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8日
军区搞业余文学创作评奖，要买奖品，陈广生科长派我到北京看看，是否有合适的套书，如《鲁迅全集》等，买些回来。我到北京后，各大书店此书售缺。
1982年3月20日
与浩然通话，他在通县。他给我问了通县新华书店，那里有多套《鲁迅全集》，他已替我与书店负责人说好了，暂不外售，待我前去联系购书事宜。
早7点，我赶到通县浩然家。他冲了豆汁，我们一起吃了夹心面包。之后，一同去新华书店门市部，又去内部书店，买了十五套《鲁迅全集》，办理了托运。
浩然与我说起近期的状况。说已渐渐适应了环境，可以写点东西，再不是单纯的歌颂了，也注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有三大变化：一是社会生活本身变了，生活本身复杂化了。人也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单纯和崇高了，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少了。二是作者变了，年纪增加了，阅历广泛了，什么味儿都尝到了，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遭遇他都同样遭遇了，多了成熟，少了天真烂漫。三是服务对象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好人好事也能写，拒贿的也有，但大量的是贪官，不能像《半夜敲门》那样写了，再那样写，读者就脱离自己了，本来长了疮，就要治，指出来，不能抹绿颜色。
浩然说他在沈阳病了一段，写不出东西。浩然说：像金河那样的作家不太多，他是应运而生的，他的作品不是发泄个人的什么，也不追求时髦。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构成虚假的中国农村现状，大量描写三十年失误的，大量描写今天生活中阿Q、闰土的后代的，写农民愚昧、落后的，还有写旧社会所谓风土人情的，最愚弄人、最麻醉人的是这个，好像旧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太平世界，非常美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么请问鲁迅和茅盾写的农村和农民是怎么回事？哪一个更真实？旧社会那么好，你搞革命干什么，也没土匪，也没盗贼，田园，小曲，牧歌，中国还搞社会主义合适吗？我认为这样写中国农村是不真实的。
浩然说：我希望你来和你说说，太孤独了！我在找路，要打开一个门，打不开门也打个洞，让人们看看。我不是理论家，否则，我要写从鲁迅、茅盾的作品看旧中国农村的评论文章。我要写《七岁像嫩芽一样》、《弯弯月亮河》和自传，都从这个动机出发。
浩然说：到最近《北京文学》评委会评1981年诗、小说、报告文学。动员王蒙把他自己的作品《最后一个桃》拿下来，我不说违心话，你是副主编，这篇又不是你的代表作，不太像个小说，评上有什么意思？
说到《山水情》，浩然说，这是他和农民一起总结经验，不能再走极“左”的路。《弯弯月亮河》和《七岁像嫩芽一样》为一组，说不能重蹈以前的覆辙。《老人和树》写一天的事，写多少年没掉泪，写这个自己有几笔掉了泪，老百姓从骨子里不相信共产党不干好事。写一个断臂的老干部。去年在海岛写的《姑娘大了要出嫁》是想帮助农民卸下精神负担，该是他们的错，批评他们，不是他们的，喊叫两句，呼吁两句。《寡妇门前是非多》，中国农村妇女，不仅是有买卖婚姻，也有爱情。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去写被抛弃的寡妇。
我们骑车到县一中，这是刘绍棠的母校，又到二中，看了春水工作的学校，教学楼，操场。
春水请假回来包了饺子，备了几个菜，喝了临邛白和北京啤。
在浩然通县的住处，我看到墙壁上张贴的一个“账单”，写着杂志的名字，有的括号里写着作品的标题：1. 长春（误会），2. 鸭绿江（污水鱼），3. 海燕（能人梦世杰），4. 长城（寡妇门前），5. 当代（傻丫头）6. 花城（老人和树），7. 芙蓉（小黄花），8. 中国少年报，9. 百柳，10. 新港，11. 文汇，12. 旅伴，13. 学作文，14. 花朵，15. 廊坊，16. 北方文学，17. 东方少年，18. 小溪流。我还看到张长弓给他的一幅题字：“云帆击水百川行，彩霞铺路迎好风。春潮助你三通鼓，人生昂奋是冲锋。”
1982年3月21日
去看望谢冕，他同我谈到李瑛、臧克家和艾青。他说到李瑛时说，李瑛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的《红花满山》，是中国没有诗的时代里的诗。他坚韧地坚持了写真诗，在假诗风行的年月，他的《枣林村集》和《红花满山》产生全国影响。
1982年3月22日
上午到解放军文艺社，从7点50分到11点，与李瑛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在他的社长办公室的一角，有一个弯腰挖煤的矿工的煤雕，特别显眼。谈话中间，吴之南、纪鹏、李大我曾来简短地谈工作，秘书送来小说评奖会的请柬。
