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处死潘恩，还有一个法理上的麻烦，就是潘恩的国籍。潘恩这个世界公民、国际主义者，当时拥有三个国籍：英国是他的原籍，法国曾授予他荣誉国籍，而他在美国还有一个国籍。如果确认他的英国籍，他可能被当成侨敌处死；如果确认他的法国籍，他可以被当成政敌处死。而只要能证明潘恩的美国籍，他就能死里逃生。
潘恩作为美国革命的思想之父，为美国革命献出了全部才智，全部热情。他要求美国人凭恃一个正直人的起码良心站出来，以举手之劳救他一命。相比于他为美国所做的贡献来说，这点回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当潘恩请他的美国朋友帮忙，出示他美国国籍的证据时，不仅他当年的政敌拍手叫好，幸灾乐祸，连他的朋友也见死不救。其中最让潘恩寒心的是，他当年跟随着一道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华盛顿，也视若无睹。那时华盛顿为了避免与英国的战争以挽救初创的美国，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在此关键时刻开罪英国。于是华盛顿袖手旁观，故作沉默。这时的潘思真成了“法外之人”：美国曾授予他国籍，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他参加过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却被三个国家同时抛弃。
潘恩就这样被革命背叛了，确切地说是被三个革命发祥地抛弃了。虽然他对革命依然无怨无悔，甚至对雅各宾人也不以为意，但他终生没有原谅华盛顿。华盛顿死后，有人要为他塑像，潘恩给负责塑像的艺术家写信，信中说：
“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无须加工——他就是华盛顿。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在他心窝镌刻——忘恩负义。”
胸口被捅了一刀的潘恩，就这样又被革命战友投入监狱。当三个国家的革命者同时抛弃潘恩的时候，潘恩没有怨天尤人地指责革命，反而重新埋头开始发动他一个人的革命——这是任何狂热的革命者都难以想象的。他把反思的目光转向了更深入的领域，开始着手写作《理性时代》一书。那是一本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里面的一些激进观点过于超前，以至于让潘恩后来的余生吃尽苦头。在这条孤独的革命之路上，他没有战友、没有同志，更没有鲜花和掌声，相反却引来无穷的挖苦和讥笑——当时的美国公使莫里斯在给国务卿杰斐逊的信中这样揶揄潘恩：
“他在狱中以著书反对耶稣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引人过多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革命风潮中意外的奇缘，他才逃脱了断头台。在美国总统莫里斯的继任者门罗的四处奔走营救下，潘恩才被释放出来。而那个时候，曾经嫌杀人的斧头不够锋利的罗伯斯庇尔也已经上了断头台。
他成了祖国的弃儿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总统。杰弗逊是潘恩的好友，与他的政治主张也较为接近。潘恩觉得自己也许还可以在杰弗逊的帮助下有所作为，于是动了迁居美国的年头。次年9月，杰弗逊总统邀请他前往美国。
阔别多年，九死一生，在经历了欧洲大陆革命的辉煌与失败之后，潘恩又一次踏上了美洲大陆，踏上了这块他曾经为之忘我战斗的精神故乡。但从他登陆那天起，他就发现回来得不是时候。他正碰在美国革命后宗教复兴的势头上，他那本《理性时代》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人集体反对他的到来，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人们恳求他不要再扰乱人心。邀请他回国的杰弗逊此时正为竞选总统而苦苦挣扎，为了避嫌也不得不开始回避潘恩，甚至拒绝他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的请求。
潘恩的第二场美国梦被打得粉碎。他又一次成了政治利益的牺牲品。一个社会自发地群起反对他。从前都只是政客造谣中伤潘恩，只有这一次，政客顺应了民意，要将潘恩置于死地。
转眼之间，潘恩成了过街老鼠，在美国便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人们恨不得立马把这位“瘟神”从美国土地上赶走。邻居们围攻他，他下榻的旅馆一入夜就遭到四周嘘声。他遭到各种骚扰，甚至连马车夫也拒载他，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来往的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臭泥。人们拼命想从他的私生活中抓到把柄，他们不相信这个鳏夫能耐住长夜寂寞，于是造谣说他和女房东有染。在他临死前几年，某地方官取消了他的选举权，理由是他是个外国人。这其实就意味着他有生之年第三次被剥夺了国籍。
朱学勤教授在《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一文中详尽描述了潘恩的遭遇。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孤独的潘恩成了千夫所指。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作样本，来警告那些信徒对教会要俯首听命。孩子淘气的时候，家长也用潘恩来吓唬小孩使之就范，一句“撒旦和潘恩来了”这样的恫吓，比一顿臭揍还要有效。1804年的圣诞夜，有人为了给被潘恩羞辱的耶稣出气，向潘恩开枪射击，枪口距离潘恩不足十英尺。临死之前，潘恩的头发像鸟的羽毛一样蓬乱，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这个曾经在三个国家参与了当时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始终走在最前列的伟大革命家，轰轰烈烈地经历了很多重要事件，但是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重要的人物在场。这个世界已经把他遗忘。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
“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
“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
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这是个伟大的女人，历史证明，那个时代只有她有资格成为潘恩的朋友。而那个时代，美国人却把他们的纯洁友谊渲染为狗男女的暧昧关系。诚如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潘恩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完全可以用笔成为百万富翁，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象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而事实却是在他身后，居然没有得到任何一方哪怕一句简单的悼词。
1819年10月，一个英国记者将潘恩的遗骨运回英国，想要潘恩安息故国。但英国政府对潘恩耿耿于怀。一个巡街的人因为宣告了潘恩遗骨回国的消息，被收监九个月。那个记者只能自己保存潘恩的遗骨，后来记者病逝，潘恩遗骨又几经事变，终于无迹可寻。至此潘恩终于成了一个飘蓬无根蒂的过客，落得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
革命即意味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绝决，意味着从头到尾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但真纯的信仰与复杂的现实往往产生不可避免的碰撞和冲突。潘恩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曲径。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革命，但革命不能始终成为他的生活；他随时为革命挺身而出，但革命却不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为他挺身而出。他殚精竭虑地为革命摸索方向，一马当先地突兀地走到革命的前面，而革命根本无意与他同行。他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最后激起天怨人怨。面对他那偏执的理想和激进的狂热，革命反而摇身一变成为那支专打出头鸟的鸟枪，转而对他开火。被革命背叛之后的潘恩，没有足够的政治志望和机心谋略，象斯大林那样发动一次次残酷整肃，毫不留情地打倒所有政治对手。相反，正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偏执，使他成为那个时代左右不讨好的弃儿。他被三个国家的革命战友所出卖，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必然宿命。
