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与实本有连带的关系，艺术家过求写实，就顾不到自己的理想，没有理想就失了个性，而个性是艺术的神髓，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图画戏（指电影）讲到表现客观的生命，他的位置本很高，但照他现在的情形推测，永远不能走进灵魂的主观的世界。客观的同主观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但对于戏剧不是一样地重要。戏剧，伟大的戏剧的唯一的要素是‘冲突中的人类的个性’。灵魂的竞争怎能用哑戏描写得完备呢。感情，或者深挚的肉体的感情能用面貌，姿势表现出来，但是讲到描写冲突，言语间他的丰富的提示的帮助是不可少的。”电影完全缺少语言的质素，当然于主观的个性的冲突无法描写了。
三、过分的长度
科伦比亚大学影戏部主讲，福利伯博士（DrVictor Freeburg）讲：“理想的影戏应该从三卷到十卷长。为什么我们必定五千尺为我们一切的影片的正当的长度？影片的长度应该依他的故事的内部的价值为标准。譬如，我们要叫裴图芬（Beethoven）一个月做一阕琴乐，并且每阙限定二十一页长，或是请一个诗家作诗每首要七十九行，那不是一个笑话吗？但是我们现在对于电影便是这样的。”很多片子若仅有他的一段倒是很好的情节。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故意把他压扁了，拉长了，再不够，又硬添上许多段数，反弄到他的结果又平淡，又冗长，又不连贯，一点精彩也没有？我们这里演过的Brass Bullet，Hooded Terror等都属这类的。
四、过分的速度
这层一半是他的机械的原质的关系，一个是脚本的结构的关系。卜拉帝讲因为他的（电影的）深度不够，“他的动作只能表现作者原有的感情的一半，要把这个缺点遮盖起来，使观者忘却他们所见的只是人世的一个模糊影像的表现，就不得不把许多的事实快快地堆积起来。”我们看电影里往往一个主角的一生塞满了情绪的或肉体的千磨万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若想象我们的生命如果也是如此，恐怕我们要活不长了。“理想的感情的条件与自然的无形的情绪而并长。”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株树忽然从一粒种子里跳出来，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见太阳在他的轨道上绕着地球转的二十四点钟的速度。一切的艺术必须合乎自然的规律，才能动人。
大概长于量就不能精于质，顾了速度就只有面积没有深度。质既不能精，又不能深，如何能够感人呢？葛司武西（John Galsworthy）关于这点讲得最恺切详明，“影片在很短的时间里包罗了很广的生命的面积；但是他的方法是平的，并且是没有血的。照我的经验，在艺术里不论多少面积同量从来不能弥补深度同质的缺耗。”
五、缺少灵魂
我们看见“灵魂”这两字，便知道这样东西的价值了。人若没有灵魂，算得了人吗？“艺术比较的不重在所以发表的方法或形式，而在所内涵的思想和精神。”这种内涵的思想和精神便是艺术的灵魂。灵魂既是一件抽象的东西，我们又不能分析一幅幅的影片以考察他们的灵魂的存在与否，我们只好再援引一个有主权的作家的意见来作断语。美诗人霍韦尔司（Howells）讲这个“黑艺术”做什么都可以，除却“调合风味，慰藉心灵”。他不敢相信电影永久能不能“得着—个灵魂”。
我们再看电影的灵魂是怎么失掉的呢。“艺术品的灵魂实在便是艺术作者的灵魂。作者的灵魂留着污点，他所发表的艺术亦然不能免相当的表现。艺术作者若是没有正当的人生观念，以培养他的灵魂，自然他所发表的或是红男绿女的小说，或是牛鬼蛇神的笔记，或是放浪形骸的绘画，或是提倡迷信的戏剧，再也够不上什么高洁的内容了。”捷斯特登（Chesterton）把电影比作欧洲二十世纪的“毛钱小说”（dimenovels）同“黎克惟”（nickel shockers）的替身，实在是很正确、恰当的比喻。李德（William Marion Reedy）在他的《何以影戏中没有艺术的希望》里告诉我们，就是那些脚本的作家也得到公司的办事处里办公。他们得遵着总理的指挥去盗袭别人的曾受欢迎的著述的资料，七搀八凑，来拼成他们的作品。我们试想这样地制造艺术还能产出有价值的结果吗？无怪捷斯特登又骂道：“随便哪一个深思的人到过五六次电影园的，一定知道那种的工具的危险的限制，知道普通影戏的完全缺乏知识工质素同平均，实在完全缺乏一切使最好的言语戏成为那样优尚的东西的原素，除却那些能用躯体的动作，同默静的手势同面貌的表现法。——质言之，用那些能指入照片的戏剧的原素的神速的感情的激动，多数的人总满足于陈腐的，浅显的，沈淡的，满足于蠢野的趣剧同令人发笑的感情戏；这些东西完全不合于人生，浮夸而偏于感情……”
