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位云南批评家著述为中心的考察
云南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和大地品质，是批评界素来关注的核心主题。尤其是云南本土的批评家，更以其深沉的家园情怀，对由多种审美元素构成的云南精神，作了全面聚焦和深度阐释。近年来出版的云南文艺批评论著，对云南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现代性作了持续研究，形成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它们对丰富云南文学审美经验，助推云南作家冲击中国文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合力共进的良好格局。本文试以近五年来云南批评家出版的几部文艺批评论著为观察点，探究他们阐扬云南精神人文内涵的心理动因、研究路径和理论贡献。
一、宋家宏：云南当代文学的阐释与建构
宋家宏在文艺批评界广为人知并非始于他的云南文学批评，而是源自他在张爱玲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作为一位长年研究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批评家，宋家宏在进入云南文学批评领域之初就有着厚实的学术基点。他的研究视角、学术判断都力图以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参照，以此探析云南文学创作的优势与薄弱环节，呈现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于2011年出版的《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综论》一书，在理论建构和作品评析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宏观方面，他提出了“二十世纪云南文学”的整体概念，把云南文学放置于统一的历史背景下考量，在此基础上，为“两个传统、三次浪潮、四代作家”的理论命题提供了合法性。云南文学的两个传统即“城市与现代”、“边地与民族”，它们极富高原特色并一直贯穿于云南文学发展的历程。宋家宏正是沿着这条路径穿过历史的迷障，进入云南文学的历史深处进行深度开掘，厘清其发展源流。上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强势入侵，西方现代文化开始植入云南文学土壤，某种程度上为云南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作了铺垫。“五四”运动为云南的新文学青年提供了精神启蒙，他们的创作紧跟时代节拍，有力地推动了云南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云南成立西南联大，一大批当时顶尖级的文化精英为云南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文学营养。这些外在因素都促进了云南文学“城市与现代”特征的形成。直至世纪之交，随着一批在城市文明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写作者登上文学舞台，城市文化已构成了他们重要的文学书写场域，“城市与现代”的传统再次被接续。与此同时，云南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作家采撷不尽的富矿，边地旖旎的风光，崇山峻岭之间坚韧的人性世界，也是作家关注的兴奋点。从艾芜写作《南行记》，到建国后入驻云南的军旅作家群，他们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爱的哲学”，以及对边疆地区原生态生存景观的描摹，无不凸显出云南文学“边地与民族”的特质。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中，“边地与民族”这一传统都未曾断绝，影响及于后世。宋家宏回眸二十世纪的云南文学发展历程，振奋于它曾经的辉煌成绩，并试图唤醒人们对云南文学、电影、歌舞等历史经验的重视。
如果说对文艺史的回顾是为了获取前行的坚定动力的话，那么对同代人创作的关注，以及对文学批评自身建设问题的反思，就更能彰显出一名批评家的职业素养和学术品格。回溯宋家宏二十余年的云南文学批评实践，在涉及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评析、文学现象论争时，他的声音无疑是最有力的。比如于坚的长诗《0档案》刚出来时，引来文坛一片责评声，在于坚面临四面楚歌之际，宋家宏发表了《识别<0档案>》一文，对于坚诗歌中张扬的先锋精神给予热情评价，以一名批评家的敏锐和责任，为同代人的艺术探索精神呐喊助威。后来的事实证明，诗人和批评家都经受住了时间法官的检验。当后来名播云南文坛的“昭通作家群”还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时，宋家宏就对那片寒荒土地上以文学挑战命运的作家们给予热切关注，其中对夏天敏、潘灵、雷平阳、樊忠慰、胡性能等作家的评论，更是渗入了他人生与艺术的多重体验。在云南的批评家中，宋家宏应该是对文学批评的自身建设最为关注的一位，他先后发表了《重建云南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陷落》、《关于云南文学批评》和《重返批评的隧道》等系列文章，以峻切的语调，流露出对云南文学批评界后继乏人及自身建设滞后的忧虑。
二、纳张元：民族性、地域性的坚守与超越
2011年出版的文学论著《民族性与地域性——云南文学永远的信念坚守与梦想超越》，囊括了纳张元近年来在民族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书中辑录了几篇解读彝族创世史诗《天地人》和提炼南诏大理文化特质的论文，可看出民族民间文学在纳张元理论背景中的重要性，他的知识谱系既有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基因，又有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兼批评家，纳张元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均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在《冲突与消解——逼近世纪末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他着眼于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规范、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人性自身的善与恶，以及作家个体挣脱‘自我’等方面出现的四个冲突，对世纪末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征进行细致归纳，达到了同领域批评的较高水平。《生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吟——逼近世纪末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一文，则从守望精神家园、辛劳创造物质财富和渴望回归自然等方面，对作家的创作主题作了解析，可谓知人论世，文理兼备。除了宏观的理论瞻望外，纳张元对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诗歌的解读，也体现了对高原气质的特殊偏爱。尤值一提的是以“民间”视角观照云南文学创作的《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对新世纪云南部分作家作品的一种解读》一文，可视为纳张元到复旦大学跟随著名学者、“民间”理论的提出者陈思和教授做访问学者的成果之一。该文从写作题材（讲述边地老百姓的故事）、内容（揭示边地人的生存本相）、语言（方言土语的广泛运用）到思想（自然至上的价值取向）论述了云南新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侧面，揭示了这片民间大地上的藏污纳垢性与新鲜活泼的民间情调杂糅共生的文化景观，不失为研究云南文学的一种新颖视角。
有责任感的批评家注定不会一味为作家唱赞歌，他们比普通读者更多一份对文学走向更高境界的急切感。在《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中，纳张元论述了重新建构“多民族文学史”的紧迫性，而《大理小说创作症候分析与复调式突围》，则体现出他对大理小说写作急欲突破瓶颈的忧患意识。在本书的同题论文中，纳张元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在汉文化挤压和全球化冲击下的处境感到担忧，提出了饱含民族忧患意识的观点。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首先要承担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突破视野的狭窄和知识结构的单一，用全球化的视角与胸怀阐述本民族的传奇，用全面而丰富的知识来建构本民族的精神大厦。第二，要珍惜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既要有优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又要加大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力度与提高作品翻译的质量。第三，要具有入世精神，积极关注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心理嬗变所引起的阵痛和困顿，始终具有一种保存和解读自己民族文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第四，要加强现代传媒推介，在提高作品深度的同时扩大云南品牌的知名度，通过彼此间的优势互补，实现传播效能的最大化。这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观点，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所作的倾心思考，只有这样，云南的民族文学创作才能有效整合资源，打造出既有现代性又保持民族特性的新兴文学。
三、黄玲：民族归属与文化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