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的安排，报告说：“兵团团干会后，各军均已开始以师（兵直、军直同）为单位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兵团会议精神，时间五天至七天，然后以团为单位，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传达讨论，然后依靠与集中所有干部及党的积极分子的力量，在战士中普遍展开传达讨论，上课讲话等进行反复的动员，并展开下决心、订计划、开誓师大会等，把动员起来的热情组织到进军中的人马健康、工作、政策纪律、会师团结、学习山地战、打好仗等具体行动中去。在部队休整动员的同时，各级均分别召开司政供卫部门会议，讨论与布置长途进军中，各部门具体保证工作。”毛泽东8月19日电复陈赓、郭天民：“十四日电悉。
（一）我们认为你们的动员和准备工作是适当的。
（二）邓兵团归你们指挥，你们应对该兵团动员和准备工作加以督促和检查。”
8月至9月初，第4、第15兵团和四野其他兵团一样，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暑期休整，先后开展了恢复体力，突击治疗病员，部队轻装，进行山地、河川战斗的战术训练等工作，并广泛进行了进军广东的政治动员和尊重地方党委、游击队及遵守城市政策等教育活动。经过这次休整，各部队完成了北方部队初到南方后，在思想上、组织上、战术技术上等一系列的重大转变，为南下广东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了解放两广的战略部署。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华南分局隶属华中局领导，负责解放广东及经营两广的工作。8月9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于9月3日到达江西赣州。
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叶剑英将要在这里召开一次“商筹全局”的重要会议。
赣州为赣南的首府，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发源于武夷山脉和南岭山脉的贡水和章水，在此汇合为赣江，该城距广东北部约百余公里，为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要道。在叶剑英到达赣州之前，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和地方的负责同志，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都陆续赶到这里会师，他们是：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萧向荣；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等。张云逸同志因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当时未能抵达赣州。
毛泽东对赣州会议特别重视，9月8日致电叶、方、陈、邓，并告林、邓：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
（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
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
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面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
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人贵州境内，十二月可人重庆。
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同日，叶剑英、陈赓将前一天（9月7日）召开作战会议的情况向军委，林、邓做了报告，报告说：“解决广东问题，我们依照军委意图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在报告两兵团的集结地区和集结时间之后，叶、陈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
1、如果国民党军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华南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
2、如果国民党军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报告最后建议：三野叶飞兵团攻占厦门后以一部出汕头、潮州作战，最好同时行动，并向东佯动，以资配合广东战役。
9月12日，毛泽东复电叶陈：“八日电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叶剑英是闻名中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地位高，威望重，他来到赣州之后，两兵团负责人一致请他统一指挥。叶剑英却仍坚持由陈赓统一指挥两兵团和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并将这一意见上报中央和华中局，得到批准。至于军队系统和华南分局的关系，各兵团负责人都表示接受分局领导，凡属带方针性问题和全盘计划都提交分局讨论，以取得党、政、军、民的配合，不必另组前委。我军领导人这种相互信任、大公无私的坦诚胸怀，各部门之间服从大局的团结精神，国民党军队是根本做不到的。
进军广东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周密地展开。9月11日至19日，叶剑英在赣州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分别讨论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华南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及干部配备、支前工作和接管城市的政策等问题，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
当时，我中共党组织已在华南地区建立了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滇桂黔边、粤中等七块游击根据地，继1947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之后，1949年又先后成立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和粤桂湘边纵队，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
这些地方武装无疑是解放华南的一支重要力量。叶剑英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配合作战的计划，并联名发出《关于解放广东部署给各区党委的指示》，该指示对各纵队在潮汕、惠州、西江南北岸、茂名等地配合大军作战问题，作了具体布置。
叶、方向各区党委强调：“此次华南解放战争，是华南最后彻底解放的一战。各地务须在党政军民中作充分的动员参战、支前。但因华南情况复杂，特别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故我们一切行动，特别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的事件切应避免，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
因此在与帝国主义边邻地区（如惠、东、宝之与香港，如中山之与澳门，如粤桂边之与越南法帝，如汕、湛之与外侨），各地都应派出能掌握政策干部，站稳立场，不上帝国主义及国特挑拨之当，不作群众冲动之尾巴。一切关于外侨处理问题，必须迅速请示分局及中央。”
叶剑英还向此次奉命打回老家的两广纵队负责人特别强调了涉外问题。曾生回忆说：“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和执行入粤先遣组任务的何维、卢克华、曾小芳三位同志，方方同志也在座。叶剑英同志首先详细地询问了先遣组三位同志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并亲自做了记录。
然后口头交代任务。他指出：百年来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侮欺，广东人民对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
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帝国主义，告诉广东的同志不要把对象搞错了。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规定我们的部队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
