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抢摘桃张牙舞爪耍两面
整个晋东南陷入战争的危急之中！人们在焦灼中将目光投向国共两党的政治中心——重庆和延安。
重庆。上清寺蒋介石的官邸与街头巷尾欢庆胜利的气氛形成强烈反差，显得十分抑郁。
匆匆到来的抗战胜利，使蒋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战八年，他的几百万军队大部分撤到所谓“大后方”的西南一隅，而广袤的日寇占领区却大部分处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和进攻之中。此种形势若不改变，那么，日本人的投降只不过加速了中国的赤化进程，因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为了改变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现状，早在8月11日他就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命令的核心即是让他的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抢占果实，而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在空间上，他可以依赖美国的现代化运载工具，从地面、空中、海上齐头并进，缩短大西南与全国各地的距离，而在争取时间的问题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拟就了一份发给毛泽东的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他推测毛泽东是不敢应邀到重庆来的。不来当然最好，共产党拒绝谈判，破坏和平，那么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令毛泽东斗胆如约前来，那也很好，他正好借谈判之机调兵遣将，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让各路大军如期到达指定位置，抢占战略要地，先将共军分割包围于狭小地域，待日后收拾起来也就易如小烹了。
为了这个一箭双雕的高明之策，蒋介石神采飞扬，挥笔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从不相信上帝的毛泽东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这块因孕育了人类而与上帝共处于同一等高线的黄土坡上，俯视和洞察着蒋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战胜利比作桃树上结了桃子，那么，桃子该由谁来摘呢？他一句话道出了再朴素不过的真理：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是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峨嵋山上一担水也没挑，却把手伸得长长地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同时预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仅不会让人民取得胜利果实，而且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进而还会向人民军队进攻，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果然，蒋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闹剧紧锣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对此，毛泽东又以他那湖南汉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个字——针锋相对！他说：“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告诫全党，“全国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针对蒋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全体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军和挑衅，毛泽东号召各解放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来犯者。而对于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出的“谈判邀请”，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应允，决定飞赴重庆，一则争取全国民众，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国际国内舆论上赢得主动，二则尽一切可能延缓战争爆发，争取实现和平。
当时，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各解放区的首脑和将领云集延安。人们对时局的日趋紧张表示极大的忧虑，更对毛泽东亲赴重庆的安全问题表示莫大的担忧。许多人听到消息后说：“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点着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去重庆，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作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
对于晋东南上党地区，由国民党一手点燃的烽烟，毛泽东尤为关注，临行前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待：“我们的原则是针锋相对，或谓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阎锡山要占上党那个洗脚盆，那好么，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
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道道进军的命令从重庆的上清寺发出。
于是，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一封封自卫反击的电报从延安的枣园飞向各解放区。
一场空前规模的调兵遣将开始了。
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个被毛泽东戏称为“洗脚盆”的上党地区拉开了序幕。
上党，东临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系舟、五台，群山环抱，峰峦排空，与天同党，故谓之为上党。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党辖地几经变迁，时而包括整个晋东南地区，时而只辖部分县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属地扩大为长治周围的十六个县。十六个县珠落玉盘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盆地里，水土肥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之后，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一步步退至黄河以西，上党便成了八路军坚守抗战的地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在这里浴血奋战，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黄河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抗战胜利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城市80多座，拥有人口2400万，军队近30万，民兵40万，成为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仅1945年春、夏两季对日攻势作战，晋冀鲁豫部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23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2800多个，收复县城28座，歼敌37800余人……
“千百万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鼻尖上顶着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晋东南三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
地图上，一个个箭头蛇信般地吐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短短的几天，抗战八年日军多次出兵未能全部占领的上党，一个又一个的县城却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被阎军强占。
