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预备实施新宪法，特设宪政实施筹备处，公布办事规则八条，并令各部增设宪政实施委员会，后各部宪政实施筹备委员会陆续成立。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以邹鲁、廖仲恺、于树德组织对外委员会，就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庚子赔款四个问题编辑出版物，进行广泛宣传。
2月3日东三省保安司令张作霖和奉天省长王永江曾向日本当局提出收回关东州（辽东半岛）裁判权要求书，因日本朝野反应激烈，对奉形势不利，忽借口要求书手续有问题将其收回，并称此要求书完全出于中日交涉署的独断专行，已予谴责。
吴佩孚在上海购买两艘外舰，更名“明德”、“宝仁”，驶往汉口。
广州发生手票风波
2月4日广州发生手票风波本月初，广州大本营在总商会举行各界大会，为解决年关军政所需各项费用，议定由广州地方善后委员会、广州总商会等联合发行“善后短期手票"50万元。本日，财政局将手票32万元发给各军。军人持手票购物，因商店主未见商会通告，大为惊疑，产生多起争执。某商店因拒收手票，与两滇军士兵发生口角。店主鸣笛召来商团团丁，开枪打死两名士兵和两位行人。商店亦自是日起罢巾。8日，广东大本营财政部、军政部商议另订劝销手票办法，并由叶恭绰、廖仲恺、杨希闵等联合发出布告，劝商民复业。10日，全市复业。其后，手票由商团、警察挨户劝销，仍窒碍难行。于是，由公安局出面，同总商会协商规定：以商店有无铺底为标准，按其租额派销手票，无铺底者租额1元派销手票2元；有铺底者租额1元派销手票4元；自业铺户照征收租捐办法，按每月缴纳警捐额数派销加五倍，作为一个月的租捐额数。此办法由20日起施行，手票风波由此渐渐平息。
孙中山令国立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派邹鲁为该校筹备主任。，
2月5日预期三天的基督教联合大会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举行，各地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代表225人到会，分宗教教育、暑期学校等20组讨论，决定扩充联合会会员范围等案。
驻厦门的福建漳厦镇守使臧致平收到消息说在厦台湾人有联络民军袭击厦门的企图，命令军警搜查台人枪械，本日发生交火，打死台籍人七名。日本领事提出严重交涉，并请日政府派海军到厦门示威。
2月6日中日订立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协定根据日本议会上年3月20日通过的拨一部分庚子赔款举办对华文化事业的议案，北京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务局局长出渊胜次在东京订立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的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庚子赔款资金主要用于为中国人开办的文化事业，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和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如款项有富余，还应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在广东设医学校及附属医院，由中日双方各10人组成评议会，会长由中方担任等等。此外，日本在山东已设立的学校、病院及其他日本团体在华经营的文化事业，其补助费在有关山东项目下的资金支出。按照协议规定，北京国立七所高校北大、师大、医大、美专、工大、农大、女高师派遣学生46人于3月24日至4月21日在日本作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活动。
此期间，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局参赞朝冈健先后抵上海、北京，拟以庚款与中国合办研究所、图书馆等。4月22日，中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中国科学社等教育、学术团体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会议，就日本外务省拟以庚子赔款全办中日文化事业问题展开讨论，随后发表宣言，主张由中日设立文化事业理事会主持一切事务，理事中日各半，理事长由中方担任，否则拒绝参加合办。
