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凡说，这些年诗把读者的胃口败坏了，也把诗的威信扫地了。文艺不反映生活，我们不主张诗专门去鞭挞阴暗面，但不去战斗，爱憎都不鲜明，要诗干什么？公刘的《哀诗魂》是战斗的。
辽宁的诗人们都希望客人们、诗坛“老前辈”们多讲讲。艾青笑笑说，你们，我们，咱们，老前辈，太可怕了！这个会开得活跃，提出的问题深刻。只有政治民主的制度下才能达到百花齐放。写诗的人这么多，一人放一朵花，千百万朵花就出来了。诗没有特点，没有个性，就不可能百花齐放。歪曲，造成文化专制主义，当然不止是诗歌，结果是文化凋零，纸做的花，塑料花都出来了。看起来很繁荣，但有一个好处，不会凋谢，不需要种子，泥土也不要。统治文坛多少年？不只是从江青开始，姚文元、张春桥早就经营了。更多的考据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们受害者沉默吧！沉默是一种抗议，也是一种怯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唯一很重要。为什么帮气、帮风，每逢纪念日汹涌而来？主要观点不出社论范围。诗，社论，分工不同，一个逻辑思维，一个形象思维。如何经形象思维解决问题？我没有回答。既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勇气。我们没提倡所有人写风景，也没提倡所有人写爱情。但写风景、写爱情应允许。千人一面，似曾相识的东西太多。为什么不能画自己的东西？上海有个画家没东西画了，画梅花，她在丛中笑。熊猫到处有，白猫，两个黑眼睛，动作像一条虫在爬。物以稀为贵，这样的艺术！艺术应是自己看也喜欢，别人看也喜欢。这里包含着对美学的认识。我认为，自己认为美的东西，不要放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像戏里的“平安无事啊”。自己要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一个诗人不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他不可能写出好东西。他这样写当然“平安无事”了，但浪费纸张。坚持观点，是不是不谦虚？不是的。这样才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形而上学。这些年吃了猛药、烈性药，醒过来了。感谢中央粉碎“四人帮”，刀不刃血，一弹不发，这个漂亮仗打的。如没这个事情，还能在辽宁在辽宁大厦，当贵客接待，抽中华烟？别做梦了！老老实实在牛棚待着吧，当然不一定吃草。几个元帅生命都被夺走了。前年的10月6日以前，他们神气得可以伤害总理，我们算什么？蚂蚁一样。当然现在过来了，“俱往矣”！
老诗人苏金伞说，见到许多写诗的同志，很高兴。大家都想解放思想，怎么解放？敢不敢解放？不仅从“四人帮”开始，假“左”真右，宁“左”勿右，早就成为条条，怎么来突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一两个勇士也不行。这是多年形成的思想状况，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敢于突破，敢于解放。
曾经在1932年听过鲁迅讲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作者公木说，诗要战斗，义愤出诗人，困难的是敌人是谁，怎么认识他。写诗总得要有才、有胆、有识、有力。过去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总要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说话，就抄社论？那不行。要抒自己之情，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这时艾青插话：力所能及。公木说，自己觉得对的就应坚持，有人反对，可以不考虑。好多作者主张形象思维，但写起来就不按这个办了。3月份编辑约“五一”稿子，书生也知道“五一”的意义，找一点形象，就写了。现在我自己还不能完全拒绝此类约稿。
公刘说，我好多年没写诗了，粉碎“四人帮”给了我歌唱的权利和责任，自己经历得多了一点，想的也就多了一点。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可能一帆风顺。也许将来有一天，批判到这个深度，明白产生“四人帮”的历史原因。东方大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大国，特殊的历史现象。如果不是把“四人帮”本来面目揭批深透，就会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就不可能写出代表亿万人的诗。必须把事情看得深一点，否则对“四人帮”的批判无法入木三分。什么样的爱情诗可以写，什么样的爱情诗不可以写，没有正面提出，也没有正面回答。也不知等什么人登高一呼。艾青插话：等你嘛！公刘说，整个历史大潮流汹涌澎湃，只要我们为社会主义歌唱，为四个现代化歌唱，何罪之有？我们的诗歌作者不管走过什么道路，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为四个现代化歌唱。
