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友走后，传花不久也离开了大姐夫家，独自在宁北防洪堤旁跟人租了十亩分种地，在大姐和大姐夫的帮助下，又造了一间小箍桶舍，因低矮，模样也有些像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所用的用草纸包裹的糖包，遂又被传花自己戏称为“糖包舍”。那十亩分种地是刚围起来的，还头一年种，沙泥粉粉的，很松，种下去的甘蔗、芋艿、番薯和黄金瓜之类的特别能长，能生，50来米长的一垄地，一般能收获六七百斤芋艿。丰收后的芋艿、黄金瓜等就陆续被传花挑往钱塘江对岸的杭城。
最初，传花总是由三姐夫或者大姐夫轮流带着进城。说起这三姐夫，跟大姐夫不光是连襟，还是亲兄弟，他和三姐的媒也是大姐做的。兄弟俩长得一样高大，也同样有一身好力气。早年，大姐夫一家先跟随炎江司等人搬迁到草荡上来了，三姐夫还呆在老家东沙。为逃壮丁，三姐夫四处躲藏，当丈人的看不过，便对大女儿说：“把你小叔子也一块儿带出去吧，这样整天东躲西藏的，一家人日子怎么过？”恰巧炎江司到东沙来，手脚勤快而又乖巧的三姐夫便殷勤地帮他挑担，背东西。百把斤重的货物往肩上一扛，走起路来仍是轻轻松松的，仿佛只是背了团棉花而已。炎江司见了，十分欢喜，对徐仁海说：“这后生干活是个料，力气大，又勤快，跟着我走好了。”
许是年龄方面的缘故，与大姐夫相比，传花总觉得三姐夫要和善、亲切得多，希望每次带他进城的都是三姐夫。
约定进城的那些日子里，为了能进杭城赶上早市，每次传花必得凌晨一点钟就要起来了，将满满两箩筐临睡前早已备好了的芋艿或者黄金瓜之类的一挑，摸黑匆匆赶往二十来里路外的七甲渡口。一路过去都是松泥地，羊角车是派不上用场的，推过去车身吱吱嘎嘎地晃得厉害，轮子还一个劲儿地往泥里陷，全得靠肩挑。到渡口，天还是一团漆黑，影影绰绰望见几条人影，也都在那里等着赶头渡。遇上熟识一些的，彼此互相打个招呼，说些天气冷暖、日子长短、城里人挑嘴吃口小之类的话，中间往往会突然被一阵咳嗽声打断，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大声喊：“渡船来了！渡船来了！”
船却总不能完全靠岸。江中多沙洲，远远就被搁了浅。传花跟着众人一起卷起裤脚，将扁担与箩筐之间的绳子尽可能地再挽得短一些，下了水小心翼翼地往那渡船趟过去。那水浅时刚能没脚脖，满时可至大腿根部。遇上寒冬腊月天，照样得硬着头皮趟过去。光脚板喀刺喀刺地踩在厚厚的冰面上，冻得两条腿一下子全没了知觉。上得渡船，每次都是差不多的那么二十来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挑着满满一担自己种出来的土货——夏天多是黄金瓜，一到深秋或者冬天又尽是番薯和芋艿，过江去杭城赶早市。
船缓缓地前行了，一股咸湿而又腥冷的风扑面而来。天色开始渐渐灰白起来，几只水鸟轻盈地掠过水面，盘旋在船头不去。传花坐在扁担上，一只手使劲儿拧着刚才趟水过来时不小心被洇湿的裤脚，目光贪婪地望着那些扑面而来朦朦胧胧的景致。对岸那个城市的繁华是他从小就向往、渴望亲近的，而在老家党湾，许多人一辈子也未能抵达这个被他们寄予了许多幻想的大地方！想到自己再过一会儿就要投入她的怀抱，湿裤子贴在腿上也不觉得难受了。却还未等他把裤脚上的水拧干，船忽然又被搁浅了，前面出现了一大片白沙地，长达两三里，一船人只得再挑起担子离开那渡船。这两三里白沙地却极不好走，全是吊脚沙，一脚下去，立时不见了脚脖子。好容易走到头，前面又有艘渡船等候在那里接应。这样，得换好几次渡船，方能抵达对岸的观音堂渡口。
集市离观音堂渡口还有里把路。匆匆赶到时，天已差不多大亮，赶紧找个好位置，将箩筐里的土货摆设出来。一会儿就有小贩过来问价钱，也有在那里设了摊专门收购过江来的土货的，口里不停地大声吆喝着：“地货唻——，地货唻——”
从集市里出来，心里顿觉跟那根扁担一样轻松——一天里最紧张忙碌的一段终于过去了，肚子也早已饿得像只空口袋，传花却从不吭声。遇上跟三姐夫一起出来，三姐夫就会把他带到集市附近的小饭馆里，跟跑堂的要上两大碗汤年糕或者双份蛋炒饭，这是他一整天里得到的最好的犒劳。那种狼吞虎咽时的快感，总会让传花觉得大清早出门时吃再多的苦也值得了。有一次，从饭馆里出来，三姐夫兴致勃勃地对他说：“今天带你去看火车。”
半个世纪后，年逾古稀的传化老人还依然无比清晰地记得十来岁那年，在杭城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的每一个细节。他和三姐夫在城站附近的一个道口缩着脖子守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听到一阵预示着火车即将要过来的铃声，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临时被几根栏杆挡住了去路。一会儿，就望见火车像一头狂怒的野兽，又像一条长得几乎没有尽头的巨大的青虫，挟带着一股劲风，咔嗒咔嗒地喘息着奔腾过来，于人前又蓦地发出“呜——”地一声长吼。传花只觉得一阵昏天黑地，气都要喘不过来了，慌忙闭上眼睛，又用双手拼命捂住了两只耳朵。直到火车开得老远了，还哆嗦着腿肚子站在那里不敢动弹。
重新坐上渡船返回七甲渡时，再回想起刚才那一幕，传花心里又恐惧又兴奋——无论如何，总算是见到过火车了。回家，得意地告诉三姐，三姐也从未见到过火车，果然是一脸的好奇和羡慕。
又没过多久，家时便捎来了信，要他回去订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