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1：1980年以来，加缪作品以及部分相关专著中译情况1．《鼠疫》（顾方济、徐志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印数80000册）2．《加缪中短篇小说集》（郭宏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印数9000册）3．《正义者》（李玉民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印数17200册）4．《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3月出版，印教20000册）5．《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杜小真译，上海三联1989年4月出版，印数8（）00册）6．《鼠疫·局外人》（郭宏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7．《第一个人》（袁莉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印数5（）00册）8．《加缪全集》（共四卷，柳鸣九、沈志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印数5（）00套）9．《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法]罗歇·格勒尼埃著，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10．《加缪》（世界思想家译丛，[美]理查德·坎伯著，马振涛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6月出版，印数6（）00册）11．《加缪传》（[美]埃尔贝·R·洛特曼著，肖云上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印数5000册）12．《加缪与萨特》（[美]罗伯特·阿隆森著，章乐天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印数5100册）附2：1980年以来，迪伦马特作品集中译本情况1．《迪伦马特喜剧选》（叶延芳编选，叶廷芳、黄雨石、张荣昌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2．《迪伦马特小说集》（张佩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印数14000册）3．《老妇还乡》（叶廷芳、韩瑞祥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印数5000册）附3：1980年以来，黑塞作品中译本初版情况1．《彼得·卡门青》（胡其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2．《在轮下》（张佑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出版，印数86000册）3．《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杨武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印数43000册）4．《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张佩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印数7500册）5．《荒原狼》（李世隆、刘泽硅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两次印刷共计43300册）6．《黑塞抒情诗选》（钱春绮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印数3000册）7．《赫塞卷·玻璃珠游戏》（林秋兰译，台湾远景版“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二十五卷，内地缩印版）8．《摆脱孤独》（胡其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印数2500册）9．《赫塞如是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3月出版，印数8000册）10．《黑塞散文选》（张佩芬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印数10000册）11．《玻璃球游戏》（张佩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印数7000册）12．《黑塞小说散文选》（张佩芬、王克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印数4000册，与1985年版本篇目有所不同）13．《朝圣者之歌——黑塞诗歌散文选》（谢莹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14．《堤契诺之歌：散文、诗与画》（窦维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百年孤独》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每个在1980年代中期热爱文学的人熟悉的一个小说开头，它出自1982年诺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关于这本书，我见到的中译本至少有四种。我最后收藏了其中的两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高长荣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的黄锦炎等人的译本。本节开始部分的引文出自高长荣的译本，也是我最早读到的版本，登在《十月》杂志的一期增刊号上。高译的单行本出版于1984年9月，开机就印了80300册；黄译单行本要比高译早出一个月，印了48500册，由此可以看到当年马尔克斯这本书被关注的盛况。
俱往矣，那个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怀着好奇与敬畏的年代。
俱往矣，那个文学圈何止是被拉美文学爆炸，简直是被全世界所有优秀的现代主义杰作炸得昏头涨脑却又雄心勃勃的年代。
