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敌军，优待俘虏，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时，原则，也是毛泽东关于“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依靠敌军的瓦解”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民党蒋介石图谋挑起全国内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极端重视加强国民党军工作，把这一工作作为应付全国内战爆发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成为解放区军民应付全面内战准备工作，一项战略作务。
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国民党军工作的方针、政策
抭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自恃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图谋发动新的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然而，这一图谋是极不得人心的。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军政治争取的指示，各战略区结合本地区情况，相应地成立了国军工作机构（有的地区称敌军工作机构），制定了开展国军工作（有的地区称敌军工作）的措施，广泛越并展了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瓦解国工作）酌措施，广泛地开展了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瓦解国民党军工作。
抭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自恃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图谋发动新的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然而，这一图谋是极不得人心的。不权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而且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国、发动全面内战的最重要支柱的国民党军队，也并非都愿跟随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广大士兵和一些中下级军官对蒋介石继续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即使在高级将领中也有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是不赞成内战的。同时，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特别是蒋介石重用嫡系、吞并杂牌军队的做法，更引起了非嫡系部队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此外，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的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侮辱人格的腐败现象，更普遍引起了官兵之间的严重对立。这些情况表明，在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在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政治攻势争取国民党军，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组织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争取工作。
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分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开展工作，“以便将来更有力的进行民主运动”。10月20日又指示，在反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过程中，要“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0月25日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依靠近二百万军队，作为他统治中国最重要的支柱，我们必须在这一军队中进行有力的系统的工作，方才能够达到战胜他的目的。中央决定在各中央局和分局之下设立国军工作部（对外秘密），专门进行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并强调指出：“为着使这一工作有效而迅速的开展，除应抽出有经验的得力干部主持这个部门工作外，并应调选一批与国民党各系军队有某种关系和适宜于这项工作的干部，加以适当训练，分配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中工作，在这些军事组织之中，长期埋伏，交结朋友（可以而且必须个别的谨慎的发展党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按照工作需要，在国民党军队集中地区或重要城市（如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要派出有力干部，必要时配以秘密电台，就近指导这一工作。为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各中央局、分局，必须拨出一定的经费。”“中央在军委之内，专设国军工作部，并指定王世英同志为部长。”“各中央局、分局的国军工作部，今后应经常与军委国军工作部建立工作和指导关系。”11月9日，军委国军工作部要求各战略区迅速成立国军工作部，“并挑选有社会经验及秘密工作经验之同志担任此项工作。”
10月30日，在晋冀鲁豫军区举行的邯郸战役中，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员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在解放区军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率所部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并通电全国，主张实现国内和平、反对内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抓住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乘势把政治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引向深入。11月1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指出：“高树勋十月三十日通电，已在重庆发生了很大影响，并将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产生它的影响。国民党不可能动员与团结在它自己指挥下的士兵和广大军官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更不可能动员全国人民来进行内战，这是国民党在内战中最大与最基本的弱点。高树勋新八军起义，及其在全国获得深刻影响，就是明证。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业。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
（1）召开部队和群众大会，报告邯郸战役的胜利和新8军起义的意义，由各地民众团体和军队的负责人致电高树勋及其将士，表示慰问和庆祝。（2）将邯郸战役和新8军起义消息，高树勋通电和谈话，印成传单，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军队、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散发，并在国民党区域进行口头宣传，扩大邯郸起义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中和人民中扩大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新8军的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战场上实行怠工，和八路军、新四军联欢，到解放区来、回家去。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此次进行内战是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它没有可能动员广大的官兵和人民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军心不固与民心不固，是国民党在此次内战中最大最基本的弱点。”《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防御与认真准备战场，以军事打击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还必须认真对顽军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以瓦解敌人军心，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然后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这一指示为全面开展政治争取国民党军工作确立了基本的方针，即：
政治争取以军事打击为后盾，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密切结合。
