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计在6月份，广州有13处文化机关被封闭，30多种杂志被停刊，300多名文化人被逮捕。11月30日，广州国民党社会局下令不准销售《华商报》和一切进步小报。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广州保安司令部宪警查封了由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爱国归侨、大学教授等进步人士联合经办的《每日论坛报》，并逮捕报社人员60余人。1948年12月1日，国民党广州社会局下令查禁《观察》、《世界知识》等350种书报；1949年3月21日，广州绥靖公署以“造谣惑众”罪名，禁止香港《星岛日报》进口广州等地；4月28日，因为《天地新闻日报》全文刊登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命令，勒令该报停刊，逮捕其发行人和总编辑；29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又以《当代日报》谴责国民党政府拒绝与中共和平谈判，强令该报停刊7天，等等。
虽然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对广州的思想文化界采取了严格的专制措施，但是所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进步的报刊书籍，只要尚未查封，就依然活跃在广州人民中间。广州文化人以对祖国和民族命运负责的精神，不分党派和职业，一身正气地为正义事业而团结奋斗，使广州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出现了反对国民党内战和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和广东支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报》社等团体云集广州，通过各种渠道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从而共同构成广州要求停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一支重要民主力量。他们先后利用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斗争的机会，在广州召集会议，发表宣言，并在1946年1月30日成功地组织中山大学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履行停战协定、取消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停止新闻封锁和把美军赶出中国等，使广州响起了“华南大地的第一声春雷！”2月19日，又以“欢迎”孙科来穗为名，在李济深、蔡廷锴等的支持下，再次举行3000名大中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大请愿游行，迫使孙科面见学生，答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转交广州学生的和平请愿书。两次学生示威，在广州人民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但也正因为这样，广州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行动随之而来，使广州的和平民主运动被迫走向低潮。
然而广州政局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安稳几天。时隔三个季度，广州的和平民主运动在1946年11月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特别是12月24日北平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的刺激下，终于打破沉寂，迅速走上新的高潮。当时中共中央抓住沈崇事件引发的反美斗争高涨的时机，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要站在抗暴斗争的最前列，“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形成“最广泛的阵容”，在“美军退出中国”的中心口号下，把运动引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首先由北平大学生掀起的反美爱国斗争，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展开，形成有几十个大中城市50万大中学生参加的、得到文化教育各界和社会贤达积极支持的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运动。
当沈崇事件的消息传到广州的时候，愤激情绪首先在中山大学沸腾起来。抗议美军暴行、要求严惩凶手的标语、传单、墙报比比皆是，声明和抗议之声不绝于耳。1947年1月4日，300多名同学集会议决：
（一）罢课3天，
（二）1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
（三）成立有中共党员参加的15名同学组成的中山大学“抗暴委员会”（又称“沈案后援会”）。
1月7日，3000多人的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反美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沙面开来，并勇敢地冲破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防线，一举冲入沙面，经过各国领事馆门前，把抗议标语贴在美国领事馆的墙上，迫使美国领事馆开门接纳广州学生的抗议书。这次反美大示威，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好的巨大胜利，不少同学为此秘密寻找共产党，中共地下党组织乘势成立了自己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协会，还参照党章精神制订了协会的章程和工作条例，从而为以后的学生运动打下较好的组织基础。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发出指示，要求“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4、5月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学生纷纷上街示威游行，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向炮口要饭吃”、“恢复政协路线”等口号。学生的正义斗争，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镇压，其中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城市的16个专业学校学生6000余人的南京大游行最为突出，他们在与国民党骑巡队的6个小时对峙中，被宪警殴打致重伤者19人、轻伤者90余人，逮捕20余人，是为“五？二○血案”。“血案”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席卷包括广州在内的60个大中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
广州大中学生声援平、津、沪、宁等地学生运动的斗争，是在中共广州地下组织的发动下进行的。5月24日，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大会选举出内有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协会成员15名的45人的中山大学工作委员会，决定参加6月2日全国统一的示威游行联合行动。但因广州国民党当局为此布置了镇压措施，示威游行提前于5月31日举行。当时，中大学生队伍首先从石牌出发，一路凝集其他院校学生和爱国市民，声势浩大，群情激昂，“反内战”、“反饥饿”、“反对征兵征粮，要求民主自由”等口号声，响彻羊城上空。当队伍行进到长堤时，遭到为国民党当局收买的大批手持棍棒铁器的流氓打手的袭击，彼此搏斗两小时，有21名学生重伤，轻伤30余人，被捕48人；当晚，又有数十名中山大学师生被捕。为此，广州全市掀起了营救被捕师生的运动，直到6月中旬胜利结束。
正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蒋军事斗争，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覆亡。恰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政府，其“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在学生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广州的工人运动和各界人士的爱国民主斗争，都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些民主运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斗争的汇合，终于在1949年根本改变了中国和广州的社会面貌。