不久后，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等人提出，应将“对支文化事业”字样改为“中日文化事业协进”字样；中日文化事业协进会内设理事会，由中方11人、日方10人共同组成，且该组织不宜附设于任何政治、外交组织之下，政治、外交人物亦不应做该会理事。7月7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年会通过反对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议案，决请政府速与日本交涉，取消“对支”文化事业的协定，但未获答复。本年底，日本方面取消了“对支”二字，在亚细亚局内设立文化事业部，以处理庚款及日中文化交流事宜。但关于日本用庚子赔款与中国合办文化事业的协定直到1925年才正式签字。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成立
2月7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成立本日是“二七”惨案发生一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九条铁路工会的2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以孙云鹏为委员长。成立宣言中提出四项宗旨：（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的福利。（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除工人互相间的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会议还号召工人阶级努力促进国民革命，反抗军阀、官僚的横暴压迫和外人的侵略。会议还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
中华医学会在南京举行第五届大会。
筹备黄埔军校
2月8日筹备黄埔军校蒋介石、廖仲恺筹备黄埔军校，讨论招生事宜，10日确定招生名额324名，其中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12名，湘、粤、滇、豫、桂五军每军15名，国民党先烈家属20名，另招备取生50名。招生工作委托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回籍后代为实施。
邹鲁刊发启事，征集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72烈士事迹。
2月9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主持召开财政会议，决定调查全省收入和各军截留税收情况，11日因财政不统一，决定湘、豫等第二路联军暂缓北伐。
2月10日孙宝琦和平统一主张破产孙宝琦自1月出任国务总理后，以奉行宪法、和平统一为施政方针，试图消弭江浙齐、卢矛盾，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本日，齐燮元、冯玉祥因直系各派倾轧内阁，拟发起召集巡阅使、督军会议来解决问题。孙宝琦在阁议中决定将齐、冯所倡会议扩充范围，提出召集吴佩孚、齐燮元、卢永祥、萧耀南、冯玉祥、孙传芳、杜锡硅等共商和平统一问题，未获结果。11日，孙在私宅邀集阁员讨论和平统一运动等问题，并准备游说各省，但遭到阁员反对。14日，孙宝琦发起和平大会，分别致电孙中山等反直各派领袖，要他们派员来参加和平大会。孙中山未予回答。孙又连续致电张作霖，并派人前去游说。张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认为北京政府打出和平招牌，是谋离间反直同盟，希张予以警惕。与此同时，孙宝琦特派代表劳之常于17日抵沪，赴浙江与卢永祥协商和平统一。27日，劳邀集苏、浙和平代表张一磨、黄以霖、史量才、盛竹书等协商和平事宜。但孙宝琦所有这些努力，既无法消除战争的根源，也未使各派之间矛盾获得丝毫缓和。他本人与曹、吴军阀间的关系也渐趋恶化，和平统一倡议也便自消自灭了。
齐燮元、冯玉祥发起巡阅使、督军会议，被吴佩孚认为有军人干政之嫌，因而中止。
冯玉祥部官兵1200人接受基督教洗礼。
在东京编辑出版的《台湾民报》第2卷第2号刊有《对于教育界的不满》和《台湾病史》，被认为有反日嫌疑，禁止在台湾发售。
有肋余成员的台北高山文社举行建社二周年大会。
北京政府调解海军将领纠纷
2月13日北京政府调解海军将领纠纷原广州政府舰队司令温树德，本年1月因受吴佩孚密使柳仲乘的策动，叛离孙中山，率舰八艘驶往青岛，投靠北京政府。这一举动引起驻沪、鲁一带海域的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杜锡硅的疑忌和不满。本日和18日，杜锡硅两次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温树德部海军侵占烟台杜部练营，且有谋乱之意，请予拿办。北京政府接电后，于20日派交通总长吴毓麟赴洛阳，后赴南京，调解二人纠纷。此举表面上是调解杜、温二人矛盾，实际上是调解此纠纷背后齐燮元和吴佩孚之间在对浙江问题上的矛盾，以巩固直系内部的团结。