李瑛说，读现代派，并不是师承现代派。我们有我们的民族习惯和美学传统及趣味，同时也吸取外来的。他说：诗人的心灵应该永远是开放的，应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以补充自己，两方面都要吸收。新诗只能在民间、古典的基础上发展，这是窄了点。现在更多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而五四主要是接受西洋的。学民间的、古典的，也要吸收外国的。简单的否定有些粗暴，作为学术可以探索，作为方向提倡是不妥的。他说，我的主张不轻易改变。要说看外国的、现代的，我看得还更多一些，更早一些。《解放军文艺》这个刊物，要坚持从生活出发，反映部队乃至人民群众的生活，让大众看得懂。我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写生活的。他说：我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会上提出两点，一点是要重视军事文学，同时号召作家深入生活。不了解新的时代产生的新的问题，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就产生瞎编虚造。文学是反映生活的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巴尔扎克熟悉他所写的上层社会，李白、杜甫经历了乱世。他说：我自己就是生活中来的，那些诗是我生活留下的脚印。不到生活中去，南边写不了西沙，北边写不了黑龙江。许多年轻同志不主张深入生活。写诗只是用个人意念，套某种政治概念。而写真正的生活是比较吃力的，艰难的。到生活中去要经颠簸劳累，要观察、思考，要流汗。文艺到底干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建设精神文明，帮助人类的心灵更美好。作家的道德责任，引人坠落还是引人向上？通俗话，是要教人学好，不要走歪门邪道，帮助人养成高尚的、美好的思想情操。有人就是完全不了解时代和人民，坐在那里写。要对人民负责任，对历史持严肃态度。要建设精神文明，作家首先要文明一点。别林斯基讲，普希金的出现，提高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美的水准。由此我想到作家对“五讲四美”承担很重要的职责。当年别林斯基能这么评价普希金，在社会主义时期，应有更高的要求。不管外面的狗怎么叫，我还是走自己的路。小到写一个老百姓，大到写整个世界，都有我自己的艺术个性。艾青、臧克家发出对朦胧诗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对艾青和臧克家非常崇敬，我从他们身上吸收到营养。我不加入哪一派。我不是风派，哪边得势了靠到哪一边。我参军，第一个是刘白羽通过组织要来的。我在北大做地下工作，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到四野后，跟陈荒煤在一起，他是部长，我抄稿，发表。第一本书是陈荒煤给出的。张光年编选了我的《红柳集》，并写了序。李季、贺敬之、郭小川，都给过我帮助，对我有影响。冯牧原是部队的，50年代他到北京，我们就认识了，我在文化部做秘书。凡是曾帮助过我、教育过我、影响过我的人，我是不会忘记的。我是正直的人，不能因为这个人得势了，不得势了，而改变。对文学艺术的探讨，不加入个人的感情成分。文艺是科学，加入个人感情个人成见不好。我错了就改，我还没认识到是错的，我要坚持。我有自己的头脑，我会思考，我不是八面逢源，不是投机商人，不会投机取巧。人要诚实、真实。
李瑛讲到1978年12月他到西沙，不是无缘无故去的，当时要打，后来没打，就回来了。1979年2月到云南前线，3月撤军，他在那里待了三个月，5月回来。从最前方到北京，又读到张志新的事迹。5月，忙着写《燃烧的战场》，在整理；7月写《红花歌》组诗，交给《十月》，12月出诗集。李瑛说：我不只写部队的英雄。写完《红花歌》，去瑞士，读书，出席四次文代会。1979年没时间整理南海的诗，1980年开始整理南海的诗。李瑛说：有人说我是一帆风顺，我说我才不一帆风顺呢！我1950年被关起来审查，与公刘一起，涉胡风、绿原；1955年又被审查，和我一起被审的有公刘、周良沛、白桦。1957年反右，我是“中右”。部长陈沂被打成右派，我是他的秘书，不是右派，往哪儿跑？1958年让我下去当兵，在金门对面，说我这个知识分子未经改造，有问题，需要下去。一边批陈沂，一边批我。我也不叫屈，不像有些人怨气冲天，当然人家受罪多，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当时历史就是那样。我也不说，也不叫。外面人不了解我，我向人家表白这个干什么。我这个人有点党性。其实我受的迫害并不少。我1947年上大学，搞学生运动，参加工人运动，印发宣传品。党告诉我们要隐蔽，一直到北平解放才公开，同学们才恍然大悟。上学时候向往革命，参军时大学毕业证都不要了。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经历简单得很，忽然1955年变成反革命了，那时我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只因我上学时写了一篇谈绿原诗的文章。部队一诗人看着我，抄了我的家。1957年成为“中右”，吃陈沂的瓜落儿。我能比较正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张光年、冯牧、陈沂帮助和营养过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人为地把人的关系搞复杂了。
