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
如果以1976年为限，评选当代“影响中国”和“感动中国”的N种书，《超越自我》都应该名列其中。
1980年，正值事业巅峰的三十六岁的围棋棋手陈祖德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他开始一面作治疗，一面执笔写书，回顾自己所经历的围棋人生。这本书就是《超越自我》。
陈祖德是幸运的。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他取得了胜利，“我活了下来。我终于出了医院的大门……我体味过失去这个世界的滋味，我充分地享受着重新获得这个世界的欢乐！我的心脏在我虚弱的身子里强烈地跳动着……”（《超越自我》）病愈后的陈祖德，也迎来了全社会给予他的还算及时的荣誉。
1982年，他被授予了九段棋手称号，他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围棋界所诞生的第一位九段棋手。这一切，当然首先来自于他过去的辉煌——他十五岁时就获得了上海市围棋赛冠军，十六岁时战胜当时国内的两大高手“南刘北过”；他是第一个击败日本职业九段的中国棋手，还曾赢过著名的吴清源；陈祖德还是“中国流”布局的创始人……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文思流畅的《超越自我》，使许多围棋以外的公众，对陈祖德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本书除了对新中国围棋发展史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外，棋手本人所提倡的自我超越意识，与当时全社会的时代精神是如此的一致，以至于出版后，很快就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国连续播讲，“超越自我”四个字也很快成为大众流行语，全书还获得了中国文学长篇作品中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而这之后的陈祖德，也开始步人他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历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等职。
直到2003年6月，因中国棋手在富士通杯全军覆没，陈辞去了中国棋院院长的职务。
对于作为官员的陈祖德，聂卫平给出过一段引人争议的评价：陈祖德为中国围棋做了些事情，但中国围棋的水平有点下降。这段评语，大约也是对中国人老爱让优秀的业务人才去充当“他并不一定适合的管理者角色”做法的又一次否定。
作为棋手，陈祖德多年来的求道精神令人尊敬。他曾叹惜早年他帮助过的一位青年棋手“不用功了”；也曾拖着咳血的身体，助战中韩冠军对抗赛赛场。2005年，当中国棋手又开始拿到久违的世界冠军，他告诉乐观的媒体“李昌镐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中国棋手要想超越李昌镐就要在未来几年内不断地打败他，只要对他有冲击力的棋手越来越多，彻底扳倒‘石佛’将是迟早的事情”。这些细节中，他多年前写到的“超越”精神，时有闪现。
外国文艺丛书知道卡夫卡的《城堡》的第一个内地译本1980年头版印了多少册吗？五万当时比卡夫卡更陌生的加缪的《鼠疫》头版印了多少？八万到现在都不是太受待见的西德作家伦茨，他的《面包与运动》，1980年头版也印了八万，到了两年以后还加印了一万作为第一代本土先锋小说家们的“圣经”之一，《第二十二条军规》在1981年头版竞印了九万三千册还要我再列下去吗？这就是那个“文学热”年代外国文学译本的初版发行数字。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书，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这一套里的。
“外国文艺丛书”开始于哪一年，一共出了多少种？在今天似乎已没有一个准确的记忆了。我只知道，在整个19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除了《外国文艺》杂志以外，还有三套丛书是在全国文学爱好者中享有盛誉：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部分）合作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及这套该社独立运作的“外国文艺丛书”。
在1980年代初就能见到卡尔维诺的读者是幸福的，因为那是国内翻译、研究意大利当代文学的重点，还都主要放在莫拉．维亚和莫兰黛以及“隐逸派诗歌”上。可如果你是有心人，你是能读到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以及极精彩的《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的，因为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它的“外国文艺丛书”，几乎同步为我们引进着世界级的当代经典。
1980年代的读者和青年作家们是知道贝克特、品特、麦卡勒斯的，哪怕知道得不多，只是一两部作品，可那也是“知道”；1980年代的读者不崇拜小说家博尔赫斯，可是他们已经看过他的不少作品，但他们喜欢一个更生活化、更华彩也更愤世嫉俗的马尔克斯。1980年代，纳博科夫也不是值得作为偶像的人物，他只是一位有意思的作家，在某些中国读者眼里，他不要说去比写《白轮船》的艾特玛托夫、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他能不能跟写《渔王》的阿斯塔菲耶夫作比，都很成问题。这些，在后来的人们看来，固然可以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趣味”搪塞过去，但是1980年代的读者，确要远比十年以后才进入外国文学作品阅读的新读者视野要开阔得多……约瑟夫·赫勒、辛格、太宰治、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荒诞派、蒲宁、马拉默德、麦卡勒斯……这些名字，我们都是从“外国文艺丛书”中最早知道的。在我看来，它们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一本本没看过的书、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它们还更多地具有一种开蒙层面上的符号意义。因为有了这样的书，一个民族对文学、对文明、对人性的认识，又开始恢复了立体感，他们对自身生活的敏感，就快由冬眠状态进入到艰难而漫长却有着无穷希望的苏醒时段了。