此时在吴佩孚处的温树德向吴毓麟诉苦说：当其率舰北归时，北京政府曾答应由胶澳海关拨海军军饷15万元，并拨还欠饷60万元，又允任命他为海军总司令，后屡经请求，仅拨欠饷50万元，月饷5万元。温的言谈话语间透着不满。为了稳住温树德，吴毓麟致电曹锟，转告吴佩孚之意：从速任命温树德为渤海防御使。24日，吴毓麟抵达南京，向齐燮元转达北京政府的意见，劝齐与吴佩孚达成谅解。经协商决定：温为渤海防御使，名义上归杜锡硅节制，由胶济路按月拨饷5万元。但此议却遭到胶济路日本会计长佐伯彪的反对，后者拒绝签署支单。
3月1日，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海军少将；温所属各级军官名单交杜锡硅呈中央任命；温部舰队的粮饷商由山东省督理、省长妥筹拨付。同日，驻闽海军警备司令杨树庄召集各舰长会议，反对温树德出任渤海舰队司令；推海宁舰长陈世英赴南京见杜锡硅。杜本人也于2日、3日两次密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和海军部，不同意渤海舰队司令的任命。4日，杨树庄命林永谟为驻东海陆战队总指挥，率舰四艘占领温树德所驻的东山县。
此期间，日本政府因温树德争夺胶济路盈余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并令佐世保第一舰队派舰21艘驶近青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不得不继续采取调和政策。，在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后不久又授杜锡硅为海军上将。但二人之间的矛盾显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北京发生英人被打伤事件
北京发生英人被打伤事件本月9日，丰台车站英籍稽查员白塞尔被中国军人陈国贤怂恿卫兵殴打致伤，北京政府军事处及外交、交通两部曾派人前往调查。本日，驻京英使派员到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惩办凶手。陆军军法处判决陈国贤监禁10个月，后改判28天。此判决引起英方不满。3月13日，英国公使麻克类声称奉政府训令，要求重新审判此案，并要求允许英使馆派员观审。27日，麻克类再次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对陈国贤殴伤英员事处理失当，是有意庇护。4月18日，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英使麻克类在外交部会晤，顾答应重审陈国贤，允许英方派员旁听。其后，顾维钧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英使迭次照会催问陈案办理情形一事，经议决由主管机关迅速办理。6月23日，北京军法裁判处重审陈国贤一案。结果以被殴英人不能指认陈国贤是否殴伤自己的凶手故，认陈无殴打洋人的实据，判决陈无罪释放。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案。
北京众议院召开特别委员会审查弹劾王克敏案，理由为违法发行使领库券500万元和试图通过金法郎案，15日投票表决，因宪政党袒护王，弹劾没有通过。
2月14日应荷兰、德国公使要求，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同意发还两国水线公司在上海的财产。
2月15日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在应美国使馆邀请赴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其司机违章使用闪烁灯，警察阻拦，被冯的卫兵殴打。19日，公使团照会外交部请予注意。
连横主编的杂志《台湾诗荟》在台北创刊。
2月16日康有为写信给庄士敦，请转溥仪，报告游说陕、鄂、浙等地情况及黔、滇、皖、赣、洛等动向，以年逢千载不遇的中元甲子、立春为元日“三者合符”吉兆，天下或有“旋转”之机，暗示有复辟希望。
连横在台北讲孔子大同说，遭日警于涉。
2月18日湖南发生修宪与附北之争本年初，北京政府所制宪法业已完成，预备付诸实施。吴佩孚暗中指使湖南岳州警备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葛应龙疏通岳州商会、县议会，提出取消湖南自治的倡议。1月11日，二会发电要求取消自治。与此同时，吴派私人代表马济至湘，以促湘省取消自治。本日，吴佩孚直接致电赵恒惕，令其取消自治。赵恒惕复电说，废弃省宪一事，拟于本年4月召集大会，以改议自治法求其解决。吴认为赵无取消自治的诚意，于是边函电诘责，边派葛应龙及岳州军法处长谭道南驻长沙，对赵施以胁迫。赵恒惕不得已，通电各军官务于3月1日集长沙开军事会议。随后，吴佩孚提出“湘省北归条件”30条交赵恒惕在会上讨论，主要内容是取消省宪和由直军驻防湘西。因为湘西出产烟土，又为云、贵烟土出口要道，为湘军惟一财源，赵恒惕认为吴佩孚的条件不能接受，自治亦不能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