当然不止是马尔克斯，不止是《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族长的没落》《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略萨的《城市与狗》《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平原上的烈火》，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玉米人》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拉、博尔赫斯、帕斯、亚马多等人的作品，甚至包括了“爆炸”的第二代作家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但无疑，《百年孤独》里的似真似幻、疯癫、狂乱与忧伤，仍是所有作品里最有魅力的。
它的魔力之大，在于在以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许多中国本土知名的中青年小说，必须使足吃奶的力气，才能勉强将自己从“多年以后……”这样的汉语叙述定式中挣脱出来。
就我亲历的景象而言，自从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外国文学的名家的译介虽然一波连着一波，但只有两个小说家的作品，无论是在读书界，还是文学创作界得到了真正狂热的追捧，那就是马尔克斯与稍后些登陆的米兰·昆德拉。至于在他们之后被介绍进汉语的博尔赫斯与纳博科夫，对中国新一代的小说家产生效应，怕是要等到进入1990年代。而且，究其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养分，与前两位亦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看来，马尔克斯应该是1960年（以《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的先后问世为标志）至2000年间，全世界最具原创力和丰富性的小说家。他某一部作品（比如《百年孤独》）的叙事风格可以被人模仿，但其文学底蕴中所兼具的厚重、敏锐与空灵，却甚少能被某个模仿者所吸纳，这就是创造之谜吧。
他的另一短篇《雪地上的血迹》堪称这半个世纪来，被译成汉语的最好的十个短篇之一。他的纪实体长篇《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则是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以来最精彩的海洋小说。而谈到《百年孤独》，很奇怪，我国文学圈内的一些人，除了模仿其叙事风格，或套用西方对该书的评价外，没人想到将其与中国的《红楼梦》作风格上的比较——或许曹雪芹的幻灭感，才真的与马尔克斯的孤寂有着某种程度的相通。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内地对马尔克斯的新作译介基本陷入停滞，据说这是马尔克斯本人对1980年代尚未加人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的中国过分无偿翻译、出版他作品的报复性举措：他拒绝向一个多年不给他的作品提供报酬的国家提供版权。
走向未来丛书地方出版社1980年代推出书籍势头最猛、最成体系的，当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此丛书旨在系统介绍西方现代思潮，与早几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形成了一种互补和相对通俗化的延续，辐射的领域是全方位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有所涵盖。丛书于1984年前后问世，至1980年代后期告一段落，原计划推出100种，最后出版了70余种。
“走向未来丛书”虽说属于地方出版社的出版规划，但顾问和编选人员的阵容却是重量级的，达到了当时的“国家队”水准。
既有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读者并不熟悉，但在出版界、新闻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文化官员，连一些做具体工作的年轻编委，后来都成了相关领域的重要人物。这种编辑人员的“高配置”与“全方位”，也使整套丛书的选题兼具了时代感、领域的专精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套学术书的发行数字都比较大，我查了一下手头的几本，大致头版的印数都在三到五万，这跟2000年以后媒体广为炒作的业内书籍头版最多印到八千一万的情形不同。
丛书中有几本是引起当时读书界、文化界乃至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看不见的手》等。而许多单科性质的翻译或评介作品，在当时也具备了很强的前导性或填补空白意义，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范坡伊森著）、《弗洛伊德著作选》、《昨天今天明天：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邓正来编著）、《西方文官系统》（李盛平等著）、《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李宝恒著）、《GEB——一条永恒的金带》（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著，乐秀成节译）、《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林一知著）、《社会研究方法》（艾尔·巴比著，李银河编译）、《人口：中国的悬剑》（何清涟著）等。而其中，类似《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查·帕·斯诺演讲集》《日本为什么“成功”》（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等书则是后来许多年内地出版界没有再版过的佳作。
一个时代流行怎样的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显现那个时代人的气质与该时代文化胸襟的大小。1980年代的人们固然由于上一历史阶段所造成的文明亏空，在对文化经典与资讯的攫取上显得有点如狼似虎，但当这种“饥不择食”一旦贯穿了一个民族长达十年的历史时，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查漏补缺意义上的小动作了。