保卫广州，迎接解放
蒋介石政权从内战前夕的1945年11月重庆复员整军会议，到1948年3月南京行宪国民大会，曾经多次颁令“勘乱”，一再扬言要在3～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并在1948年成立了以孙科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勘乱动员委员会”，企图重新组织力量，实现其消灭共产党的终极目的。
但是蒋介石的反共事业总是事与愿违，他迎来的只是一次惨甚一次的失败。人民军队则愈战愈勇，战果辉煌，特别是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日的142天中，胜利地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南京政府的军事支柱，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政权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把中央政权机构南迁广州，以作最后挣扎。为此，它大力强化在广州的统治力量。
1949年1月24日，即淮海战役结束后两周、平津战役结束前一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政机关迁移广州；2月1日和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先后在广州开始办公。广州政权当局也作了相应的人事调整，宋子文跟随蒋介石“引退”而辞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省府主席的职务，命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陈策、吴奇伟、徐景唐、梁华盛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叶肇接任广州警备司令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以广州为首都的中国割据政权，延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大势已去的蒋介石集团的所有这些作为，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蝗臂挡车”，惨败无疑。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广州逃亡政权面临灭顶之灾，而迎接广州解放即成为中共广州组织的头等重要任务。
5月7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作好接管城市的干部准备和广泛开展城市统一战线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的指示。据此，中共广州组织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准备接管的轨道上来；5月20日和7月1日，又先后发出《解放前夕广州形势与当前任务》的提纲和对这一提纲的《补充意见》，指出当时的广州形势十分混乱，国民党当局已实行裁员、疏散，并准备在撤退时进行大破坏；武装特务已转入地下，流氓团伙正准备趁机行动；广大市民面临饥饿和失业的威胁，对现实极其不满，但对我党政策又不理解、甚至存有疑虑。为此，必须向广大市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的“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城市政策和建设城市的方针，深入动员和领导群众团结应变，保卫好广州的工厂、学校、机关等财产和档案材料，准备好主要部门的接管底册，打破敌人散布的谣言，防止敌人破坏，瓦解敌对势力，调查敌特组织，为将来肃反做好必要的准备。
中共广州组织，围绕准备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广州这一中心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领导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一）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人，稳定人心。通过地下党领导的《广州文摘》和《广州学生》、《新闻导报》等，及时转载中共中央的重要政论文章、文告和华南分局由《华商报》、《群众》等报刊发出的时局评论、指导意见，如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华商报》的《穗死党阴谋破坏，发密令加紧准备》、《蒋党官僚盗劫人民财产》、《广州公营厂舍机器被匪党抢运殆尽》、《穗伪绥署一再密令阴谋破坏粤汉铁路》，以及广州党组织的致广州各界公开信等等，及时揭破敌人的阴谋和他们散布的各种谣言，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团结群众，为广州解放奠定较好的思想基础。
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迅速清除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二）组织力量，打入广州重要部门，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为广州的接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情报和安全保证。无论是关系城市正常运作的自来水厂、发电厂、邮局、电话所、海关、水陆交通运输部门、大中学校等，还是敌方的重要主管机关如绥靖公署、陆军总医院、警察局、税务局，乃至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等，还有某些报社、医院、工厂企业，都派有共产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从事有关接管的准备工作。
（三）利用合法手段，公开组织护厂、护校和维护社会治安、严防敌人破坏的斗争。他们组织力量清点本单位财产，储备必要的粮食、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反对拆迁、盗卖、转移设备和其他破坏财产的活动。
（四）缜密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为防敌人破坏，在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的同时，还通过交代政策和随时警告等形式，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对凡有可能争取的敌方人员，一律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弃暗投明，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对顽固不化者则予以孤立和打击。正是这一对敌分化瓦解工作，为广州的接管工作扫除了不少障碍。
（五）加强党内教育，保护进步力量。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共广州组织十分重视对党员本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保密和革命气节的教育，努力保护广州已有的进步力量。1949年7月23日深夜，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突然派出1000多名特务和军警，以“维持治安”为名，包围并搜捕中山大学，按黑名单逮捕了所谓“捣乱治安”的师生167人。中共广州特派员钟明在香港闻讯后，立即回广州组织多方营救，直至10月12日，营救工作才胜利结束。两天之后，敌人败逃，政权易手。
在广州就要解放的时候，10月6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关于决定成立广州市接管委员会的通知》，并组成以朱光为书记的“广州市接管委员会”。为接管广州而历尽艰辛和作出积极贡献的中共广州组织，终于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以及华南分局组织的华南工作团、东江教导营等一起，即将迎来盼望已久的光荣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