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动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平静的港湾。”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当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最多只能竞选连任两届的定例时，而在大清国最高权力宝座上的嘉庆皇帝，却很快就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儿。
嘉庆：“嗣皇帝”，“侍皇帝”？
按理讲，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连庶民百姓都知道这个老理儿。可一年前，面对朝野上下的“盛情挽留”，乾隆一方面表示若自己这个皇帝再当下去，“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老天爷也不会答应了，另一方面却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活扣。按他的说法，嗣皇帝嘉庆好像还只是个没长大的孩子，难以让人放心。所以自己虽然决心归政，却并就是真的放手不管归隐林泉。于是话锋一转，趁势宣布：
“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
总之，乾隆对群臣表示，你们放心吧，我当了太上皇一样管事，太子能否单独操持政事，还得先看能否从我这儿的岗前培训班顺利结业。这下完了，经过这一番折腾，颙琰转眼又降格为“实习皇帝”了。
为了让新皇帝理政之始“不致错失”，一年后乾隆再次在禅位诏书里明确宣布：“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那意思就是很严肃地说，我虽然正式退休了，但还不敢只贪图个人的轻松安逸，对军国大事还是要抓一抓、管一管滴，你们大伙儿从前怎么着，现在还得怎么着！
照理来说，大清朝已经进入嘉庆纪元。但事实恰恰相反，与其说是“嘉庆时代”，还不如说是“后乾隆时代”更加确切一些。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禅位”不过是他又一次沽名钓誉的政治作秀——只不过这次作秀的规模大了些，包括嘉庆皇帝在内的天下臣民都成为配合他的演员罢了。
尽管已经是退休的“太上皇”了，可父皇仍然以“朕”自称，颁旨仍称“敕旨”。当初乾隆在宣布要“禅位”的时候，曾经大张旗鼓花费银子修葺宁寿宫，声称要在退休后入住，可是当禅位仪式结束后，搬迁之事却再也不提。老乾隆仍然占着“养心殿”这个法定皇帝的寝居之处，他找借口说：“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宣布自己住惯了不想搬，还要在这里“训政如常”。无可奈何的嘉庆皇帝只得继续在太子所居的毓庆宫里乖乖呆着。
这年初五举行的千叟宴上，乾隆吟诗道：“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在外人眼里他也许有些贪恋权力之嫌，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放着好好的清闲日子不过，还来继续帮你们里外忙活，朕也不容易呀！
明白了老乾隆“禅位”后的真实用意，臣工们心领神会，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朝政公务。但总有不小心的马大哈要捅漏子，这不，仅仅在“禅让”礼举行12天后，湖广总督毕沅就触了第一个霉头。
嘉庆元年正月十二日，太上皇发脾气了。而且脾气发得颇为微妙有趣。事情起因是湖广总督毕沅上的奏折里边的一句话。毕沅在奏折里说：“仰副圣主宵肝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我们努力工作以对得起皇帝的废寝忘食，并满足太上皇盼望打胜仗的愿望。这原本是句客气话，没什么实质性意义。而就这么句话，把乾隆太上皇给惹火了。在他看来，毕沅的这句话把嘉庆帝放到了主要的地位，而把自己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因为从语序上看，毕沅确实先提皇帝之后才提到了太上皇。而排名顺序在中国政治里的微妙之处，历来不可小视。是，太上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位搞文字狱已是炉火纯青的才皇帝火冒三丈，下令将毕沅交部议处，并特地下旨严辞驱痛批道：
“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大事，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其外省题奏事件，并经军机大臣奏定款式，通行颁布。毕沅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
乾隆之所以声色俱厉，是他觉得这可不是个小事。这说明臣子们的政治敏锐性不强，原则立场不坚定。他立即敕谕全国，告诉天下，他不仅大权在握，而且“内而部院给衙门，外而督抚大吏等，奏章事件亦皆朕躬亲综揽，随时训示”（《清高宗皇帝实录》）。明确地告诉大小臣工：我还批着奏折呢，无论是地方、中央上报的奏折事情，都是我一手批示办理。你们真以为我退休了，不管事了吗？今后，你们得搞清蒸笼有几格，庙门朝哪儿开，给我学着点儿！
太上皇觉得自己大权在握这关键一点，不仅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还应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在接见前来朝贺的朝鲜使者时，乾隆有意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向属国“打招呼”：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使臣回国，向国王报告：皇帝“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观于此亦可见其人品矣。”朝鲜君臣于是得出结论：庆贺中国皇帝万寿节，只贺太上皇圣节就可以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2、4916页）
有了毕沅的前车之鉴，臣工们更加小心谨慎了。为了让天下人明白如今依然是老皇帝“掌舵”，不便明说其中奥妙的朝廷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他们规定，臣子们上书上表，遇“天”、“祖”二字需抬高四格书写，遇“太上皇帝”字样需抬高三格书写。而遇“皇帝”字样，却只需要抬高二格书写。“嗣皇帝”过生日称“万寿”，“太上皇帝”过生日则是“万万寿”。
更有甚者，虽然已经改元“嘉庆”，但宫中却仍沿用“乾隆”纪年，连户部造出的铜币，也必须特制出一些“乾隆通宝”——哄老皇帝开心呗！
嘉庆这才闹明白，他除了接过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什么也没捞着，仍然只能靠边站。乾隆禅而不让，退而未休。一应军国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辞劳苦的“躬亲指教”下战战兢兢地小心办理。所有的旧官新进进宫陛见，都必须先恭请太上皇训话。嘉庆帝形如傀儡，“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8页）
嘉庆刚登上皇帝宝座没几天就苦不堪言。他发现自己与其说自己是“嗣皇帝”，还不如说是“侍皇帝”。每天半夜他两点多钟就要起床，因为太上皇一大把年纪了没多少觉可睡，三点多钟就醒了。他一醒，嘉庆帝就得赶紧去请安，然后伺候太上皇处理军国政事，听太上皇唠唠叨叨，这叫“训谕”——自己正处在实习期，不管听懂听不懂，一律要点头称是，要是太上皇召见大臣、出席典礼，嘉庆帝就紧跟在太上皇的后边。嘉庆帝在养心殿一忙活就是多半天，两顿饭也只好在太上皇那儿吃了。当着太上皇的面怎么敢放开量吃？太上皇快九十岁的人了，新陈代谢处于一种勉强维持的状态，没有什么饭量，几筷子吃完了，嘉庆帝得跟着赶紧撂筷。结果嘉庆帝每天睡眠不足、半饥半饱，回到寝宫倒头就睡。如果说乾隆禅让是亘古未见的壮举，那么，嘉庆这个“儿皇帝”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例，可这个儿皇帝真不是人干的活哪！
