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罗亚继承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传统。叙事给人以真实与亲切之感，并且注意细节与对话；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于平凡生活中体现出使命感和对未来的希望。
图尔松·扎德·密尔佐
（1911~1977）苏联塔吉克诗人。1911年5月2日生于卡拉达格，1977年9月24日在杜尚别逝世。他出生于一个木匠家庭，曾在契卡人员为贫苦儿童办的卡拉达格寄宿学校上学，后就读于塔什干师范学校和塔吉克教育学院。毕业后任塔吉克《共青团报》编辑部秘书。1930年开始发表诗作，第一部诗集《胜利的旗帜》于1932年问世。诗歌作品《致缔造者们》（1934）、剧本《判决》（1935），长诗《国家的太阳》（1935）和《秋与春》（1936）获得好评，决定了他各种体裁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他的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又带有东方诗歌的浪漫主义激情和格言风格。
1936年，他与杰霍季合作创作了戏剧作品《霍斯罗夫和希林》，1939年完成了塔吉克第一部歌剧剧本《沃新起义》。同年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题材的《诗选》出版。诗歌特写集《古萨尔山谷》（1940）概括了诗人对于他的人民革命前历史的想法和感觉。
卫国战争期间，图尔松-扎德创作了许多有名的诗篇，如《母亲的许可》（1941）、《从来不》（1942）、《仁慈的姐妹》（1941）。他还发表了史诗性长诗《为祖国而战》（1941，与杰霍季合著）和《祖国的儿子》（1942），作品表现了塔吉克战士的英雄主义，表达了诗人对战争，对苏维埃人的力量，对各民族友谊的思考。1943年，他根据民间传说创作了诗剧《塔希尔与祖赫拉》。他1941年入党。
战后，图尔松一扎德积极从事社会活动，1946年当选为塔吉克作协理事会主席，并任塔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同时，他又积极而富有成效地从事文学创作。1945年发表长诗《莫斯科来的未婚妻》，组诗《印度叙事诗》（1947~1948）被授予1948年度斯大林奖；作品描述了普通的印度人、阿富汗人、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的多舛命运，揭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人民的压迫和暴力，记叙亚洲各国人民为反抗西方“文明传播者”所作的斗争。1950年，诗人又发表了组诗《我来自自由的东方》，作品在主题上与《印度叙事诗》紧密呼应，记叙了他在巴基斯坦、越南等国访问的印象，及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50、60年代，诗人还创作了反映塔吉克人民生活和社会变化的长诗《赶车人哈桑》（1954）。长诗《亚洲的声音》（1956，与《赶车人哈桑》同获1960年度列宁奖），记叙了英、法、以色列三国1956年侵略埃及的事件，表达了亚非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呼声。长诗《永恒之光》（1957）充满诗人对亚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哲理思索。长诗《我亲爱的》（1960，1963年获塔吉克鲁达基国家奖）。表现了诗人对个人，社会，对生活的意义。公民理想和信念的思索。1970年发表长诗《从恒河到克里姆林宫》，讴歌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描绘了列宁的形象。
图尔松-扎德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9~1977）、塔吉克共和国人民诗人（1961）、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77）、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尼赫鲁国际奖获得者（1967），1967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威廉斯·田纳西
（1911~1983）美国剧作家。原名汤姆斯·雷尼尔·威廉斯（Thomas Lanier Williams）。1911年3月26日出生于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哥伦布城，1983年2月25日逝世于纽约。他父亲是流动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这个有文化教养的人的家中度过的，后来随父母迁居圣路易斯城。高中毕业后到密苏里大学就读，并开始勤奋地写作，曾获得散文奖和诗歌奖。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到一家鞋厂里干活。白天劳作，晚上写诗、剧本和短篇小说。由于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得了神经衰弱症，到居住在盂菲斯市的外祖父家疗养，在那里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开罗！上海！盂买！》，于1935年上演，大大激发了他进行戏剧创作的兴趣。
从1936年起，他又先后进几所大学就读，后来干过各种杂活，直到1940年获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后才得以专事写作。《玻璃动物园》于1944年在芝加哥上演成功，翌年在百老汇连续演出561场，使他蜚声美国剧坛。嗣后他的剧本接踵问世、主要有《欲望号街车》（1947）、《夏天与烟雾》（1948）、《玫瑰黥纹》（1951）。《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5）、《琴仙下凡》（1957），《可爱的青春鸟》（1959）、《蜥蜴之夜》（1962）和《牛奶车不在这儿停了》（1964）等。他还是小说家和诗人，出版过长篇小说《斯通太太在罗马度过的春天》（1950）和《莫伊斯与理性世界》（1975），六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回忆录。但他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曾多次获奖，其中两次荣膺普利策戏剧奖。四次获纽约剧评界奖，1969年获金质奖章，1979年被列入戏剧名人堂，1982年获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不幸的是，他后来猝死在纽约市的一家旅馆里，医务人员发现他喉部卡着一个药瓶盖。他弟弟达金·威廉斯说，他哥哥的死是“他又染上吸毒恶习的结果”。
