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
无奈翁同龢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
光绪知己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适当讲授应时知识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帝德如天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教育成果初显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毓庆宫被撤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帝党集团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仅凭这层关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翁同龢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
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
光绪元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联名向都察院控诉。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刑部右侍郎翁同龢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
大哥犯错被劾
咸丰九年，安徽巡抚翁同书（翁同龢大哥）任安徽巡抚时，于定远被捻军和太平军围困之际，弃城逃跑。此事未平，第二年，寿州的团练首领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叛变朝廷，反攻寿州。翁同书为招抚苗沛霖，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宽恕了他的作乱行为，但苗沛霖的目的达到后，并不投诚。尽管翁同书处理苗氏案子，说“其中难处，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因其先是丢失疆土（弃城），继则被贼寇玩弄，依据律例，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写此折的正是时在曾国藩幕中任事的李鸿章。
公报私仇说
有了父兄这一段恩怨，于是，人们把后来翁同龢在李鸿章兴办北洋用钱之时，而翁借故财政支出困难为由，处处予以限制，归结为翁同龢“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上，翁氏的确因为财政困难为由，限制了北洋水师的经费支出，并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
蕞尔小国
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所以拼命主战，相信清末另一位状元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的高调，以攻击李鸿章避战求和。甲午开战后，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恐慌之中命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的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记载：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情况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翁同龢在一重大问题上，处理是否得当，至今仍然受到颇多争议。这就是甲午之战北洋水师的失败，被很多论者认为是因为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长期克扣甚至拒绝给李鸿章拨款而导致的。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又来自于翁同龢和李鸿章的“公报私仇”。一时间，在晚清政坛，当时就有攻击他们二人关系的流言蜚语。比如，“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生于合肥，官至大学士；翁氏则生于常熟，时任户部尚书）的讽刺对联。
李鸿章不能推卸的责任
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经费支出需要为全盘考虑，这也是事实。奏请停止购船械是1887年，为了堵住黄河郑州段决口，而改《海防事例》为《郑工事例》。当时，曾规定各省嗣后两年内暂停向外国购买船舰。工程结束后，鉴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并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所以户部也就没有拨款。及至甲午战争前和甲午战争中，翁同龢曾代表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的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后来事实证明并没有用于甲午战争。
翁同龢不应背黑锅
作为帝党主谋的翁同龢和作为后党核心的李鸿章，在政见上确实不合，而且在另一种划分中，翁氏是作为与洋务派对着干的清流党出现的。但是，把翁李二人的政见不同，归结为私人恩怨，则是把民族大义庸俗化的一派意见。而把军费问题当成战败的理由，并进而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则是转移视线的片面见解。
状元之腹
翁同龢和李鸿章在私人恩怨上，的确存在一段故事。但是，晚清政坛互相的攻击或者参劾并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严重，甚至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只要是按照大清律例，查有实据，自己的亲属被人搞下了台，甚至砍了头，这是经常发生的官场恩怨。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仅仅是推测翁同龢因为其兄被李鸿章参劾，所以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那么就是以当今小人之心，而度当年状元之腹了。
一生最亮点
1898年，翁同龢参与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维新变法，是其一生之最亮点。其维新举措，体现在对维新派最直接的鼓励和支持上。其一，他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其二，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其三，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其四，采纳康有为等人的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其五，与康有为结下友谊，亲自拜访并挽留康在京城商议改良；其六，亲自草拟定国是诏。
士志于道
作为两朝帝师，翁同龢期望通过自己与皇帝的私交，推动其理想的实现。可是，这个皇帝，从小就胆小怯懦。这是翁师傅自己教出来的弟子，居然他也会认识不足。时人谓光绪帝“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此人是注定办不成大事的。不过，光绪帝曾经非常看重翁同龢。1898年5月末，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病重，慈禧携光绪帝去恭王府探视。光绪帝与恭亲王单独交谈时，谈到了即将实施的新政。恭亲王问及主持新政的人选，光绪帝答是翁同龢。
典试陕西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挥毫泼墨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屡次充任考官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书法名世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
藏书颇丰
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所藏南宋《松桂堂帖》，为明末睢阳袁枢（袁可立子）、袁赋谌父子家藏精品，得以流传至今。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
伤心到盖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翁无恤典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翁同龢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庆王请示丧葬典礼规格。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的光绪帝竟至大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又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