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凭谁定是非
张鸣
通俗历史的书写，近几年有一个小热潮。操此事者，多半是业外人士，比如当年明月是海关职员，赫连勃勃大王是证劵界中人，十年砍柴，则是媒体人。以写中外人物比较闻名的王龙，则是一位军界的作家。如果再加上在我看来很有点专业水准的吴思和张宏杰等翘楚，这个队伍的势力就更加雄壮。不消说，他们的写作，专业的历史学家是看不上眼的。每每提及，便一脸的不屑。但是，这些人的作品，却很受读者的喜欢，连一些学历史的大学生，闲来无事，也会找些这样的作品消遣，尽管一不留神，让老师看见了，会挨骂的。到目前为止，历史界的专业人士，还没有一个写出来的东西，能有这样的走俏。这些业余的历史书写者，固然玩史料玩不过专业人士，看的材料也远不及专业人士那么多，但要讲文笔的流畅生动，写作时的无遮无拦，自由奔放，专业人士却无人能及。
说起来，我也算半个专业人士，有时候，也混在历史学家圈子里谈天扯淡，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两个历史学的讨论会，跟人家捣捣乱，起起哄。但是，我却对这样业余的写作表示欣赏。说轻点，他们的作品，至少给了读者某种快感，激发了读者进一步探索历史的兴趣。说重点，他们中有些人的写作，还是蛮有思想的，历史的书写，无非是思想的媒介。而这样的思想，恰是我们专业人士非常缺乏的。
这些年混在专业历史圈子里，读了不少国内名家的学术文章，读到最后，兴味索然，恨不得放弃历史，去拉板车。通过读某些名家的专业论文，终于明白了为何如此有趣的历史，很多中学生居然不乐意学，原来他们的老师，都是这些名家的徒子徒孙，按照一个框子教出来的。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和嘴里，变成了抽象干巴的观念，变成了某种政治理念的解说词。而这样的解说词，居然一点文采也无。在这样的名家之外，就是另外一些满嘴洋名词的新锐名家，文章里的史料，不是飘飘忽忽，就是面目可疑，即便如此，史料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人家的洋理论，才是文章的重点。可惜，这样的洋理论，读者连读都读不下来，在慨叹高深之余，只好束之高阁。一言以蔽之，专业的研究，没有思想，或者也许有思想，但我们看不出来。
历史，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象牙塔的学问，尽管某些硬搬到象牙塔里的货色，其实就是杂货店的过期烧饼。显然，这样的烧饼，是没有人问津的。所以，我喜欢这些业余人士，喜欢他们的放诞不羁，喜欢他们出格的论断，喜欢他们恣肆汪洋的文笔。本书的作者王龙，就是我喜欢的一个。
跟王龙相识，是因为一次《看历史》杂志组织的会。《看历史》杂志，集聚了一堆非专业的历史书写者，我也混在里面，时不时写一点扯淡的文字。这个杂志组织的会，当然都是乌合之众。在会上，我见到了王龙，一个早在网络上有过交往的作者。见了他之后，发现他原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虽然从他那奔放而婉转的文笔，早就断定他不是一个中年人。
这些年，王龙写了不少中外人物比较的文字，在这方面，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却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说到比较，我总会想起钱钟书先生说过，谁跟我谈比较文学，我就会拿出铅笔刀来。学贯中西的钱默存先生，对比较文学如此愤愤，由此推论，历史的比较，也不容易。但是，王龙的作品，我从来没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纪晓岚和狄德罗，苏格拉底和商鞅，瞿秋白和托马斯·潘恩，李自成和克伦威尔，他们有可比性吗？比较当然也无可无不可。但是，我发现王龙的比较，其实不是真正在类比，而是营造一个人物描述的氛围，一个切入的角度，通过这样的氛围和角度，他在所书写的人物身上，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读过王龙笔下的人物，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描写，的确很合年轻读者的口味，相信每个读过王龙笔下人物的人，都会有所兴趣。是否欣然忘食我不知道，但肯定会有所会意。
王龙是个军人，文笔有着军人的明快，军人的简洁，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每个人物背后，都有他读过一堆书。这年头，做个作家容易，但做个读书的作家却有点难度。王龙和他们一群年轻的伙伴，在历史的菜园子里耕种，收获，他们代表着通俗历史写作的趋势和未来。但愿，他们越走越好。
奉命作序，写完之后，发现不像序，倒像读后感，那就算读后感吧。
2011年8月23日于京北清林苑
（张鸣，男，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