然而潘恩的人生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他的人格精神却闪耀着一种永不消逝的纯净壮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他也为潘恩的悲剧打抱不平，曾预告要给“勇敢的空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作传，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长廊，与贝多芬、托尔斯泰等人作伴。至于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二、瞿秋白：舍其事而成其心的革命者
讲完了潘恩的故事，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且慢，我的脑海中电光火石般迸出了另一个更加了不起的“牛人”——那就是瞿秋白。他的经历和潘恩极其相似，身前生后都遭致不断的误解，名誉声望几度浮沉。但他对这个世界绝望的反抗，对自我灵魂的残酷解剖，远远比潘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潘恩反抗的是整个不合理的外部世界，向一切落后的制度与思想宣战，瞿秋白则是求诸于己，在对革命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和心血之后，转而以一种令人悲慨万端的反省方式，试图以残酷的自我解剖寻找更圆满的精神答案，从而成全了一个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
“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
任何一个革命阶段，都需要那些能够代表自己精神的偶像。而瞿秋白作为一位悲情的另类人物，无论是生前身后，都堪称复杂传奇。这个传奇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那些刻意塑造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高大全形象，而且提供了一个身处政治旋窝的中国文人相对真实的内心世界。这就是瞿秋白大起大落的一生，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与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瞿秋白生前曾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可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鲜花与粪土同在，谩骂和颂扬齐飞，那么令人多眼花缭乱的功绩与罪名，也许连从不看重“虚名”的瞿秋白生前也无法想像。
从革命领袖到革命英烈再到革命叛徒，直至最后的彻底平反，整整经历长达五十年的风云变幻，瞿秋白才终于可以被人民永远称为“同志”了。其间仅仅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正式谈话，就有五次对他的不同评价。（《瞿秋白狱中遗言：“日后自有定论”——对瞿秋白几次重要的历史评价，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革命贡献之巨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平反昭雪之漫长，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
纵观瞿秋白三十六年的短暂人生，就如同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一会儿直冲云霄，一转眼又堕入谷底。他耀眼的头衔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在中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可就是这么位鼎鼎大名的革命前躯者，最后的悲情结局竟是为“左”倾路线所杀，被“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他书生似的性格和为人，难以适应政治场上复杂的云谲波诡，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基本成因。在福建长汀县的夏日阳光下，他最后那走向刑场的单薄身影，成为一个走向历史的悲壮象征：那是中国奋起后“士”人觉醒的坚定步履，也响彻底着饱经心灵苦难后的苍凉回声。
历史一选择他就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后来在狱中回忆一生时说，自己其实从小就厌倦政治，经常搞不懂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各人找一种学问或者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他坦然承认自己1917年春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时，那些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而考进外交部的俄文专修馆，也并非想了解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只不过是因为家境贫寒，考虑到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但无情的历史现实不容犹豫地将他推向政治的前台。民不聊生的社会惨景、家国离乱的破碎神州、列强宰割的民族危机，使所有象他那样的热血中国青年别无选择地担当起“社会的良心”。他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肩负起政治革命家的责任。瞿秋白将自己的人生定义为“历史的误会”，其实并非只是文人苦闷中的牢骚渲泄，而是对自己三十六年人生道路的真实回望与反省——作为一名官宦人家的子弟，却遭到了家道中落的沉重打击；作为一名执着的文艺爱好者，却不得不随同陈独秀走上革命家的舞台；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与日俱减，却不得不承担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局外人，却最终成为了革命烈士。这种种阴差阳错不是历史的误会又是什么？
然而自从走上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他的内心何尝一日平静过？尽管“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但一旦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就自觉地“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念念不忘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直到被俘入狱，他仍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对自己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不安。瞿秋白的这种诉说，几十年后还被有的学者批判为是集中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他“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
如果不完整地了解瞿秋白的一生，不熟悉他的坎坷经历，不熟悉他饱受的政治创伤，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付出的极其惨重的代价，则人们对他就势必会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他象自己说的那样思想消极、斗志锐减，非但不是一个“模范党员”，而且是一个“最坏的党员”和“十足的市侩”。
四面楚歌中的下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