诗苑译林整个的1980年代，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不喜欢诗的很少；喜欢诗的人里，没读过“诗苑译林”丛书的，更是少之又少。
“诗苑译林”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代初推出的一套译诗丛书，其规模之大、涉足诗歌史范围之广、译笔之精良，为共和国成立以来诗歌出版物中所罕见。从古希腊、古印度诗歌，到日本的俳句、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诗歌；从彼得拉克和但丁，到葡萄牙现代诗歌和美国当代诗歌，均在选题勾画的范围之内。丛书大致分三大系列：或以译者为经（如《戴望舒译诗集》《梁宗岱译诗集》《朱湘译诗集》），或以国别、时代、特殊诗体为经（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日本当代诗选》），又或以作者为经（如《普希金抒情诗选》《英国湖畔三诗人选集》），三者偶有作者或诗篇重复，却也是不同的译本，．恰可供读者互为参详。
“诗苑译林”的发行和流布途径很广。仅以我手头的收藏为例：
《法国现代诗选》我得自于北师大；《北欧现代诗选》、《叶赛宁抒情诗选》分别购于下午和傍晚时分的王府井书店；《西班牙现代诗选》
是我某个冬日的上午去天津小海地看一个老同学，路过一家小书店买到的；《日本当代诗选》在北魏胡同搜到，忘了具体时辰；《法国七人诗选》则是早先在大学的图书馆读完，但后来一直没有买到，只好借了别人的来复印……读过的“诗苑译林”丛书中，属于“极品”的有以下几种——《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戴望舒译诗集》、《梁宗岱译诗集》、《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杨苡译），译者或为翻译家中的文采卓然之士，或为诗人中的博学者，译本在达意和传递诗歌之美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
罗洛译《法国现代诗选》、陈实译《聂鲁达诗选》、申奥译《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陈耀球译《苏联三女诗人选集》。北岛译《北欧现代诗选》、江枫译《狄金森诗选》均为难得的佳译。它们与上述“极品译本”的区别，也仅止于诗意在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尚未臻化境。
表现良好，但语言上略微显隔的译本是：孙钿译的《日本当代诗选》、郑敏译的《美国当代诗选》、王央乐译的《西班牙现代诗选》、丁鲁译的《叶赛宁抒情诗选》、蓝曼译的《谢甫琴科诗选》等。
著名的译者里，戈宝权和查良锋的译笔都使我失望，读了没感觉，虽然我是后者晚年诗作的忠实爱好者。周煦良译的霍思曼的诗集《西普罗郡少年》是我的一个心痛——1989年离开广东时脑子一热送人了，多年来却再难访到，写诗的同龄人里读过它的似也不多，但那本薄薄的集子，却实实在在教我从“隔”的译文里领悟到了一种陌生的异域诗家境界。记得总目里还曾列过一本程抱一翻译的《里尔克诗选》，可惜，一直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该书。当然，这些只是个人阅读的感受，换了别的人，对读书评价截然相反也是有可能的。
印象中，“诗苑译林”在1987年达到它出书的顶峰。总目也由初期的30多种增加到80余种。其后，因为湖南人民出版社撤并，丛书基本终止。只有个别书目在1990年代初，挪至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旗下又出了几种，封面依然标注“诗苑译林”的小字标志，但当年每本“人民版”丛书末尾处所印的“总目”却已不见，分明已是另一番光景。二十多年以来，地方出版社能像湖南人民出版社那样，如此兴味盎然地出版翻译诗集的出版社也只有2003～2004年的河北教育出版社（漓江社的译诗集大多为诺奖丛书系列，故属另外情形），不过后者总体规模略逊，且译者阵容跟“诗苑译林’，也明显不在一个档次，有着犹如翻译爱好者与翻译家之间的差距，至于写诗的人能从中得到多少养分，实不敢妄言。
尼克松《领导人》
因为没有过准确的数字统计，我们不知道理查德·尼克松是不是在中国出书最多的西方前领导人，但无疑，他的书在中国内地读者中，得到了相比西方其他政治领袖著述中译本更多的关注。至少，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以下这些尼氏著作的中译本并不陌生《尼克松回忆录》《领导人》《1999：不战而胜》《在角斗场上》……一位美帝国的“先帝”，一个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这种政治学上的定位，对于一向喜欢关注天下大事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在他们心中，还有一个对尼氏的定位要排在上述定位之前：
尼克松是二战以后，第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友好，并建立起明确的外交往来途径的美国总统。和曾经的斯诺一样，他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虽然他的政见中，有许多会令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和困惑。