人们不禁要问，乾隆既然如此嗜权如命，为何还要作茧自缚地来一场假惺惺的“禅位秀”呢？
这实在是情不得已，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乾隆到盛京谒祖陵回銮时，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锦县生员金从善，他从道旁递上呈词，请求当今皇帝早点公开册立太子，以固国本。中国专制王朝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冒死敢谏的人，会猛不冷丁地从人群中跳起来，不管不顾地朝皇帝发飙，完全是一幅大公无私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亡命劲儿。这个金从善就充分体现了大无畏的蚁民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居然质问皇帝：“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
什么叫“以不正之运自待”，就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人，准确点儿说，自己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合法政府。这话说得太重了。潜台词就等于责问当今皇上：你拖着不立太子，是想自己千秋万代，永享万民敬仰？
不管是金生员真的忧国忧民也好，还是取宠邀功也罢，此言显然违背大清秘密建储之制，皇家大事岂容草民多嘴？乾隆气得火冒三丈，一刀就砍去姓金的那颗多嘴的头。但杀了金从善，还不解气，又诏告天下，说谁说我不立太子，早在三十八年就立太子了；谁说我贪恋皇位，我早在元年就发誓，能活到乾隆六十年就自动退位，传位太子。这一下，普天之下都知道皇帝大公无私。为了安定人心，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乾隆皇帝就专门在年节、庆寿宴会、恩科、恩赉、巡幸、祭祀、普免、加授等活动中，都加入“归政”的宣示。那意思很明白：再等等吧，让我再干几年就交权啦！
乾隆确实洪福齐天，果真就顺顺当当地活到了85岁。君无戏言，这个时候再不交权，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一旦自食其言，上天不容，百姓又会怎样议论这个言而无信的皇帝呢？
但中国式政治的特色就在于圆融通达。乾隆深谙其中精髓，这才搞了个幕后遥控。嘉庆如梦方醒，自己虽然荣登大宝，却如同一个提线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然归政的太上皇。
二、一个留下烂摊子，一个创立好制度
老人当国的恶果
老人当国，如老牛拉破车，只图消极无事。尽管老迈的乾隆自我感觉良好，然而老门神难以捉新鬼，权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权力。因循守旧、画地为牢使整个大清国陷入了停滞状态，“盖太上皇，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故自下举行甚难云矣。”任何国家大事，老皇帝不松口表态，谁胆敢轻举妄动？
有清一代，乾隆和其祖父康熙都算是中国历代帝王中身体较为强健的。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虽然操劳一生，但满族人尚武强悍的本质仍然没有蜕化。
但时间这个最无情的裁判对待任何人都是公正的，无论你是草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老皇帝自注道，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当了太上皇后，乾隆的健忘症一天比一天厉害，这个病无药可治。先是不知饥饱——用完早餐太监把太上皇搀扶到御案前坐好，然后献上一杯香茶，退到角落里边等着太上皇吩咐。太上皇捧着茶陷入沉思，半天也不吩咐。太监急了，不得不上去问：老佛爷，老佛爷，军机大臣在外边候着呢，是不是叫几位大臣的起儿啊？太上皇神思恍惚缓缓地说，不忙，让他们先候着，咱们先传膳。嘉庆帝跟太监们面面相觑，不是刚吃完吗，怎么又要传膳？但谁又敢驳太上皇的吩咐呢！当时御膳房都是提前一天做好皇帝的饭，上百样菜做好，放到炉子上保温，一声“传膳”很快又摆上了太上皇的餐桌——“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
接着是太上皇不知冷暖。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要不然太上皇质问大冷的天你戴顶凉帽，你如何回答？可“秋老虎”正当头，你戴顶棉帽子进进出出，这不是有病吗？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后来，太上皇发展到表达不清，写字像画符——军机大臣聚集到一块儿研究太上皇的批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称太上皇写的应该是汉语，当然个别人还坚持是满语。至于内容是什么，谁也不敢说。太上皇说的话别人也很难全听懂，又不敢追问。
老年乾隆精力确实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就调动不起精神来了。年轻时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嘉庆三年十一月中旬，乾隆为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而“以勤致疾”，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
太上皇急剧恶化的健康状况，甚至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来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太上皇容貌力气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则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这样一来，“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就是说太上皇身边的人，早已让他折腾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即使这样，对于权力的牢牢掌控老皇帝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尽管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依然如同一头衰病残疾却顽固异常的老牛，要拉着沉重的大车，步履艰难地迈向前方。
乾隆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他不喜欢在臣下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老态。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自我解嘲的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但却形象地反映了老年乾隆为政心态的巨大变化。
乾隆晚年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皇帝既然喜欢清静，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懒惰之风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