我不知道史学界有没有人把1980年代的中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这两个时代的国民心态与文化气象作过对比，但我觉得，那大约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吧。
地方出版社出的丛书，选题广度与“走向未来丛书”近似的，有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五角丛书”。这套丛书的特点，一是选题杂而广，二是定价低，均为五毛一册（后出的一些有的涨到七毛）。开本一律采用国际流行的小32开，百来页的厚度。这也决定了该丛书普及的性质要强于专业性质。“五角丛书”的封面设计比“走向未来丛书”雅致。我自己曾买过里面的《世界100位作家谈写作》《安乐死》等几种。据有的资料统计，说该丛书“普及本出了150种，豪华本出了20种”。但所谓“豪华本”，无论从定价、开本还有篇幅厚度上，都与原来的“五角”定位相去甚远，只能算是经营上的一种品牌延伸。倒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0年代后期开始推出的一套“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到哲学、心理学等诸领域都有所辐射，更接近“走向未来丛书”。但“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从1980年代开始推出，延续至今，二十年内也就推出了50多种，规模和影响上还是小多了。
《伊甸园之门》艺术史论类的著述，在1980年代影响最著者，首推丹纳的《艺术哲学》，但该书论多于史，且又是傅雷多年前的旧译翻新，经典的味道偏浓了些。倒是史论结合得更和谐的、同为大经典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共六卷，勃兰兑斯著，张道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因为是新译，所以更抢眼些。此外，威廉·冈特的《美的历险》（肖聿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7月出版）、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也是此类书中的亮点，后者因为前所未有地反映了“二战”之后、位居世界文化前沿的美国文化，尤为值得一提。
《伊甸园之门》初版时间标的是1985年8月，译者方晓光，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论”中的一种。书还有个副标题——“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我大概是1986年或1987年在北师大的阅览室读到过它，狂读了一次还是两次，忘了，总之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书了。不知是传阅率高，还是索性就被哪个黑心的高水平的衣冠禽兽偷了。去借阅部借，条子递进去，每次都要白等二十来分钟——“全被借出了”。没有电脑的年代，时间自有另外的挥霍办法。
后来到我手里的版本，已是1996年的了，第三次印刷，加上前两次的，十年中累计印数才4000册！这虽符合院校专业书籍的发行数目，可也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印象：《伊甸园之门》作为一本书，在1980年代图书庞大的发行量映衬下，影响力是太微不足道了。
表面上看，似乎是如此。因为在我的四年大学本科期间，无论是从接触的各类人，还是阅读的众多报刊，几乎没有听到过对此书的推介。可是仅仅过了几年以后，当时间开始进入1990年代，我竟从不少人的口中得知，他们当年也曾通过借阅途径读过这本书！
初读《伊甸园之门》，不同的人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我，首先关心的是艾伦·金斯堡的事迹，其次是实验小说家（虽然当时国内还见不到亨利·米勒和约翰·巴斯的作品，也不知道译者笔下“乔治·卢斯·博杰斯”指的就是博尔赫斯），然后是鲍勃·迪伦……但如果是别的文艺青年，这顺序也可能是反着来的。
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对于中国读者的伟大，在于它为我们部分再现了整个1960年代直到1970年代“美国文化狂飙时期”的氛围。这对于习惯了翻译滞后、学院和各行业理念与资讯滞后的内地文艺青年和文化界来说，是具有“补钙”意义的。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有大约五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在技术层面，是很难从世界获得共时性文化资讯的。就如一位存在主义著作的译者所讲的，早在她去巴黎进修的时候，存在主义已经成为当地学术界旧日的话题了。而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则是这位翻译家回国数年后的事。
从时效性来讲，印量极小的《伊甸园之门》，也是当时国人所译介的关于美国文学与文化的书中，离1980年代最近的。这种“近”的意义，要到十年以后，伴随着辐射全国的英美摇滚热、流行乐热，才能部分地显示出来。还有就是，书中所描写和呈现的“垮掉派”文化，当时国内虽有译介，但都只限于单独的文本，放置在社会全景下再现的甚少。没有一个文学史或者文艺学的讲师与副教授给我在课堂上讲述这样一幕：朗诵会上众望所归的艾伦·金斯堡，对狂热期待自己的听众“麻木不仁”，他上台不去朗诵诗，却哇哇唱开了印度的宗教传说，让满场的大学生听众瞠目结舌，忘掉了平时的嘻嘻哈哈和对一切不以为然，“金斯堡来此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信仰。”对，文学家永远不可存取悦他人之心，哪怕是爱护你的人和你最亲近的知己。而作为一门艺术的创造者，你永远要不停地让人冲击极限，让所有持约定俗成认识的人吃惊。这是我当时对“改变信仰”一说的更深层思考——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美国的“垮掉派”文学，包括比金斯堡他们稍前十年出现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当代文学中最靠近身体的部分，普遍进人后现代状况后的美国文学，反而在“多元”的掩护下，更加的学院化和中产阶级体制化（连反抗都一样）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这景况既是对中国当代成长中的文学与文化的一个启发，也是一种警告。学生时代的我，当然是想不到这一层的，但《伊甸园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