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协定，主要内容为：（一）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二）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三）签字国之一若被目前尚未参加中日争议之国家所攻击时，彼此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以各种方法互相协助。（四）三国立即组织联合技术委员会，委员由德、意、日三国政府各处指派。（五）三签字国之任何一国与苏联间现存之政治地位，并不发生任何之影响。协议有效期为10年。
研究二战史的专家认为，以此协定为标志，以德、日、意为轴心的协约国集团正式形成。
对于世界而言，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好消息。可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他要等的就是这一天。想想九年来在几乎失去所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在国际暧昧不明的态度中，中国独自对日作战苦撑待变，一股强烈的辛酸意涌上心头，不过，它恰似一枚有分量的夯子，倒把心中的踏实感夯得更实在了。
两天后，蒋介石还专门致电国民党各高级将领，为他们分析三国轴心形成后的形势，宣称这一事件“于我抗战，则为绝对有利，此后英、美、苏合作，为极自然之趋势，而我国则敌友分明，应付简单，更易收得道多助之效”，他还希望全军将士“提高斗志，日夜整训，一致奋发，……共竟革命之成功”。
在轴心国集团形成的大形势下，蒋介石是怎样的左右逢源的？
我们先来看日本。这时的日本对华政策，显然显得步调有些乱。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已打了九年，“速亡中国”的论调早已成为痴人说梦，在战略上向来平庸的日本军部，从来也没有拿出过清晰、有效的对华作战战略，由于军队和政府之间的相互掣肘，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总是让国民政府琢磨不定。在1940年最后的三个月中，一方面日本把它对国民政府的政策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还通过“桐工作”等暗的一手，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可另一方面，却在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并公布了汪和日本驻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班子虽只搭起7个来月，然而却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它的政府主席名义上也是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政府不准备再和蒋介石交涉“和平”了。如果蒋仍降日，他就成了汪政权下面的二等政权。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这样，日本对蒋介石的政策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它在客观上的效果，只能是把蒋推向英、美一方。
我们再来看美国。从骨子里看，蒋介石是军事上的“德国派”，经济上的“美国派”。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美国的综合国力，他也明白打仗实际上打的是钢铁、钞票的道理，所以，随抗日战争的进行，他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美国最终站在哪一边，可能哪一边就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可是美国却有自身的历史惯性和思考逻辑。这个独立大陆上的人们具有孤立主义传统，即便是当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它的政治领袖们也想日益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并最终成为领导者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一历史惯性——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简单而符合常理——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别人家的事？可是罗斯福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向懒惰的历史惯性妥协的总统，他看到了法西斯的真正野心和威胁，也对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憧憬不已。所以美国虽还未参战，罗斯福却用他亲切而明晰的“炉边谈话”，说服了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并对德、日、意进行明里暗里的经济封锁。9月27日，罗斯福宣布，美国自本年10月16日起禁止所有废钢铁输至西半球以外的各国，仅英国一国例外，日本也在禁运的范围之内。人们很难设想这一决定是单纯的孤立事件。蒋介石看得很清楚，现在缺的就是一个突发事件，把美国这台优质的、价格不菲的现代化机器推进战争中来。而三国协约，显然是大大地推了美国一把。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一旦加入反法西斯阵营，战争其实就结束了，而自己必然是胜利的一方；而那个把自己打得很疼，又时不时地招一小手却又暧昧味十足的日本，当然就不在考虑之列了。所以他才强调“敌友分明”。
第三再来看苏联。本来，自从德国军事顾问撤走之后，中国获得的最大援助来自于苏联，尽管数量也很有限。1937年8月21日，双方代表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是两点：一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二是两国有一国受到其他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中国还从苏联获得了一些援助。除以贷款方式为主的经济援助外，苏联还进行了军事援华。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来华帮助中国抗战。从1937年11月开始，苏联先后派数千名军事顾问和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最多时总人数达到3600人。他们不但担当军事顾问和训练中国空军，甚至直接参加了战斗。当武汉会战由于苏联空军人员的直接参战而使中方战斗力陡增时，日军莫名惊诧。从1937年至1941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各型飞机1250架，先后在中国战斗的航空志愿人员2000余人，其中飞行员700余人。他们与中国飞行员并肩作战，共击毁日机1049架。1940年9月29日，同样是在轴心国集团形成两天之后，蒋介石接受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的建议而致电斯大林，向他征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希望中苏两国能采取共同的外交方针，示好之意甚明。10月16日，斯大林复电称：“依余意见，中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及加强中国人民的军队，……只须中国人民的军队坚固强壮，则中国必胜。”虽然斯大林的回电没有表现出蒋介石所希望的热情，多是些场面话，但还是有些价值的——斯大林希望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给蒋介石的决策以很大的信心，于是他于22日就复电斯大林说：“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
总之，轴心国集团形成后，蒋介石有些左右逢源的余地了，比苦撑待变时强得多。
蒋介石会因此加大对日作战的力度吗？对此，毛泽东说蒋是“待价而沽”。周恩来进一步分析道：
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周恩来的可谓条分缕析，入骨三分。
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可能从这一刻起，“安内”重于“攘外”的念头又一次爬上他的心际。与日本不得不打的几次会战，的确也让他元气大伤；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他看来大势已定，那还有什么必要把老本折在对一个“必败”的日本的作战上呢？毕竟，在他看来真正威胁自己的还是共产党。于是乎，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念头，渐渐地在他的头脑中酝酿成熟！
接着所发生的事件，就将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