针对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继续大规模地调动军队至解放区周围，准备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2日发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进攻给各地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作好一切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中包括，应“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实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把加强对国民党军的争取工作，列为解放区十项工作的第二项，发出了“开展高树勋运动”的号召，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并强调指出：
“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达成后，国民党即背信弃义，继续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行蚕食和进攻，并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为了应付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22日发出了《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指示：“全国性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以便能配合军事上的自卫斗争，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5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又电示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的领导人聂荣臻、唐延杰、贺龙、李井泉：“国民党积极准备进攻，你们必须积极准备作战。为此，除加紧练兵、加紧剿匪、加紧解决土地问题外，……
应认真进行顽伪军内线工作，派得力干部专门主持此项工作。”6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晋冀鲁豫局、晋察冀局、晋绥分局，要求“加强对阎部政治攻势，特别内线工作”。1946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致电华东、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山东方面对济南、徐州、开封等地开展高树勋运动万分迫切，应针对高级负责人做工作，应有专门机关派赴当地主持，应收罗与工作对象有历史关系的人员给以工作任务；请刘邓薄商高树勋同志在高领导下设立一兵运机关，由高派人员写信分途进行；亦请高写信送陈舒转交。总之除我们自有办法外，应使高发挥其作用，至要至要。”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发出加强敌军工作指示的同时，制定了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和起义部队的政策。颁布了《战俘处理办法》，提出了优待、教育、释放俘虏的政策，严禁虐待乃至杀害俘虏的现象。1945年11月12日，针对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成立民主建国军的情况，提出了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造为人民军队的政策。并强调指出：“晋冀鲁豫应努力协助民主建国军的建设，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在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事业中建立功勋。”根据国民党军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国民党军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在争取和平民主阶段中，第一步争取杂牌军中立（特别是西北军），是我军日前主要任务”，“如能联络西北军各部对目前时局有所主张，反对内战，则对蒋介石之内战政策将成为决定性之打击”。为争取西北军，周恩来、刘少奇等专门电示晋冀鲁豫、华东解放区刘邓、陈饶，通报西北军情况，指示由申伯纯、边章五、苏进等，带电台到开封、徐州附近去做工作，必要时刘邓亲去处理一切，以便能促成西北军起义，影响全国形势。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又在《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中，全面系统的规定了开展国民党军工作的政策与策略，指出：
“国民党利用伪军进攻我解放区并以伪军补充其主力。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使之知难而止外，更重要的，须各方面积极进行瓦解伪军工作。”“对一般伪军官兵，应采取宽大政策，调查与动员其家属亲邻，号召他们回家，允从宽免究，保护其生命财产，至于过去作恶多端为人民所深恶痛恨，今仍依附国民党中法西斯分子坚决反共、反人民、反民主者，我必须采取坚决态度给以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至公审处决；但一经反悔，申明不继续作恶者，应不咎既往，予以自新之路。”“对于向我进攻之伪军，应坚决消灭之，尽量多击毙，特别是军官。但一经俘虏或自动投诚者，均分别给以优待，在解放区安家回家就业者，以同等公民看待。对于伪军政策，必须宽严适当，宽大与镇压，必须密切联系，才能申张正义，动摇与分化伪军。”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党军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是毛泽军事思想关于“瓦解敌军”原则的新发展，成为人民军队作战指导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广泛开展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国民党军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军政治争取的指示，各战略区结合本地区情况，相应地成立了国军工作机构（有的地区称敌军工作机构），制定了开展国军工作（有的地区称敌军工作）的措施，广泛越并展了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瓦解国工作）酌措施，广泛地开展了以“高树勋运动”为中心的瓦解国民党军工作。
（一）成立各级国军工作机构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成立国军工作机构的指示，从1945年底至1946年上半年，各战略区相继建立了国军工作机构。各战略区建立国军工作机构的具体情况是：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国军工作由统战部负责，张德生任部长。在统战部下专设统战处，范明任处长，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开展对国民党军的政治瓦解工作。统战处下设秘书科、联络科、俘虏科、派遣科、情报科、敌军科。此外，还下辖1个民主剧团，协助做俘虏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由王世英兼任部长，金城为副部长。晋绥军区城市工作部部长由金城兼任。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国军工作部由薄一波兼任部长，申伯纯为副部长。下辖4个室：第一室负责城市工作，由陶希晋任主任；
第二室负责西北军工作，由边章五任主任，苏进任副主任；第三室负责山西阎锡山部和绥远军工作，由雷任民任主任；第四室负责中央军工作，由任靖秋任主任。另设一俘虏军官教导团。
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军工作部，由舒同任部长，刘贯一为第一副部长，黄远为第二副部长。另在华中分局社会部下设立联络部，陈同生、吴宪先后任部长。
中共中央东北局国军工作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联络部，由李立三兼任部长。
中共中央南京局（原重庆局）成立地下工作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李维汉任副书记。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和开展策反国民党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成立城市工作部，由吴德峰任部长，康建生任副部长（兼任晋察冀军区联络部部长）。下设3个科：一科负责组织派遣工作；二科负责宣传工作；三科负责调查研究。3个国军工作站：保定站、石家庄站和安阳站。1个俘虏军官教导团。
各战略区下属单位也建立了国军工作机构。中共西北局国军工作机构自1945年10月至12月，在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青海、新疆、宁夏8省开设了108个工作点。并给这些工作点规定了四大任务：（1）搜集国民党党、政、军、宪、警、特情报；（2）组织宣传运动；（3）开展对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
（4）准备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1945年11月18日，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在靠近国民党军占领之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地委、各分区党委。成立国军工作部，负责对国民党军的调查争取工作。
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了基层国军工作机构：（1）各区党委、地委、县委设敌工部，并由中央局直接领导；
（2）各纵队设敌工部，旅设科，团设股或干事，统由各级政治部领导；（3）在敌大据点附近，设立敌工站，进行派遣与联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