他甚至反对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增加的专制制度。在对策方面，他最有价值的还是提出了不少旨在维护工人利益的改良主义主张。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利润分成之外，他还是在法国第一个主张制定工厂法的人。他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使劳动者能避免竞争的危害，并且实行休息日制度，在工资中包括对疾病、失业和老年生活的补贴等。他的这些改良主张，虽然在当时根本无法实行，他自己在临终前不久也万念俱灰地写道：“我要走了，一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以后也将一无所成。”然而历史是公道的，他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主张最终在欧洲得到了实现，并且将在更多的地方实现。
TheNationalSystemofPoliticalEconomy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zt）
华文导读
19世纪上半叶，在弥漫全德国学术界的思辨氛围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一个惊人的实用主义者。他为了证明英国人思想的荒谬，为了证明英国想做世界联盟霸主的野心，用一本专著反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开宗明义，大谈国家利益而不轻言全人类利益。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言论与活动，集中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一方面反对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另一方面又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中心是对生产力的研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只讨论“价值”，不注意生产力，是一种狭隘的理论。李斯特提出了独特的生产力理论，他认为一国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是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寡，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更重要。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包括四部分：历史、理论、学派和国家经济政策。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李斯特在1844年以前写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说的一些政治情况与商业政策，大部分现已不复存在。当时英国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条例及一般保护税制还没有取消，德国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德国各联邦的关税也比较轻微，英国仍然能够供应它们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
趣味延展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李斯特的一生串连着一系列的失败和困苦。1819年，他由于组织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而受到迫害，被迫辞去蒂宾根大学教授职务，并被解除其他政府公职。1820年，在担任市议员期间，他由于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0个月监禁。后来李斯特潜逃到了法国和瑞士。但是两年后他回国，随即被关押。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危险分子，政府同意他移居美国。1825年，李斯特一家到了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煤矿。1832年，李斯特回到欧洲参与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建设工程，他希望通过建立全国铁路系统推动德国经济的统一。1834年，德国关税同盟建立。但他的全国铁路系统计划由于封建割据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唯利是图本性而遭遇失败。1837年，李斯特在美国的矿山在美国的银行危机中破产了，李斯特陷入生活困境中。在此期间，李斯特一直受到政府的监视，并受到再次被监禁的威胁。尽管他不断努力，仍然不能在他的祖国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李斯特被迫流亡法国。法国梯也尔政府曾邀请他担任铁路建设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要职，但由于法国对德国的侵略性态度，李斯特拒绝了，他主要靠给报社撰稿牟取微薄的收入。俄国财政部长曾经聘请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推行他的“国民体系”，但他却因为俄国实行专制的沙皇制度而拒绝了。
1841年，李斯特曾经被委任为《莱茵报》主编，但最终由于健康原因而未能成行（不久后马克思担任了这一职务）。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对力主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是一个打击。随后，李斯特提出建立英德联盟的计划，没有被理睬，而他参与德国关税同盟工作的愿望也一直得不到实现。此时，李斯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他对德国实现他为之奋斗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进步感到无望，被容克地主封建反动势力在‘科学界’和新闻界的御用文人的越来越肮脏的污蔑搞得一蹶不振，被他自己的阶级——优柔寡断的怯懦的德国资产阶级——可耻地抛弃。”一直身体健壮的李斯特此时明显衰老了，他已经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李斯特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加上疾病缠身和生活困顿，他陷入了绝望之中。在给朋友的信中，李斯特说：“我如果没有写作所得的收入，就只能靠妻子的财产（我是什么也没有）糊口度日了。可是，这些收入和财产也不足以维系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我几乎陷入了绝境。”1846年11月30日，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
理论精读
1.国家经济学理论
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而应该是国家经济学，即研究一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道路和条件的科学。斯密在《国富论》里企图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这是错误的。各个国家经济情况和发展程度极不相同，各有其发展的具体要求、条件和道路。国家经济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并从中获得利益。国家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需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政策才能迅速发展。政治经济学要以历史为依据，追究西欧各国使用过什么方法和是怎样获得大量的生产力的。
2.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核心部分。
（1）提出独立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认为，斯密把全部精力专注于“价值”、“交换价值”而忽视了“生产力”。一国的发展程度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而不是决定于它蓄积的财富的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