苗得雨讲到应以源为源，不要以流为源，现在有些人写作不从生活出发。他说，“深水有肥鱼”，要到水的深处去捉鱼。这些年不仅不去深水，浅水池也不去，就在水边捉两条。还有的有一点生活就写很多东西。据说五百吨矿石才炼出两斤金子。文艺作品如何提炼？一斤豆子想轧出一斤油是不可能的。我们既要有生活基地，又要跑些地方充实，加强自己。诗要含蓄，“明白文章糊涂诗”，诗不能太实，太实不为诗。要向民歌学习。民歌是一切文艺形式最早的。古今中外的大诗人都从民歌吸取过营养。
在座谈会上，还有许多诗人发言。座谈没有固定的话题，真正是畅所欲言，好像春风里自由飘荡的一只风筝。座谈之后，大家兴致极高的，在辽宁大厦门前随意地排了四排，合了一个影，留作永久纪念。
1978年10月14日
到辽宁大厦听吉林大学教授杨公骥的报告，他主要讲“四人帮”的阶级和历史根源。他说了文学工作者应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和这场浩劫。他讲了“四人帮”出现的必然性，讲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禁欲主义，这三点这些年兴妖作怪。他说，定盘星定错了，全盘皆错。
1978年10月24日
从沈阳站分别接到刘白羽、魏巍及总政、北京军区文化部门的同志，下午3点，军区首长李德生、甘渭汉、张午、傅奎清等到宾馆会见了客人。会见时，军区文化部张云晓部长、李英华副部长等在座。
刘白羽部长介绍了这次来沈阳的宗旨。他说，全军政工会后，要开全军的宣传工作、文化工作会议。后来宣传会议推迟了，韦国清主任和梁必业副主任指示，先开文化工作会议，分期分批开，有个抓建国三十周年文艺献礼问题。李德生司令说：早早抓！白羽部长说，要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工作对象和内容。还要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用抓献礼带动文化工作。还要征求文化工作规划意见，讨论一下。临来总政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学了邓副主席的讲话。李德生说：我们保证物质条件给你们。
身为北京军区文化部长的魏巍说：向老大哥部队学习。与李司令员好几年没见面了。李德生说：你们那里很活跃。魏巍问李司令身体怎么样，李司令说：没有什么大毛病，可以熬夜。刘白羽说：听说您到沈阳来，还没有进过医院。李司令说：你现在身体还可以吧？刘白羽说：可以跑一跑。李德生感慨地说：二十多年没见了！刘白羽说：刚出来，有人拄棍儿。魏巍说：白羽部长的通讯《光明照耀着沈阳》，当时得到主席的称赞。刘白羽说：发在11月3号的报纸上，沈阳刚刚解放。李德生称赞地说：火线上的文艺工作者。刘白羽说：我们是描写者，主要的是战争胜利的创造者。李德生说：魏巍，你是国内外有名啊，在火车上看画报还看到了你。魏巍谦逊地说：鼓励吧！李德生问：你们那个部的人比这里多一点吧？魏巍说：一样，都是十五个。
李德生回忆他在总政当主任时的情形，他说：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八一厂，仅八一厂就一千多人。刘白羽说：一千八，文工团编制八百人，现在不满。甘渭汉说：我们这里超。刘白羽说：正好支援我们。张午说：支援不了，水平不够啊。甘渭汉说：人数是超了。李德生说：杂技去柬埔寨，深入部队也比其他团多。刘白羽说：它轻便，不需要几卡车东西。李英华说：曲艺队下两次边防。李德生说：每年春节，都到哨所和战士一块儿过。刘白羽说：今后文工团队都下去，掀起高潮。
李德生说：边防比较苦，没有人烟，眼看的是对方军队，瞭望台对瞭望台，对着的。刘白羽问：离居民点远吧？李德生说：人烟少。刘白羽说：我到新疆哨卡看了看，也是一样。我来之前，梁副主任说，什么时候总政文工团派个团到东北前线。李德生说：那欢迎啊！去年都搞汇演去了，从准备汇演到汇演，汇演回来还汇报，这个东西要适当。不可不搞，不可多搞，搞多了脱离群众，到不了基层。刘白羽说：看起来到前线，到前哨，也只是小分队。李德生说：能大能小，能前能后，没舞台、道具也能演，一般都自己发电。刘白羽说：十几个人可以吧？李德生说：可以。傅奎清说：到前线只有小的。李德生说：边防比较需要。刘白羽说：到边防对文工团也是个教育。李德生说：那是。本身是个锻炼。傅奎清说：小咬咬一身包，1973年我去过一趟。李德生说：小牛虻，小蠓蠓，大的也有，有的戴口罩，冬天边防又冷得很，零下30度，有时零下40度还多。9月份就下雪了，大兴安岭有的战士冻坏了。夏天夜晚三个小时就亮天，夜里12点钟还打球，一场电影就醒了，中国的北极。刘白羽诗意地说：战士枕着太阳睡觉。李德生说：那是，买了一批荷兰的半导体。刘白羽说：军用的熊猫牌还算好的。李德生说：连队一般有个放映机，有个片子供应问题。李英华说：一个片子问题，一个经费问题。李德生说：我们部队的片子订得少，多搞点才行。刘白羽说：好。边海防生活太艰苦。李德生说：打开收音机就是苏联的，眼睛里看的也是苏联的，车子来，车子去，红红绿绿，我们边防和新疆军区、北京军区边防不一样。他们远东边防驻得多。我们战士的文化生活应改善一点。文化生活比以前好一点，以前没有电影，广大农村也需要、边防也需要小型的放映机，方便，轻便。刘白羽问：这种小型的，几个人弄得走？李英华回答：一个人。李德生说：这个问题国家并不难，好解决。