威廉斯是有代表性的南方剧作家，一生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作品大都以南方为背景，写南方的没落，充满了怀旧情绪；剧中人物多是不得志的小人物。他塑造的失意的南方女性更是鲜明感人。是他对美国戏剧的一项重要贡献。他敢于独辟蹊径，大胆进行探索，将电影技巧和其他艺术手段移植到戏剧舞台上来。
《玻璃动物园》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危机问题。被丈夫摈弃的女主人公阿曼达沉湎于对结婚之前幸福生活的回忆之中，但现实是残酷的，儿子不满现状离家出走，女儿因腿瘸蜗居家中，而丈夫又杳无音信，使她要将这个濒于崩溃边缘的家庭箍在一起的种种努力付之东流。作者通过阿曼达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奋斗不息的，令人同情的南方母亲形象。剧中有明显的自传成分：阿曼达跟作者的母亲的遭遇有相似之处；剧中弱不禁风的少女罗拉的原型是作者患精神分裂症的姐姐露丝，后者长年缠绵病榻，迄今还活着；剧中汤姆正是作者的化身。
遐迩闻名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是成廉斯最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佳作。该剧以南方为背景，写日趋没落的南方贵族后裔白兰琪小姐一生的坎坷经历以及最终被送进疯人院的悲惨结局，成功地塑造了白兰琪这个最有典型意义的遭受欺凌的脆弱南方女性人物形象。杜波依斯家族的败落、白兰琪丈夫的自杀，她自己的不检点。使她失去归宿。沦为娼妓。但她依然眷恋过去，遐想着自己是大家闺秀，幻想去做贵妇人。因此不倦地跟命运搏击，但她的情人因她过去的丑闻而抛弃了她，她那像野兽一样粗暴的妹夫斯坦利强奸了她，使她的幻想破灭，精神崩溃了。白兰琪的不幸遭遇是失意妇女的悲剧。她是那个弱肉强食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热铁皮屋顶上的描》一剧重点写金钱、情欲与死亡等问题，故事围绕着争夺遗产而逐步展开、特别成功地塑造了玛吉这个与他过去塑造的许多女性人物迥然不同的舞台人物形象。她是一只贪婪的“猫”，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她撤谎、进行欺骗，为了得到遗产而宣布自己怀孕了。金钱把这个家庭弄得四分五裂，尔虞我诈、家庭解体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威廉斯受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和D·H·劳伦斯的生命力说影响，相信人的生理本能支配着人的一切活动，即“里比多”能给人以力量，又能毁灭一个人。他大胆地向“禁区”突破，在自己的作品中写暴力、强奸、阉割、同性恋、吸毒、酗酒等病态现象，无疑对认识那个社会有一定意义，为他赢得了不少年轻的观众；但这也使他的作品颇遭訾议，因为这方面过多的笔墨有意无意地冲淡了作品的社会内涵。
椎名麟三
（1911~1973）日本作家。1911年10月1日生于兵库县，1973年3月28日病逝于东京。真名大坪升。读小学时、父母困感悄不合分居，在读中学时父亲拒绝提供学费，被迫辍学。短篇小说《神的丑角》（1955）中，详细描述了他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后来，他浪迹天涯，先后当过水果店小伙计、火柴厂勤杂工等。1926年他母亲投水自杀未遂，对他思想震动很大。恐怖与流离，使他过早阅历了人生，产生了悲观失望，因而思想深处萌发了存在主义的根苗。他在18岁时到宇治电车公司作见习售票员，转正后为与黄色工会斗争，另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神户支部，同时加人日本共产党，任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不久即在狱中宣布“转向”。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的彼方》（1954），就是以这段经历为素材敷衍成篇的。出狱后热衷于阅读尼采、基尔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为他日后成为存在主义作家，奠定了思想和艺术上的基础。椎名的许多长篇小说，如《深尾正治的札记》（1948），《永远的序章》（1948）、《红色孤独者》（1951）、《邂逅》（1952）、《自由的彼方》等，都以日共产党员在战争期间的“转向”为主题，描述了他的生活历程。他所以“转向”，固然与当时窃取日共领导职务的佐野学等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书》不无关系，但也暴露了椎名本人在严峻时刻精神支柱崩溃，朝着同原来信仰背道而驰的方向滑去，最后甚至皈依了宗教。他的短篇小说《深夜的酒宴》（1947）和同年稍后发表《浊流之中》蜚声文坛，开日本存在主义文学之先河。
《深夜的酒宴》展现出的文学天地是东京近郊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寄宿在小说主人公叔父公寓中的人物，几乎无时不在自怨、自责甚至自卑的不幸中挣扎。他的左邻是揽刻蜡版零活的富田，此人“毫不认为自己是个有活下去价值的人。他感到天下谴责似乎都荟萃他一人身上”。右舍是位姓那珂的搬运工并患有哮喘病的妻子。须靠在东京闹市区卖刷子糊口，他既没有回忆，也没有光明的前途，绝望和死亡就是他的命运。小说的整体形象所提出的，只是单纯从人的存在价值去肯定受压抑的人，具有早期存在主义文学特征。在艺术技巧上也具有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如不大讲究情节，用议论填补情节之不足，人物思想很少通过具体行动，而足以内心独白表现出来。
椎名的小说，没有对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生吞活剥，或者仅仅停于外在摹仿和静止的搬用，而是把它融汇在日本文学固有的传统中，具有自己的面貌和特点，另一方面，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上作山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