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声中，村子又渐渐清晰了白天的轮廓。谁家的炊烟先起来了，袅袅娜娜墨笔般地在蟹青色的天空中挥洒着。远远地传来一两声咳嗽声，一个个河埠头里的水便依次打破了梦中的静默。
锅里的米和水终于被激怒了，呼啸着，吐着白沫一下一下地顶撞着锅盖，欲将它奋力掀开，一股米粥的清香随即从灶间飘溢出来，像一缕看不见的薄纱若有若无地飘荡在门前的乡间小路上。传花灰头土脸地从那尊高大的柴灶后面钻出来，一边拍打着膝盖上的柴灰，一边往屋门外走去，还未跨出那道白石条门槛，就隐约发现有人正朝他家门口走来，定睛一瞧，原来是李永奎，忙高声招呼道：“阿奎哥，这么早！”
“天不亮就醒了，干睁着眼睛躺在那里尽胡思乱想，索性起来走一圈。”
永奎一边说，一边已经踏上了走廊。传花忙让坐、沏茶。这几年来，薄有家产的李永奎和高明炎一样，都吃了不少苦头，一个被打成“富农”，另一个则被斗为“地主”。省吃俭用、辛苦攒下来的那点儿家产，到头来反都成了祸根。但不管这世事怎么变幻，这么多年来，传花对这两位自己年轻时的东家，心底里始终都充满了敬意。
两人一起在门口坐下。难得李永奎这么一大早就上自己家来串门，传花也顾不得计划今天一大早要干的那些活儿，破例悠闲地陪客人坐在那里聊天。两人说天气，说地上的收成，后来话题又转到了各自的儿女上。
一说起自己的两个儿子，传花就特别的自豪：“兄弟俩一个在学校里教书，一个在乡办厂里工作，这孩子能干，又肯吃苦，厂里上上下下对他印象都很好，才进去没多久，就把他从车间里提拔上来了，一天到晚只须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算盘，记记帐，工资也不见少。”
永奎不无羡慕地感叹道：“你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年轻时你最苦，可现在儿女们长大了，个个都有出息，还是你最有福气了！”说得传花满脸红光，嘴里虽还在一个劲儿地谦虚着，一双细眼却都早已成了两条细缝。
没想到李永奎的这一次串门，竟促成了观宝和永奎的大女儿杏娟的婚事。不久，冠巨也和高明炎的孙女晓燕订婚，两家举办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翌年，观宝女儿斐媛出世，呱呱坠地的小生命给传花一家带来了说不尽的欢喜和天伦之乐。一家人其乐融融，连“双打”时留下的阴影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年，传花出差去上海，只见街头巷尾到处都挂满了横幅，到处都是一拨一拨的人，敲锣打鼓，举着个大喇叭在那里大声嚷嚷：“发展绿化，变绿化祖国，每人两棵！”起初传花因刚从火车上下来，还有些晕头转向，站在大街上懵懵地，以为又搞什么政治运动了，心里陡然一阵紧张，眼前一下子又出现了那六十二天里所经历的一幕幕情景，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在植树节那天亲自种了棵树，于是整个上海城对绿化的热情一下子就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到处都在敲锣打鼓地大力宣传。
“每人两棵”，他算了算，觉得这个数字不得了，上海人那么多，得多少棵树苗才够数啊！既然上海人“每人两棵”，那么杭州、北京、天津、南京全中国那么多大中城市里的人，也都迟早得“每人两棵”。
办完事后，传花即匆匆往回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像孕妇肚子里的胎儿，踢腾了他一路。一到家，便急不可待地取出了两千来块钱的积蓄，又另外跟一位亲戚借了两千块钱，当即就要去购买树苗。
四千多块钱，在那个以“万元户”为荣的年代里，是个不得了的数目。祥仁和观宝都觉得这一举太冒险了，坚决反对。祥仁对丈夫说：“连光明爹都说了：那树苗种大了有什么用？当当柴都嫌不经火，到时哪个会来跟你买？”停停，祥仁又感叹道：“光明爹多能干啊，搭个晾都只须五分钟！”观宝也说：“老爹啊，日子过得穷一点不要紧，只要一家人都能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是麦粞喝得稀一点也心甘情愿！”
只有冠巨一人支持父亲。父子俩也不管那么多，豁出去了，一起去邻乡盈丰买来了800株龙柏，把三分私有地上的土疙瘩都耘得细细的，一行行都整整齐齐地种上了树苗。村人们先是不解地看着他们，随后又纷纷在背地里取笑：“老传花去了趟上海，把个鬼魂附在身上带回来了！四千来块钱扔在水里倒还有些响声，买了这些树苗——嗤，将来只怕是吃不能吃，用不能用，拔了扔在路上也没人捡！”
风调雨顺，再加龙柏也并不难侍候，两三年后，半筷子长的树苗都已差不多一人高了，郁郁葱葱的一大片。待新湾苗场里的人过来收购时，村人们都傻了眼，有人宣称亲眼看见苗场里的人递给徐传花的钞票光砖头厚的就有好几叠！
徐家种苗木发大财了！消息不胫而走，一度成为村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震惊、不可思议、嫉妒、羡慕，一时各种心态都有，不少人家都随即作出明智的选择——纷纷刨了地上的庄稼，跟着种上了苗木。