“水门事件”对于当年的中国读者来说，“不幸”的印象要大于“丑闻”的印象。一个朋友因为这件事丢了职位，这就是许多中国老百姓对这件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突发事件的朴素感受。而对于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读者愿意看看他写的什么，当然也更好奇地想知道，他是怎么看待周恩来、毛泽东、蒋介石，以及像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这样的各国领袖。也正因此，《领导人》的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3年出版），头两次印刷就达到了六万五千册，这还没有算和它几乎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中译版本——《领袖们》。
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导致了《领导人》在中国的畅销。那就是更年轻的一代精英，渴望从这本著名政治家写的书中，寻求成为杰出人物的秘诀与途径。这种迫切的热情导致大家当时对这类著述最关键的两点有所忽略：一、政治精英虽然也是社会精英中的一分子，但由于其自身领域的特殊性，其成败的衡量尺度和经验，与其他领域有着太多的不同；二、杰出的政治家虽然相对说来，都比较善于在谈话和著述中高屋建瓴，但他们永远不会在言辞中揭露自己行业的秘密以及事物残酷的表象，哪怕作者是读者的“朋友”。
这既说明了一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上的“阳光”与旺盛的求知欲，也反映了人类群体记忆的健忘。一个刚从复杂的混乱年代走出的民族，在许多时候，其注视事物的眼光，仍是纯真的。
《中国哲学简史》
内地的高中课程里没有中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内容，加上整个1980年代，除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外，并没有专门介绍西方其他哲学的课，所有的中外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能在历史课本的角落里偶然露一小脸已算高规格的待遇。所谓“哲学”和“哲学史”，对于许多青年读者来说，都是神秘的。而当时能见到一两种中国哲学史，多属于高校教材，还带着前一历史阶段强烈的阶级斗争说教与定式思维，十分枯燥、乏味。
《中国哲学简史》是1947年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讲稿，没有中文版本，1948年后以英、法、意和南斯拉夫文字在海外出版。后由冯的学生涂又光先生译成中文，1985年2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印数即为三万四千册。
冯友兰一生写过长短不一、好几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对这本书，他有一个自我评价，认为这本简史篇幅虽不及其他的大部头哲学史，但却并不是自己大部头著述的节略，而是自成一格之作。“研究中国哲学，以为导引可也。”
冯友兰一生正面性的哲学成就，除了创建他新理学体系的“贞元六书”，当属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而本书在冯氏所著多种哲学史中，也居一个特殊地位：一是当初因为是给外国人讲课，语言相对通俗、平实，更显“西化”一点，这倒比他当年用母语写的一些著作，更对当代读者的胃口；二是此书成书时冯已五十二岁，个人学说已然完备，正值学术巅峰，而且此书后来因为长期没有中文版本，倒也躲过了著者在若干敏感历史阶段的“自我清理”，自有一股学术上的元真之气，非常适合青年学子捧读。我周围的一些同龄人，就是通过这本书走近中国哲学，走近冯友兰和他的“三松堂”著述的。
冯是一位有爱国激情的知识分子。当代以来，人们对于他基于“阐旧邦以维新命”在学术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有着多种多样的认识、反省和理解，但要想真正认识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人物，唯有以人性和形而上的双重角度，深入到他曾置身的历史真实，才会对他的选择有严肃的体察，而不致陷于武断的判断。应该说，这本“简史”给人们提供了进行这种探究的小小切片。
弗洛伊德热在我2006年的书架上，能随手找出的1980年代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并不比任何一位中外文豪的书少。《梦的解析》《图腾与禁忌》（此两种均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翻印的台湾译本，1986．年2月出版，我于4月份买到），《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有弗洛姆相关著作两种——《弗洛伊德的使命》（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些书都是在1986—1989年购置的，如果算上在青年读者中可能流行更广、更容易找到，自己当时为省钱刻意没有去买的《少女杜拉的故事》《爱情心理学》，弗氏著作在1980年代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
别忘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书，还只是当时内地出版的与弗氏有关书籍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