刘白羽问：什么问题？李德生说：拷贝太少了，应分两种，一种城市的，一种边防与农村的。越是边防少数民族越多，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卡得太死了。光靠文工团哪有那么多。多拍点片子，容易嘛。刘白羽说：看起来，电影最需要，文工团你多少时候去一次。李德生说：不光边防，还有群众。几十里路他也来，有的坐马车，有的什么车，零下几十度，因电影和群众引起的矛盾很多，无论城市，无论农村。刘白羽说：过去部队放电影，让群众看，现在不让看。李德生说：军队去不了多少地方。刘白羽说：新疆也提出这个问题，部队在房子里放电影，群众在外头看。李德生说：几起打群架，拦也拦不住。魏巍说，国务院有文件。刘白羽说：规定很严，不准给群众看。因为地方电影部门要收费，部队不收费，部队放映完了，地方再来放，没有人看了。李德生说：最近我们走访地方，一部分三支两军人员犯错误，再就是部队和群众打架。因为什么打架？就是看电影。有的地方不让看，群众要看，你拦不了，就打架。刘白羽说：城市里也有？李德生说：少一点。农村不能在房子里边演，城市不能在露天演。李英华说：在房子里演，玻璃都给你打坏了。刘白羽噢了一声说：这个问题得解决。他发文件主要考虑收入问题。来新片先给地方，后给部队，他卡着我们。傅奎清说：大队拿钱。李英华说：大队拿钱，地方来了，部队也看；部队来了，地方也看，解决得好一点。李德生说：现在搞战备，遍地山沟都是仓库、医院，照顾不到。刘白羽说：起码前线、边海防要特殊，可以一起看，否则发生摩擦，影响战备。李德生说：你们明天开会吧，我们条件可不好，不像你们北京军区条件好，北京西山比这儿好。西山又叫八大处，很好啊，我还不知道啊？魏巍说：地方开会也借，北京军区招待所紧张得很，是全国性会议的一个点儿。李德生说：怎么样？我们就是看望大家一下，我们就是做后勤保障工作。刘白羽说：我个人是学习，离开军队时间太长了！李德生说：有老传统嘛！
1978年10月25日
上午开会，首先是白羽部长讲话，他讲了会议的由来，他讲到邓小平副主席听国务院文化部负责同志汇报后，指示要求大力发展文艺创作，满足群众的需要。邓副主席说，现在文艺生活很贫乏，大家上班前、下班后缺少文艺生活，电影不够，读物也少。我这个书架上看“文化革命”后和“文化革命”期间出的小说，思想性、艺术性都谈不上，看了头就知道尾，题材单调，看了令人讨厌，电影镜头，手法单调，有的还不如香港的。题材很狭窄，不敢写恋爱。恋爱为什么不能写？只要不写成低级、黄色的就行。白羽部长讲到关于相声、关于漫画：现在有些同志还心有余悸，哎呀，这个东西又来了！甚至有人说讽刺“四人帮”的相声是“暴露文学”。魏巍说：我们的《闹而优则仕》，有人说不要拿出去了。白羽说，我们来沈阳前，看了工会九大的文艺晚会，掌声最热烈的是侯宝林的相声，反映了亿万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魏巍说：毛主席在延安就讲了，不一般地废除讽刺，只是废除讽刺的滥用。白羽说：邓副主席问到文化队伍时说，文化队伍不是太大，而是太小，要实现四化，需要庞大的文艺队伍，要培养新的作家、艺术家，现在许多作家、艺术家老了，画家老了还可以画画，至于作家老了，写长篇小说的精力就不那么够了。邓副主席对《李自成》的创作是鼓励的，他让下面同志看了《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写得还好，但不如第一卷，年纪大了，精力就差些。现在各个协会都成立了，特别要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我们部队不叫协会，要靠文化部门调动积极性。邓副主席还说，有些国际活动要让一些文艺界的同志多出面。邓副主席指示，文化部门要搞个规划。我到新疆去，星期天，一个战士几十里跑到县城书店去买书，结果扑空，买不到。我们做文化工作，搞创作，不考虑部队广大指战员的需要是不行的，一年之后、三年、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要考虑到，在座的都是干这个“服务行业”的。邓副主席对理论问题也作了指示，现在有些理论问题已涉及文化部门了，你们考虑没有？有两篇好文章，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一篇是《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现在这个问题讨论很热烈，特别是“唯一标准”，我在报纸上看到李司令员也讲了这个问题。到了下面，这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实事求是是恢复党的传统最大、最根本的问题。
1978年10月27日
我与兆林早上陪魏巍部长在院内院外散步，魏巍披着个棉军大衣，我们走到宾馆外的老道口大铁桥，魏部长问皇姑屯火车站在哪儿，说到张作霖等历史人物。我把《黎明风景》等以前买到的魏巍的书拿给他，请他题签。
1978年10月28日
早上我陪魏巍部长在院内散步，我背诵了他的《登雅典卫城》和《最美好的晚餐》，他很兴奋。我问到他写的《好夫妻歌》，他说这是在易县张官铺反“扫荡”时写的，写这首诗时二十三岁。我真羡慕他那么年轻就写出这么好的诗。他说是时势造成的。
1978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