面对突发的事变和严峻的现实，李达五内俱焚，眼里窜着火苗。这位自一二九师成立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于抗日烽火中创立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关东汉子，比熟悉他的老家还要熟悉晋东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能如数家珍一样扳着手指道出那里发生的每一次战斗，他能像种田的老把式讲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施肥一样讲述每一次战斗的谋略部署、组织实施和进展结果，也能像述说家谱一样讲出每一次战斗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不少牺牲指战员的姓名，至于那些战斗毙伤敌伪、缴获武器的数字，他更是脱口而出，绝不会有半点出入；然而今天，一贯以缜密沉稳而著称的李达却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二、情势紧李达急电崔刘邓
在战火硝烟中闯荡了近20个春秋，打仗对于李达已是家常便饭。他不怕局势的险恶，不怕敌情的严峻，眼下令他坐卧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队的现状。
李达（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1925年入甘肃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边独立一师参谋长、第三团团长，红十七师参谋长兼十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生大部分做参谋工作的李达，在刘邓大军中度过了15年生涯。这15年，是李达一生中最为光彩、辉煌的时期。李达经常告诫参谋人员：我们有义务和责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首长的安全，否则便是失职。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娘子关地区对日作战。一次，八路军一个团被日军炮火打散。在远处观察敌情的刘伯承和李达未得到消息，被敌人便衣偷袭。李达带领参谋人员奋不顾身地掩护刘伯承撤离险境，打退了敌人。刘伯承对李达在关键时刻，不惜自己生命，保护自己念念不忘。他对李达说：“是你救了我一命。”
李达任刘邓的参谋长，善于在最短时间内制定令领导满意的作战方案，并用最快的速度布置部队实施。
一次，日军的后方辎重部队在测鱼镇宿营，刘伯承决定派兵袭击日军。李达连夜与参谋人员制定了作战方案。刘伯承对方案很满意，立即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日军辎重部队果然进入伏击圈，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八路军全部消灭。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对李达说，敌人辎重被袭，缺少物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们要准备在这里再袭击敌人。李达立即遵照刘伯1945年8月25日，刘邓等返回太行前线在延安机场。
承的指示布置第二次袭击作战方案，但并未机械照搬。他盘算着既然敌人已经吃了亏，这次一定会事先派出兵力保护运输线路。为此，李达与陈赓派兵清扫战场，佯装胜利后全部撤离。几天后，敌人以为八路军已经转移，派部队试探性地收拾士兵尸体。八路军按兵不动，不作任何反应。不久，日军新的辎重部队果然出动，并派出400多骑兵、步兵掩护。结果日军再次进入我军伏击圈，辎重部队大部被消灭。
长期的抗战，特别是这年春夏两季展开的大规模攻势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一时来不及补充，不少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有的甚至还在使用大刀长矛。当然，八年抗战，共产党的部队就是唱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打败日本鬼子的，他李达毫不怀疑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积极性，他相信国民党会比日本人更积极地给他“送”来大批的武器装备。
但目前真正让李达感到焦心的是“孤独”。面临即将爆发的大战，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两位统帅刘伯承、邓小平远在延安，薄一波、张际春等党政领导远在延安，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等一大批将领同样远在延安。留在太行前线的只有他一个“独脚儿”，可怎么唱好这一台“大戏”呢？
一封封催着刘邓速回太行指挥作战的急电发往延安。迟迟没有准确回音。
李达猜想中央肯定在作重大决策，于是再拟电报表达急切的心情：
……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8月24日，刘邓的回电终于来了。电报说他们将于25日返回太行。望眼欲穿的李达收到电报，反倒不敢相信了。延安距太行千里之遥，一夜之间到达，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40多年后，当年二野的军政处长杨国宇对笔者说：“这件事说出来，会吓你一大跳，8月25日那天，刘邓首长是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DC—9飞回太行的。同机到达太行的还有薄一波、陈毅、聂荣臻、林彪、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肖劲光、邓华、邓克明、宋时轮、李天佑、王近山……几乎近一半的中共将领乘坐这架飞机飞抵太行，而后转赴华东、中原、华北、东北前线。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他在为蒋介石运兵的同时，却帮毛泽东遣了将。如果当年杜鲁门总统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懊悔得抽自己的嘴巴。”
后来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司令员的杨得志就是乘这架飞机返回太行的，他的回忆更加详细生动：
“8月24日夜间，我接到第二天上午9点前到延安东关机场的命令。命令让我只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
“延安的东关机场我是去过的，但坐飞机却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到机场前，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同志一起去前线。到机场后，首先看到杨尚昆同志，还有黄华同志。不一会儿，看到刘帅来了，陈老总来了，邓小平也来了……杨尚昆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便开始登机。
“黄华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一架美国的DC型飞机，又叫道格拉斯运输机，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每周六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这次是专供我们使用的。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这架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也许以为我们这些‘土八路’，搭他那架破飞机开开洋荤吧！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是靠人推动。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看到在这样一架极普通的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员，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若干年后黄华同志说：他事先不知道这次行动。因为他当时负责参加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联络工作，每次飞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那天到机场看到这么多负责同志，心里有些紧张，担心飞行中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驾驶员语言不通，无法对话，那是很危险的。他向杨尚昆同志提出随机行动，杨尚昆同志批准后，他才登机随行的。
“九点多钟，飞机的螺旋桨转动，开始在东关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不一会儿，大地下沉，飞机起飞了。
“飞行了大约四五个小时，发现地面有火把、烟雾。黄华同志说：‘请首长们注意，很快就要降落了。’”
“飞机落地后，我才发现，这就是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我们已经从延安飞回了太行前线！”
李达得到刘邓首长乘飞机回来的确切消息后，立即派出一个骑兵排到机场迎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