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出生于“三世一品”世家，在“学而优而仕”的家庭氛围中熏陶下成长。封妻荫子，功成身退，是他的最高人生理想。相比于狄德罗不顾一切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胆魄和见识，纪晓岚只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较为开明的封建官吏，只能做一个思想保守的封建官僚，不可能留给后世什么有创造价值的思想贡献。皇帝手中握着他的饭碗，皇帝一言可以让他青云直上，也可以让他尸骨无存。这样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只能乖乖地作皇帝跟前一位老实听话的文学侍从，而不敢轻易对国家大事多半句嘴。最“出格”的事情，也只是在封建伦理的框架内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些修补意见。如嘉庆8年（1803）纪晓岚主持礼部时，为旌表节烈妇女，向皇帝奏文提出个人异议，认为不应因循守旧，要为捆缚受污不屈见戕的妇女申诉，请求朝廷也要象对待强奸不从而被杀的妇女一样得到旌表。即使这样一个看似可笑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也算一件大事了。
狄德罗为何能超越纪晓岚？
狄德罗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隐者。他也从未拒绝金钱，并且曾与同伏尔泰一样，对“开明君主”抱有过极大幻想。他在《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把一个君主和哲学家结合起来，那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完善的君主。”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维护自己真实的信仰这一基础之上，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与权贵一刀两断。
狄德罗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的交往，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正好是启蒙运动风行欧洲大陆的时期，女皇对启蒙运动的思想很有兴趣，长期与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通信。她宣称，盂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应当是“每个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伏尔泰则成叶卡捷琳娜最喜欢的作家，她视他为自己良知和思想的最高统帅。
早在1762年，有人这样评价叶卡捷琳娜说：
“如果某一本书在法国受到谴责，只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她认为那是一本极好的书。她对伏尔泰的作品、爱尔维修的《智慧论》和卢梭百科知识的文章都爱不释手。她为自己的勇敢、自由思想和智能上的哲学家气质感到骄傲。总而言之，这是一位富有热情的小小学者。”
1765年，叶卡捷琳娜得知狄德罗为了嫁女，急于卖掉自己藏书的情况后，她特命俄国大臣别茨科伊将军去向狄德罗讲，愿用16000金币买下这批书，唯一条件就是狄德罗必须继续使用这批藏书，除非俄皇过问。而且，叶卡捷琳娜还聘请狄德罗为图书馆长，并一次付清了此后50年的薪水，达50万卢布。
叶卡捷琳娜此举一下子震动了欧洲，整个欧洲舆论对此大唱赞歌，她被视为“哲学家的朋友”。法国学者达兰贝尔立即写信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称赞她对狄德罗的“恩宠”，甚至说：“整个欧洲文学界都向陛下欢呼。”伏尔泰对她也称赞不已：“狄德罗、达兰贝尔和我，我们三人谨向您致以最衷心的敬意。”
狄德罗对女皇同样充满了感激。他成为女皇在俄国进行改革的顾问，狄德罗的家则变成了俄国的人才介绍所，欧洲各国的大批学者、医生、教师和工匠手持狄德罗的介绍信来到俄国。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俄国文明的进程。
叶卡特琳娜二世多次邀请狄德罗到俄国访问，为了报答女皇的知遇之恩，1773年，狄德罗来到了彼得堡。在那里，狄德一下子成了王公贵族猎奇的对象，叶卡捷琳娜虽然热情接待了他，却只是把他当作清谈的门客，无意采纳他关于实行政治改革的建议。狄德罗在女皇面前提出了一系列如人口、所有制、耕作、粮食生产和贸易，公民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女皇认为狄德罗是想入非非的理想主义者，置若罔闻。狄德罗请求叶卡捷琳娜支持他来编一部启蒙思想的著作，她对此也不置可否，与当年对启蒙思想的热衷已然相去甚远。（晚年时她令人搜集狄德罗的著作，其目的却不再是仰慕，而是“这些著作自然将留在我手中，而不至危害任何人。”）。
狄德罗如同凉水浇心，深感失望，在彼得堡呆了七个月，于1774年4月回到了法国。他失望地写道：“除了人民而外，不可能有真正的主宰……叶卡捷琳娜无疑是个专制君主。”