下午应约去江枫处。按着电话所示，我找到位于西单交通岗北角的一条小巷里的诗人兼翻译家江枫的住所。这是纯粹的陋室，阴暗狭小，但墙上挂的有先人留下来的孙中山的题字，还是真迹。还有一幅民国三十六年七十一岁的张小廔所题的：“三代铜两汉瓦六朝砖从吾所好，五本书七弦琴一壶酒此外何求”。外国文学研究所评价江枫的译诗：“我们对你的译品亦有同好，你和飞白的译诗可以说是译界长进的标志。”卞之琳评论中说：“如江枫、飞白这种译诗是五四以来所未有过的，真了不起。”江枫热情地领我去象来街16号楼的韩翰家，雷抒雁在他这儿。韩翰大我八岁，山东人，十四岁参加革命，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后任记者二十年。他任记者时，曾接触过一些前辈革命家和名人、党和政府要员，他家里有郭沫若亲笔条幅两个，有赵朴初、吴作人、韩羽、莫测的画。他有一首很著名的短诗，是歌颂张志新的，常被人们提起：“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诗曾被人们传诵一时。他高兴地铺开宣纸，拿出笔墨，把这首诗草书给我。他正在写长篇，他家有许多大烟斗。他留我们在他家吃了他做的水煎包。上楼之前，江枫先领我去看陈敬容，陈敬容1917年生人，今年已有六十五岁了，此人精瘦干练，她曾于1948年在上海与人创办《中国新诗》月刊。她是40年代（主要是1945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九位较年轻的诗人之一，也是有成就的翻译家。这九位诗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他们著名的诗集是《九叶集》。陈敬容和郑敏是其中两个女诗人。陈敬容的诗深受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影响，她的《飞鸟》、《雨后》、《划分》、《冬日黄昏桥上》等，都令人耐读。在1947年4月，她在《力的前奏》中殷切地呼唤：“全人类的热情汇合交融 / 在痛苦的挣扎里守候 / 一个共同的黎明”。我见到了这位著名的女诗人、女翻译家。她很平和，谈吐侃快，目光犀利，只是吸烟很重。韩翰给我讲了她与一位大翻译家相恋而最终未成的令人惋惜的故事。
1982年3月23日
后天是浩然五十岁生日，今天一早赶到他通县的家，与他的几位业余作者朋友孙宝琦、孟宪良、老华、树林等，在浩然家的楼下，与浩然一起，测距，刨坑，浇水，把九棵毛杨树栽种下了。这九棵小树苗，是从远处运来的。九棵这个数字是偶然的，因为可以多也可以少，只是树与树要拉开距离，只能种这九棵，也寓意生命长久吧！我们在栽树时拍了照，这是对浩然生日最有意义的纪念活动。我们扛着锹回到房间，洗一把脸后，就在浩然家吃中饭。饭后，客人们都走了，浩然与我谈家里的事情，他送给我十一本我还没有的他的书，只要有副本，全送我，他说我保存比他自己保存还会好一些。
在李瑛家，与之谈他的经历，他说他四次到海上去，1950年到舟山，后来到旅大，这次到西沙，祖国的四个海都去了。对这本《南海》自己还比较喜欢。他家屋壁上悬一圆形铜镜挂盘，周边是小鱼，上面有雕塑的风云和布帆的远航船队，据说是波罗的海舰队，这是东欧朋友送的。
到人民日报社看望了刘甲和苗地。
1982年3月24日
上午在谢冕家漫谈中国诗坛。从早晨6点半他长跑四十分钟归来进行了冷水浴后，一直与我谈到下午1点钟。
下午到解放军画报社，看望峭岩和董辰生。后去太平庄，看望范咏戈等人。
1982年3月25日
到文学讲习所看望我们辽宁来上学的陈秀庭和马秋芬。
今天是浩然五十岁生日。我应邀于晚6时赶到他家，他一家人全在，“外姓人”只我一个。晓凡发来了生日贺电：“恭贺五十岁生日，再享盛年‘艳阳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打来电话。红野的儿子山山给“胡爷爷”背唐诗和儿歌。大海虎实而威严。山山1979年5月4日生，大海1981年10月10日生。一家人融洽和谐。拿出了习水大曲和北京啤酒，菜多是罐头装。
浩然说，他父亲五十岁时生了他，他是收胎的。他的童年是在赵各庄度过的。他和姐姐成了孤儿，后走向革命。他高兴地告诉我，今天，他五十岁的生日，自传体小说《乐土》之一，在通州开笔了。他想写四部：《乐土》、《阳光》、《雨露》、《时代》。他说，我太爱这个时代，太爱这片土地了！他说，《艳阳天》短篇结构，横着写。半夜3点醒来，想出这个路子，心里痛快极了。
我请浩然给我写一条幅，他说他写不好大字，有点恐惧。他后来琢磨了几句诗，给我写了：“自识东西走南北，喝遍乡土万井水。处处有情处处爱，苦酿人间美中美。不觉艰险临高境，回首畅观浪花飞。天无尽期志未了，愿将心身化纸灰。五十生日录自题小像赠世宗”，下面还盖着他的大印。我对此极为满意。
我看浩然有一个草稿本，封面有“收获时节”几个大字，贴一张白纸，上面是他“开笔的话”：
“今天是我五十岁生日，开笔写这部自传体的小说。
“它是‘自传’，又是‘小说’。
“我想通过它，把我五十年走过的一些人生脚印老老实实地描摹下来，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听凭公正的评判。
“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分段地写，尽可能每段都能独立成书。它的总书名叫“乐土”，以段为书，各有别名。所以读者可以从‘之一’看下去，也可任意选读其中……”
他说写到这里没有完。
1982年3月26日
上午与王中才到协和医院看袁鹰，医院不让探望。