最后叶剑英同志口
述赋予粤赣湘边纵队的任务，要求先遣组的同志牢牢记在脑子里，见到林平同志后口头传达。先遣组的任务交代完毕后，叶剑英同志问，两广纵队回到广东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遵照党的指示办。
他说：广东解放后，你们可以一部分集中驻守珠江三角洲，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分散到各区去，加强各区的工作。你们驻守珠江三角洲，而对香港、澳门，对内要搞好治安，对外要加强监视，但要避免发生涉外事件。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抓好。”
几十万大军入粤作战，后勤和支前任务十分艰巨。而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对广东来说还是第一次，困难是很多的。为此，华南分局作出《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对支前工作的任务、困难作了具体分析，从地方政府和野战军两个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支前的组织领导、粮食的筹集、民工担架的动员以及公路桥梁的修建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决定》号召：“广东全省特别是粤北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必须将支前工作作为目前最重要最紧急的中心任务，各方面的工作，均应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决定》还特别强调：“此次支前工作，所需人力物力为数甚巨，稍一疏忽，就会造成很大浪费，这是必须引起全体同志严密注意的。我们一方面固须用尽一切力量，保证部队供给，便利大军作战；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爱惜人力物力，照顾群众的困难。广东人民经过蒋匪长期的搜刮掠夺，生活已相当困难，此次又支援我大军作战，困难必更增加，如不适当的加以照顾，我们就有可能脱离群众。
因此，担任支前工作的同志，必须精确计算，周密布置，严格执行制度，切勿疏忽大意；部队同志则应防止虚报冒领，防止挥霍破坏，一切需要应与支前机关协商，统一筹划，不要乱收乱要；遵守支前机关的各项制度与规定，不要贪图自己方便，造成整个损失。节省人力物力，对于目前支援战争及将来的生产建设均有重大的意义。”如何评价原华南分局的工作？这不仅关系到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相互之间的团结与信任，也是毛泽东事先就一再强调过的重要问题。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华南分局第三次扩大会议专门作出了《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方方同志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在广东及华南各省领导人民的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是有了很大成绩的。
这表现在已经解放了广东一千三百万以上的人民，创造了八万以上的人民武装，组织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农会会员，并在广东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些成绩，就使得华南敌后的人民战争，得以坚持下来，配合了三年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又给人民解放军主力进人华南及广东作战，最后完成解放华南及解放广东全省的任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决议》指出：“自然，这也不是说华南的工作并没有丝毫缺点，缺点是有的，但缺点是次要的，是可以而且应该原谅的，只有这样才合乎事实，才合乎孤悬敌后的这种情况。因此，对于方方同志等所领导的华南分局，各地党委及人民武装，在这一时期工作上所获得的这些成绩，我们完全同意中央九月八日电示，认为应该作出足够的和适当的估计，使今后新参加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各方面干部，与原来坚持在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干部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以达到互相学习尊重，互相取长补短，融洽、团结，以争取解放整个华南的伟大胜利。”
从9月21日开始，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扩大会议精神。21日当天，方方同志首先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广东情况的介绍》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广东的自然条件、民俗风情、解放战争以来对敌斗争、目前各边区党委武装的分布与实力等情况。
方方，广东普宁人，1924年在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投身于广东工农运动，1926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他随邓发同志进入闽西苏区，历任杭武县县委书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一起，在闽西南领导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中，他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华南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奉命赴北平，成为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一员。不久，作为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我华南抗日纵队北撤问题，同国民党当局阻挠我东江纵队北撤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
完成这一任务后，党中央调他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云南、闽粤赣边党的工作。1949年4月，香港分局奉命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仍任书记，5月，他率分局机关从香港迁到梅县，8月接到中央让他北上的指示后，一路跋山涉水，于9月初赶到江西赣州与叶剑英等同志会合，就任新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方方长期战斗和工作在华南，对广东的情况非常熟悉。他针对与会干部大都是北方人，极少接触过广东人的情况，首先介绍了广东人的性格特点和民俗风情。他告诉大家：“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不上别人，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如今年新会一带械斗，出动了机关枪、火箭炮，伪政府无法压止，在这些械斗中死人不少。”
人民解放军部队向阵地运动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至最近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广东人民中涌现了不少的革命干部，广东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这也是有广东广大人民的援助。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的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在谈到风俗方面时，方方说：“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好吃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有各式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吃。那是外省人会觉得惊异的。”“男女社交关系，广东人较随便，一般说来，城市与山地里的人比较随便些，农村中大乡大姓的地方较为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