六、缺少语言的原质
以上五部理由或关于电影的构造，或关于电影的精神，拿他们来证明电影不是艺术当然没有疑问，若以缺语言的原质来攻击电影，似乎不大公平，因为有没有语言是艺术的材料，我们不能因为电影没有采用这一种材料，就不准他称艺术。不过，电影总逃不掉戏剧、图画二种艺术的范围，或者会少数人把他归到图画类，不过多数人都承认他是戏剧。戏剧的最紧要的一部分是语言，电影既没有语言算不了戏剧。卜拉帝又讲过：“人类的常识感情再没有比声音更重要的。电影的没有声音，就是他的最大的困难。”因为“一个人或妇人在经历一个感情的极处的时候有一种表明他们对于生命的忠诚的音乐，在这些声音的调子里有一种无线电的交通，电影不能利用这种能力，所以感人不深”。黑哲司（HMHedges）也提到这层，他说“所以图画戏不能成为生命的完全的表现，因为他失掉了那个最富于艺术性的助擘——声音的言语”。
电影的结构已经证明是非艺术的了。现在再看他的演习何如。有一个观念我们要始终存在脑筋里，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电影的批评是拿戏剧作比较的，卜拉帝自己讲电影的演家都是第二流的角色。前而讲了语言是戏剧中重要部分，而演电影的角色不是没有嗓子的就是不会讲话的，这种人材是被戏园淘汰了而投身电影界的。他们的演习又处处受摄影器的限制牵累，无怪电影的演习永远不能像舞台戏那样有声有色，引人入胜。
萧伯纳（Bernard Shaw）一方面承认电影于“人类的伟大的思想与伟大的才智的高等的发泄。诗词与语言的发泄”，是万万不能同戏剧比肩的，但是一方面又称赞电影的演习的快乐，道：“再想那野外的演习那像那幽暗森冷的戏场！想那跃马康庄，投身急流，鼓棹咸浪之中，翔机九霄之外——这些快乐。只要他们（演家）不如是地急于出世，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我们应知道在这里只讲演家的痛苦，并没有论到戏剧的艺术的结果。演家一到贪嗜快乐。艺术非受影响不可。
关于电影的台装同戏剧的台装的比较，我们又要引到卜拉帝的话了。他讲：“光线的美，舞台的产品的紧要部分在电影里变成一个纯粹的机械的事。把影片染成月色，夕阳，风暴同火光，我们便完全失了调制的力量，但戏台上便不然。为戏剧的理想的普通的目的起见，舞台的光比白昼的明显的日光，总格外好看得多，并且激动感情更为深切。”总而言之，电影所得的是真实，而艺术所求的是象征，提示与含蓄是艺术中最不可少的两个元素，而电影完全缺乏，所以电影的不能成艺术是万无疑义的。
或者有人疑电影应列入绘画艺术里，这一层很容易辩驳。影片是摄影的变形，摄影不能算艺术，影戏如何能算艺术呢？李德讲元论哪种图画（文学的描写也在内），应有这三种能力：能增加生活的兴趣，能增加预察详辨环境变态的能力，同能增加捉摸与鉴赏想象的能力。但是电影，据他讲，于这些能力完全乏少。这可算是证明电影不是图画艺术的最精深的解说。
我们既证明了电影不是戏剧艺术，又不是图画艺术；他当然算不得音乐，诗歌，小说，雕刻，建筑。艺术只有这几种，电影既不是这，又不是那，难道电影能独树一帜，成一种新艺术吗？前面已经证明了它的基础是机械的。他的性质是营业的，这两样东西完全是艺术的仇敌。所以总结一句，这位滥竿于艺术界的南郭先生，实在应当立刻斥退。
电影虽不是艺术，但还是很有存在、发展的价值。葛司武西讲：“影片若就一个描写各种的生命的方法论，倒是很有深趣与极大的教育的价值。”李德也讲：“电影的将来是教育的。”（参观上期吴泽霖君的《电影与教育》）电影的存在是以教育的资格存在，电影的发展是在教育的范围里发展。教育一日不灭亡，即电影一日不灭亡。