又过了两个月光景，传花和冠巨的准丈人高其水一起出差去湖南。高其水当时也在万向节厂工作，被分配在湖南跑销售，这人性情温和，也是个文墨人，写写画画都很有一手。传花最愿意跟他一道出门。
两亲家到了湖南某县，途经一户人家，只见门前种了一大片龙柏，都已长得一米多高，一株株青翠葱茏，十分挺拔。龙柏是靠插种培植的，其脑尖往地上一插，成活后便又是一株小龙柏了。长得这么葱茏、又是这么大一片的龙柏，传花还从未见到过，何况在家里，因种的人家多，再次一点的龙柏脑尖也已很紧俏了。传花站在那里半天都舍不得离去，连高其水再三催他似乎也没听到了。
后来他设法找到了那块龙柏的主人，提出出钱剪他的龙柏脑尖。主人先是不肯，经不住他再三恳求，才勉强同意，要传花先付两百块钱，方允许他们剪一上午。传花欣喜若狂，忙就近唤了三个民工，先付了一半工钱，让三人帮他们一起剪。他自己剪刀也不用，就光是用双手在树梢间飞快地拗着。五个人起劲地干了一上午，剪了满满八箩筐，打成包，去火车站里托运时因怕被加“投机倒把”这一罪名，两亲家多长了个心眼，谎称里面都是桔子。到家，一起对半分了，一年半载后这批龙柏两户人家又都卖得了好价钱。
很快，萧山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能自主种植的土地多了，传花便开始两三亩地大规模种植苗木，品种从单一的龙柏，发展到扁柏、瓜子黄杨等等好多个。那时他自己经常出差在外，观宝也忙于自己的工作，苗木的培育管理就大多落在了冠巨肩上。
傍晚下班一回到家，冠巨便匆匆换上“工作服”直奔苗圃。晚上不管寒冬酷暑、刮风下雨，也都得守在地头。那时候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苗木金贵，偷盗的人很多。陪冠巨一起守在苗木地里的还有只狼狗，一入夜，狗便警惕地竖起了耳朵，冠巨亦不敢有丝毫懈意。瞌睡了，便钻进边上的草棚里，或露天一躺，马上进入了梦乡。年轻气盛的他，仗着胆大，身子骨又一直以来都很强壮，风寒、湿气、盗贼和传说中的神神鬼鬼全不放在眼里，经常在树苗丛中席地而睡，餐风露宿，久而久之，难免风寒入骨，这给他后来那场可怕的血液病种下了病根。
一场苗木热很快由新街、宁围一带蔓延到了整个沙地区。人们都像发了疯一样，水稻、麦苗、油菜、络麻全都不要了，都孤注一掷地大片大片地种植苗木。传花家种什么，附近那些人家也都纷纷效仿着种什么，甚至连见他们家买狼狗，也跟着买狼狗；见他们在苗圃周围圈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也跟着圈竹篱笆。这情状令传花感到十分不安，不禁对家里人叹道：“天已经亮了！”赶紧将最后一批苗木脱手。没隔多久，果然，那些刚刚还身价不菲的苗木一下子都变得跟路边的野草一样不值钱了，都被纷纷拔了摊晒在路上，那些刚刚还忠心耿耿的狼狗因失去了用武之地，也跟着遭殃，“龙柏烧狗肉”一时成为典故。
而这时，徐家已经攒下好几万块钱了。亲朋好友们纷纷替传花出主意，要他把这笔钱给观宝、冠巨兄弟俩分了，让他们各自造楼房去。传花不同意，他说：“第一，新楼房我一定要亲自造，将来孙儿孙女们长大了，会说这房子是爷爷给我们造的，会永远记得我；第二，观宝跟冠巨好比一个是我的左手，另一个是我的右手，左手跟右手眼下不管有多亲热，要是有一天双方被分开了，相互之间来往少了，心与心之间就也会慢慢地隔远了，做父母的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相互间逐渐变得陌生冷漠呢？再说，一只手做事，哪有两只手那么有劲、方便！希望他们兄弟俩能明白我这番苦心，能永远像现在这样和和睦睦、亲亲热热地在一起，互不疏远！”
对这幢计划中的新楼房他还满怀雄心：要在全宁围造得比谁家都要高，都要漂亮气派！他当时只以为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建造房子了，作为徐家的百年大计，也是他这辈子里最值得自豪的一笔！
房子开始破土动工了，儿女们一个个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尤其是冠巨，因性情跟父亲一样豪爽，喜欢广交朋友，结识的人也多，从设计房子的图纸到购买材料，都亏他四处奔波，托朋友帮忙。白天，他还得在厂里兢兢业业地工作，晚上一搁下碗筷便立即跟家人一起投入“战斗”：筛黄沙，化石灰等等，每天都要忙碌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新房子很快就造好了，三层，六间，全玻门，跟他们当年第一个在村里造起瓦房一样，立即又在全村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办上梁酒那天，传花背着手站在门前的那条田间小路上，得意地看着他的新楼房，心里琢磨着等过了年，再攒些钱，给冠巨跟晓燕的婚事也办了，再给女儿秀美找个好人家，自己这辈子也就圆满了。正当他喜滋滋地幻想着自己晚年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幸福生活时，哪里想到一场比“双打”时还要严重可怕的灾难正将悄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