相同的时代，不同的命运。认真分析纪晓岚和狄德罗所处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尽管处在同一历史时期，但纪晓岚只能成为乾隆皇帝的御用工具，其编著的《四库全书》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宝典，而缺乏对民众思想的启迪。相反狄德罗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自己作为解放者和觉悟者冒着被当局抓捕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毫不退缩。甚至在临终前，天主教士劝他放弃无神论思想，都被他愤怒地拒绝了。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他也不曾妥协。
在这方面，狄德罗的命运不知要比纪晓岚好上多少倍。在狄德罗生活的法国正值启蒙运动时期，个人意识极大发展扩张，到处响彻着的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地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因此，狄德罗敢于高举理性旗帜站在反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前列，在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同时，还身体力行编写《百科全书》宣传革命和科学，以唤醒民众。即使叶卡捷琳娜这样高高在上的女皇，也无法撼动他的坚定理想和追求。在封建专制和教会迷信两大压力下，狄德罗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
纪晓岚生活的乾隆朝正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最高统治者驾驭局势，驱遣左右，密不透风，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当时的中国，个性与自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大清朝的读书人没有自我，更谈不上个性解放。纪晓岚无论是为文还是做事，都把眼睛紧紧瞄准着那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皇帝的一言一行，唯恐自己哪里做得不合“礼法”。要保持自己的现有地位，就要绞尽脑汁摸准皇帝的性格和好恶，投其所好。比如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他经常故意在明显处弄些个错别字之类的“恰当错误”给乾隆看，让乾隆挑剔出来，满足其“圣心高远，明察秋毫”的虚骄心。用心之良苦，可见其一斑。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纪晓岚的勇气已经算是可嘉了。鲁迅就在评价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时说：“他生在乾隆年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纪晓岚的悲剧则是封建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剧。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文人的最好归宿，也是他们不懈的追求。帝王既然是最好的“买家”，那么卖得好的“货主”自然春风得意，建功立业，卖得不顺的则只有哭鼻子发牢骚了。汉武帝刘彻征诏天下贤良之士，文士东方朔上书毛遂自荐，获得汉武帝赏识，令待诏公车（在指定的官署中等待任命），后被任命为常侍郎、太中大夫等官职。成为汉武帝的近臣。于是身居高位的东方朔不觉飘飘然起来，自我感觉甚为良好。向武帝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谁知汉武帝却视他如俳优，当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遭此冷遇的东方朔恍然大悟，写出《答客难》一文直抒胸臆发泄不平之意：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东方朔的意思是说，（对于人才）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进退得宜呢？
无论如何发牢骚，东方朔和纪晓岚毕竟还能奇迹般地性命无忧，并得享富贵善终，堪称中国封建文人从政的“光辉典范”。但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东方朔之所以敢于诙谐幽默含沙射影地发泄他怀才不遇的不满情绪，还在于汉武帝时代尚有雍容牢骚的“雅量”，而到了纪晓岚的时代，别说直抒胸臆，就连托物言志说几句怪话的机会也没有了。
个中滋味，冷暖自知。《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
“人生识字忧患始”，是啊，说来容易做来难，要论述其中的要义三天也讲不完。但梁启超早就告诫国人，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就像一个人必须要有精神；看一个国家“文野强弱”如何，先要看该国学术思想是否发达。真正使英国强大的不是威灵顿、纳尔逊这样的军事家，而是培根、洛克这样的大思想家；为德国光耀千古的不是俾斯麦、毛奇这样的政治强人，而是康德、叔本华这样超群的哲学家。学术兴替实为关系民族精神生死的大事。而今天如果要从纪晓岚的悲剧中找出现实意义，就不要再让知识分子跪着学舌，而要让他们站着思考。这里我更愿意引用资中筠先生的几句话：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