电影不是艺术，但是一方面我们看电影时往往能得一种半真半假的艺术的趣味，那是不能否认的。实在不是这一点半真半假的艺术的趣味，电影也没有这样好看。一个巷娃里女本没有西施、王嫱的姿容，但穿上西、王的装束，再佐以脂粉香泽，在村夫俗子的眼里便成天使了。个个巷娃里女不是西施、王嫱，但是个个有用脂粉香泽，穿西、王的装束——“西王化”的权利。电影的本质不是艺术，但有“艺术化”的权利，因为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应该“艺术化”，电影何独不该有这权利呢？至于电影现在已经稍稍受了点艺术化这个事倒是我们不应一笔抹煞的。不过因为他刚受了一点艺术化，就要越俎代庖，擅离教育的职守而执行娱乐的司务，那是我们万万不准的！
十二月十日
（本篇原载于1920年12月17日《清华周刊》第203期，署名“一多”。）
敬告落伍的诗家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胡适
诗体的解放早已成了历史的事实，我今天还来攻击“斗方派”的诗家，那不是一个笑话吗？可是如今真有不能不拿笑话当正话讲的情形呢。
清华本不曾识过文学的面。新文学的声音初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曾惹起一阵“吴牛喘月”的声潮，但是那值得了些什么？新的做了一回时髦，旧的发了一顿腐气，其实都是“夏蛙语冰”，谁也不曾把文学的真意义闹清楚了。
到了1920秋天，国文部忽然心血来潮，添了一门美术文，把一堆《兵车行》《将进酒》《琵琶行》《永和宫词》一类的“陈猫古老鼠”又搬出来卖了一回。看，不独美术文的讲义是诗，便是国文、外交史、伦理学、文学史，哪个教室里不谈几句诗？惹动一般人兴会盎然，跃跃欲试。老师们又常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陈话来鼓励鼓励。于是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的唱开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的问题，整个忘掉了。唉，真有《桃花源》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遗风啊！现在周刊新辟了一个文艺栏，我恐怕不久那些《晚眺》《圆明园怀古》《游大钟寺》《哭亡友某君》等等的玩意儿都要出现了呢！
括达括达，一齐在岸边大道上往前走。
好梦初醒的人，
今番再不使出一点脚腿的本能来，
可就要“拉下”了。
——沈兼士
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作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只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的面子。有人在那边鼓着嘴嘲笑我们腐败呢！
若要知道旧诗怎样做不得，要作诗，定得做新诗，看看下列这几篇文就够了：
《我为什么要做新诗？》
——胡适（《新青年》六卷五号或《尝试集》）
《谈新诗》
——胡适（八年十月《星期评论》五号）
《新诗的我见》
——康白情（《少年中国》一卷九期）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本篇原载于1921年3月11日《清华周刊》第211期，署名“风叶”。）
悼玮德
这样一个不好炫耀，不肯盘剥自己的才力的青年作家，他的存在既没有十分被人注意，他的死亡在社会上谅也不算一件了不得的事。这现象谈不到什么公平不公平。
在作品的产出上既不曾以量胜人，在表襮自己的种种手法又不像操过一次心，结果，他受着社会的漠视，还不是应该的？玮德玮德即方玮德。方玮德（1908—1935），字重质，安徽桐城人，新月派诗人，1935年5月9日因肺病逝世，年仅27岁。死了，寂寞的死了，在几个朋友的心上自然要永远留下一层寂寞的阴影，但除此以外，恐怕就没有什么了。历史上的定价是按成绩折算的。这人的成绩诚然已经可观了，但他前途的希望却远过于他的成绩。
“希望”在深知他的人看来，也许比成绩还可贵，但深知他又怎么着，你能凭这所谓“希望”者替他向未来争得一半个煊赫的地位吗？地位不地位，在玮德自己本是毫不介意的，（一个人生前尚不汲汲于求知，难道死后还会变节？）倒是我们从此永远看不到那希望形成灿烂的事实，我们自己的损失却大了。
方玮德
玮德死了，我今天不以私交的情谊来哀悼他。在某种较广大的意义上，他的死更是我们的损失，更令我痛惜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